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清德的现金提案需要先在台湾立法院表决通过。

台湾总统赖清德宣布，明年中央政府总预算将增列2357亿元新台币，普发每人新台币1万元现金（314美元；2110人民币）。

此案有待立法院表决，若掌握国会多数的在野党投赞成票，预计最快今年底通过，明年农历新年前后发钱，并成为台湾政府自2023年以来第三次直接全民发钱。

赖清德这次以“AI红利，全民共享”为口号。彭博社报道，其“底气”在于台湾受惠全球AI热潮、半导体与供应链优势，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上看11.05%，有望创39年新高。

但同一时间，普发现金的政治性更浓厚。在野党批评执政民进党“双重标准”——去年蓝白阵营提出普发被绿营形妊酞“钱坑”，如今自己发钱却包装成“红利”。

随着11月台湾地方选举逼近，这笔钱是真正的成果共享，还是政治攻防？

“AI红利”与“K型经济”

台湾股市近期破纪录创四万点，经济成长上半年达14.15%，是半世纪以来同期最强。

赖清德周一（8月17日）表示，这次普发现金不是特别预算或举债，而是在台湾AI半导体赚钱，政府在“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前提下“把经济成长果实直接分给人民”。

他承认，台湾整体经济蓬勃，但存在所得差距的问题，政府不能只看平均数字，更要照顾“平均数字以下的人民”，相信普发现金对后者有帮助，他并强调此案不会排挤其他施政。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马志昂（Nick Marro）向BBC中文分析，台湾科技业出口强劲，但其他数据并未同步反映这股动能，非科技出口的成长相对持平。“而经通膨调整后的季度薪资成长——尤其是服务业——自 2025 年以来实际上还出现软化。”

“台湾市场逐渐意识到，K型经济越来越严峻，这也与我们在其他市场看到的政策发展相互呼应。”

K型经济（K-shaped Economy）指总体经济在成长或复苏时，不同产业、企业或社会阶层的发展轨迹出现“分化”情况。如同字母“K”两分支，一端持续向上攀升，另一端则持续向下。

马志昂认为，赖清德政府正视AI热潮所造成的失衡，方向本身是正面的，即使这项具体政策处方并不足以解决核心问题。他说，若要真正处理结构性或世代间的不平等问题，应着力于改善相对疲弱的薪资成长。

“全民现金发放只是边际性的政策工具。它们能带来短期购买力的提升，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台湾家庭或消费者所面对的深层问题。”

台湾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吴大任也向台媒指出，对月薪约3万元新台币的低所得家庭，1万元相当于多出三分之一月薪，具一定所得移转效果，在K型经济下弱势群体会特别有感。

但吴大任提醒，民众可能拿去支付既有开销或储蓄，而非新增消费。普发金额若过高，还可能排挤公共建设。

他建议，未来普发现金若常态化，应搭配排富条款或针对弱势加码，让资源利用更精准。

政治角力

回到政治层面，这次“普发一万”在台湾引爆舆论的激辩。

台湾东海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峻豪向BBC中文分析，有关提案“有浓厚的政治性”，但发现金能否换来选票，仍有许多疑问。

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赖清德能否掌握舆论，“让大家看到台湾这些年来的经济成果究竟是谁创造？谁可以主导分配？要看民进党有没有能力主导论述”。

长期研究台湾政治的日本学者小笠原欣幸也在个人脸书专业发文分析，传统政治学“经济好有利执政党”的铁律，在台湾无法套用，因为台湾人对经济的感受，被政党倾向切割严重，这是台湾执政者面临的特有政治难题。

在野党方面，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批评，“国民党提（普发现金）叫财政纪律，赖清德提就叫AI红利”。

台北市长蒋万安引用赖清德过去“买个菜钱就没了”的说法，呼吁加码“普发2万”，他并质疑民进党前后不一的态度。绿营回应指，台北市累计賸余超过577亿元，若真认为不够可自行加码，而非“出一张嘴”。

时代力量主席王婉谕则发文表达反对立场，她批评这是近四年内第三次普发现金，“每当政府税收超徵，所有政党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普发现金”，但其实更应该把这笔经费拿去盖社会住宅。

“（普发现金）这是最廉价，也最没有效益的政策选择。一次普发现金，就要花掉超过 2300 亿元，但钱发完了，台湾社会留下了什么？”

对此，经济学家马志昂向BBC中文指出，以超额财政收入普发现金的构想，在野党去年在防堵“大罢免”时曾提出，执政党当时反对，今年却自主提出，尽管不需动用特别预算，仍招致在野党抨击。

马志昂认为，执政党在地方选举前出招，其政治性不言可喻：“这正是民粹政策常带有政治表演成分的一个典型例子。”



不同政府发现金的原因及经济效果不一，共同辩论焦点围绕在财政可持续性、排富公平、对就业与消费的实际影响，

“当然会领，哪一次不领？”

台湾政党竞逐激烈，但从BBC中文接触到的民众，不分颜色、南北部的选民都表示会去领这笔钱——在一万元的真金白银面前，很少人说不。

在台北市，一名在高奢珠宝业工作的杨小姐兴奋地告诉记者，她更想领到蒋市长口中的的两万元普发。

“没有民众会不拿吧？”她说。

40多岁、从事教育工作的高雄市民江先生则说，如果这提案可以放到立法院的总预算审查，避免预算持续被在野党卡在立法院，他会支持普发。

他告诉BBC中文：“当然会领，哪一次不领？但领钱不代表我认为这是对的政策，就像租房补助一样，我不认为可以真正改善居住正义问题，但如果我要去外地工作租屋，我也会去申请租屋补助。”

江先生认为，普发一万不是好的政策，但是好的政治攻防。“如果民进党不提普发一万，蓝白也会提案，还会拿来当选举操作。”

另一位30岁、在彰化市的年轻医疗工作者庄先生向记者坦言，普发现金“似乎是大多数人最有感，但也最容易引起讨论的政策了”。

“但普发现金若成为国家政策的常态，这会让人很困惑，就很像是在告诉大家钱可以解决任何问题，进而可能造成误导。”

“不过我会去领啦，就把它当作政府的福利。而且这对一些辛苦的家庭可以是即时雨。”他告诉BBC。

普发现金并非台湾独有，亚洲各地都有类似政策。

澳门自2008年起每年实施“现金分享计划”，合资格永久性居民可领1万澳门元、非永久性居民6千元，至今已连续近20年；近年新增“全年居澳至少183日”条件，引发激辩。

香港在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推出多项纾困措施，包括一次性退税及电费补贴，被视为早期“派钱”概念的开端，真正大规模直接现金发放则是2011年给满18岁的永久居民人港币6,000元的“派钱六千”。新冠疫情期间（2021-2022年）则改以电子消费券形式多次发放。

新加坡不定期推出“成长红利”（Growth Dividends），把财政盈余以现金回馈鲍民，金额依收入与房屋价值分级，低所得者领较多，属于“有限度普惠＋累进”设计。伊朗在2010年取消能源与面包补贴后，改为几乎全民发放现金补贴（初期约每月40–45美元），规模庞大，被视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全国性现金移转之一。

过去，韩国也因半导体红利或振兴内需推出过消费券政策。今年也并出现以超额税收发放“公民红利”的构想，但尚未成案。总统李在明表示，基本收入可以是多项实用政策的选项之一。

可以看见，不同政府发现金的原因及经济效果不一，共同辩论焦点围绕在财政可持续性、排富公平、对就业与消费的实际影响，以及是否沦为政治工具。



台湾AI半导体行业畅旺，带动经济成长，但背后也有贫富差距，薪资成长相对缓慢的老问题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