张丹丹挨骂不冤枉

甲申1644年三月十九、西历四月二十五日，李自成军攻陷北京城，内城五门同时洞开，崇祯帝上了煤山。国难之际，忠臣士大夫纷纷殉节。施邦耀因城破道路拥堵，无法返家，入民房自缢，平民怕被殃及，将其解开，换了一家，再入再解，叹曰：忠臣难做。

言归正传。北大张丹丹教授她的“灵活”时间里，上了一档对谈节目，放言：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因为有了自由，他们社保弱是理所应当。高见一出，有为她辩护的，主要还是痛骂她的，“何不食肉糜”算轻的，这女的基本实现了千夫所指。

为张丹丹辩护是困难的。一种方法是提醒全面看待张氏研究，说她也有呼吁完善骑手社保之类的，但张教授在这方面的主张并非“真福利”；二是提请骂者注意理性，与茅于轼当年倡导廉租房不盖厕所相提并论，倡言把情绪从讨论中剔除。

在我们的语境中，讨论福利是相当奢侈的，不仅缺乏福利国家或福利社会的制度背景、实践经验，也受到城乡二元对立的历史、体制二元解离的现实掣肘。在这种特别国情下，指认灵活就业的“灵活”“自由”是福利，此种暴论不只是在扭曲现实，也是在扭曲意识。

灵活就业的人口多达两三亿，其构成多为青壮年国民，且有更加年轻化、知识化的趋势。按照张丹丹自己的结论，这些人都属于失业率的统计口径。有时是失业人口，有时是灵活就业，这本身已是语言腐败了，而福利说加重了此种语言腐败。

虽然不必把失业问题或零工经济限定在福利的范畴讨论，但张丹丹教授这番惊人语，显示在体制内智囊专家那里，似乎试图对规模庞大的准失业现象进行政策美化。而在不久之前，这些劳动者还被平台定义为新蓝领工人，说明专家也在劫掠语义。

有人说，张丹丹说那番话的前提是“劳动经济学的角度”，用边角料似的语境找补，并不能替她圆场。正常人都知道，困在系统中的骑手，是没有自由可言的，上线之后就是被算法驱使的计时工具人，下线就是无保障之人，手停口停何谈福利？

西方国家的福利是指从摇篮到坟墓的兜底（近况当然也复杂），可对打零工的人来说，社保要自己挣，养老前景一样堪忧，这无论如何谈不上张丹丹所说的福利。哪怕从劳动哲学的角度附和张氏所谓“福利”，可惜外卖小扮不能像她那样“灵活”到节目中“就业”。

张丹丹用朝九晚五的固定工作来做比，更流于街谈巷议的鄙陋。当代大学生将考公考编比作上岸之选，足可见人们不傻，都清楚真正的福利宝贝在哪里。作为已经在岸上高地的张教授，笑谈之间俯视众生，纵论新式福利观，观感相当凉薄，挨骂真不冤枉。

谈到福利，就会谈钱从哪里出，分配如何如何，张丹丹也说到平台如何设定社保梯度缴纳规则等等，也只是涉及福利社会的皮毛。可痛骂张丹丹的人都清楚，在大的现实国情下，由分配机制造成的福利格局不是贫富的问题，而是贵贱的差别。

一个公务员可以拿到上万元的退休金，一个60岁以上的农民每月领取两三百块的养老金，哪一种算是福利？哪一种人算是享受了福利？而处在财政供养人口与农村人口之外的灵活就业人口，始终没被合适照顾，说他们已经被福利了，开这玩笑得多冷酷才行？

真正的福利一定是均等化、全民共享的，而不是先把人分出三六九等，再搞分配上的差别化与人群歧视。我国的所谓福利对有些人是救济，对有些人是待遇，这完全不是一回事。可张丹丹把内卷之人的喘息之机说成福利，她真能替穷人说话？

张丹丹以为所有人都在骂她，可实际上人们不过借她的出格言论一用，对标的是福利的匮乏与不公。对福利的国家主义或社会主义路径之争，张丹丹本大有可为，可她选择了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偏偏鼓吹“公民是自身福利的第一责任人”这条断头路。

失业压力日复一日，个体出现各种应激反应也是可以想象，但像张教授这样的体制内学者，套用福利话术粉饰体制外危机的，实属创意满满。“灵活就业是福利”“996是福报”，各种权力资本家及其代言人的社达宣言到处都是，回骂无损他们分毫，张教授也不必怕。

真有福利制度降临的那天，闲暇才称得上是福利——就像东北退休人员在三亚晒太阳，体制内老头老太组成模特队，以曼妙步伐施施然炫耀在公园。当闲暇这份大福利已经在部分高阶人群实现时，灵活就业的到底缺什么，大抵是清楚的。

西方国家为难的是支撑福利的钱从哪里来，而本国的弊端在于分配权对福利的异化。决定分配的恰恰是福利最为优渥的那群人，决策团体有轮替，可这份自我庇护式福利却被保存下来。灵活就业显示峻峭的新现实，张丹丹却遥指海市蜃楼为美梦，能不招人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