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同志走了，我很怀念他。

其实说起来，朱同志负责反腐败和抓经济的时候我还是个乡村少年，对于反腐败、三角债、下岗这些大词还完全没概念，并不知道反腐和反腐的区别，并不了解三角债之后的经济命脉，更不懂得做出改制下岗的决定需要怎样的政治勇气。

我在10岁的年纪就记住了这个名字，是因为“棺材”。这个名词我是有概念的，村里老人去世了，会有一口红漆的棺材，盖着一层层的毯子，在宗祠里停放好几天，最终归于黄土之下。大人会反复叮嘱，千万不要去碰，甚至连这个词都不能说。

但这个象征着凶险与死亡的词汇，居然从朱同志的嘴里说出来了，而且是九十九口加留给自己一口。在年幼的我对世界的浅薄认知里，这个级别出现在《新闻联播》前面几分钟的大人物，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词，更不会用这样的语气来讲话。

这一位，很不寻常，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也算是我对政治人物的第一印象。

然后就是九八年的大洪水，我的家乡湖北黄石也是灾区，我在街上亲身趟过齐腰深的积水，现在想来也真是命大。

记忆中，洪水持续的时间很长，电视里每天的新闻气氛都很紧张。朱同志和江同志没有等洪水退了再来视察，而是在抗洪形势最紧张的时候站到了大堤上，也和我们灾民一样站在风雨里、积水里。

听大人说，朱同志在大堤上怒骂“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特别解气。我没亲耳听到，但光听转述就大受震撼，原来，不止我们灾民想骂人啊。

这一位，有人味，是我对他的第二印象。

再后来，我成年了，上大学了，对政治运行和社会运行有了一些基础的了解，对政治人物都祛了魅，也了解了关于朱同志的很多争议。但相对来说，在我有所了解的政治人物里，他还是很不寻常的那一位，也是值得尊重的那一位。

但二十来岁的我，还远远不能体会朱同志的个人特质与施政风格的珍稀可贵之处。

再后来，我三十多岁了，在新闻媒体的见识多了一些，自己也尝试做了点事，创了个业，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了解除了来源于书本网络，也有了从实践中得来的第一手信息。最重要的是明白了两个道理：

第一，和别人不一样，是很难很危险的。

第二，要解决一些积重难返的问题，触动庞大群体的利益，触动庞大群体的观念，是极难、极危险的。

也由此，我对朱同志的评价随着自身阅历的加深也日益推高了。

今时今日，朱同志溘然长逝，真的住进了他给自己预备的那口棺材，我才猛然惊觉，自他之后，竟再无一人有此性情，再无一人有此赤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