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个为什么》为何被打成大毒草？

文革中谁敢与“红太阳”相比，就被批为攻击“伟大领袖”。（图片来源：C. Maher/Express/Getty Images）

说到科普丛书《十万个为什么》，很多中国人都不陌生，因为很多人小的时候看过部分或全部内容。其曾经火爆到什么程度？据大陆媒体报道，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该丛书业已超过一亿册。

而且，从其1959年问世，到1964年4月，《十万个为什么》就发行了584万册（73万套），其中还供应印尼华侨2万套。1964年，全国具有小学文化程度（包括小学文化）以上的人口有2.4亿，相当于每40个识字的中国人就有一册“为什么”。其中几个单册的销售量甚至超过《毛泽东选集》。

少年儿童出版社最早酝酿出版《十万个为什么》是在1959年。当时编辑们在学校进行调查时，发现学生们喜欢问“为什么”，因此决定着手编一套问答式的大型自然科学丛书。不过，《十万个为什么》的书名，并非少年儿童出版社首创，而是借用了苏联著名科普作家伊林（真名为伊利亚‧雅科甫列维奇‧马尔夏克）一本书的书名。

1961年4月至10月，《十万个为什么》出版了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农业和生理卫生五个分册，一上市就引起抢购热潮。1962年又出版了3本分册：地质矿物、动物和数学。8册一共收录问题1484个，总计100万字。

1964年到1965年，根据读者来信提到的问题，编辑室把丛书作了全面修订，《十万个为什么》第二版问世，审稿人包括李四光、竺可桢、华罗庚、茅以升、钱崇澍、苏步青等人。

1966年文革爆发后，《十万个为什么》被打成“大毒草”。一本小册子这样写道：“（该丛书）博得刘记黑司令部的干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尚昆、胡乔木、胡耀邦等的‘钦定’和‘赞赏’……胡耀邦踌躇满志，竭力吹捧《十万》……《解放日报》以头版地位发表了题为《培养孩子爱科学》的社论。众所周知，为一本书而发表社论的只有一九六零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而《十万》竟能与之并列，且声势更大……是可忍，孰不可忍！”

《十万个为什么》被迫重新修订，出了第三版。当时计划出23册，后因文革结束，最后两本没有出。在书籍极度匮乏的疯狂年代，《十万个为什么》“文革版”也出版发行了3700万册。修订后的第三版完全改成了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做指导来分析一切，并增加军事、体育等符合当时政治要求的分册，而且每个问题的回答都要首先引用毛语录和马恩著作。此外，黄皮封面上方则是工农兵高举红宝书，下方写着分册名称。

据撰写该书篇目最多的作家叶永烈回忆，《十万个为什么》被列为“大毒草”的原因十分滑稽可笑。比如说太阳为什么有个黑子，在当时就是影射“毛太阳”，“毛太阳”怎么会有黑子呢？这不是赤裸裸的诅咒吗？

比如中共杜撰的电影《白毛女》中，杨白劳是喝盐卤自杀，叶永烈在书中也以此作为引子；但文革期间，杨白劳变成了革命的杨白劳，就不能再喝盐卤了，因此，《十万个为什么》就是在诬蔑贫下中农……

《十万个为什么》编者的劫难

叶永烈与《十万个为什么》结缘，是其在北大上大二时。当时，他的父亲和哥哥都被打成了“右派”。为了完成学业并分担父母压力，他利用课余时间写科普散文赚取板费。由于他当时只有20岁，且从小就是苏联版《十万个为什么》的读者，因此以活泼的风格写的文章受到了编辑的青睐。于是，叶永烈不仅撰写了化学分册，还撰写了天文气象、生理卫生等分册。在1961年出版的5个分册共947个“为什么”中，叶永烈共写了326个。他也因此获得了可观的收入：1600多元。

不仅如此，叶永烈也从一个普通大学生一跃成为科普作家。1962年，叶永烈认识了年轻俄文教师杨惠芬。据说，他上门提亲时送的礼物就是一套《十万个为什么》。杨家对此颇为赞许。一年后，二人结婚。

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文革中《十万个为什么》被打成“大毒草”后，叶永烈也遭了殃。当时上海几十个造反派组织组成了“批判《十万个为什么》联络站”，而叶永烈作为“大毒草作者”和“文艺黑干将”亦首当其冲，不断被批判。其所在单位的造反派贴出大字报，标题是：《十万零一个为什么——质问叶永烈》。1967年，他被红卫兵抄家，其相片、信件、稿件被抄走不少。在“五七干校”度过3年后，又被下放去“深挖洞”——挖防空洞及做煤渣砖。后回上影工作。直至文革结束，叶永烈的生活才重新步入轨道，并在后来走上了纪实文学之路，成为“文革作家”。

而《十万个为什么》的丛书主编王国忠以及绝大多数工作人员，也都被下放劳改。1970年10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令上海14家出版社合并成一家，少儿社也在合并之列。

与叶永烈的生活在文革后发生彻底改变一样，《十万个为什么》在文革后又推出了第四个版本，否定了“文革”版本。1999年，第五版推出，增添了索引和资料。

结语

类似《十万个为什么》被批的荒诞的故事在文革中并不少见。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翻译过《呼啸山庄》等名著的南京翻译家杨苡，曾在1959年为一组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一组宣扬从小要勤劳独立的儿童画小样配过儿歌，她因此在文革中被扣上了“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罪名而遭到批斗。原来她在一首儿歌中这样写道：“我和太阳来比赛，看看是谁起得快，拿起衣服穿身上，我比太阳起得快！”敢与“红太阳”相比，难道不是吃了熊心豹子胆？

显然，《十万个为什么》等以及编者在那个荒诞岁月中的遭遇，让我们清晰的认识到，避免重蹈覆辙的唯一途径就是彻底根除造成如此灾难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