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片：新任总理的朱镕基在中国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式后的记者会上讲话。(1998年3月19日)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2026年8月12日去世，终年98岁。朱镕基在担任中国总理期间力推中国的经济改革，并主导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最后阶段的谈判，特别是与美国的谈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美国以及全世界都意义重大。中国更紧密地融入到了全球经济体系中，并在2010年跃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也为数年后，美中之间围绕中国是否兑现了其入世承诺而引发的一系列贸易争端和持续到今天的贸易战埋下了伏笔。

1999年4月，朱镕基以中国总理身份访问美国，他的最重要目标就是与美方完成中国入世谈判并签署双边协议。但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当时迫于美国国会和各方压力没有与他达成协议，成为中国长达15年的入关/入世谈判中最引人注目的插曲。

曾在1998年至2000年担任负责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特别助理及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的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参与了朱镕基的那次访问，并与他有过直接接触。

李侃如是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在退休前担任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他是美国主张与中国接触的学者之一。李侃如2023年1月接受美国之音(VOA)专访时谈论了他对朱镕基的印象，特别是他1999年4月的那次“不成功”访美。

李侃如认为，朱镕基是中共少有的懂得如何与西方打交道的领导人之一，他幽默、坦诚、审时度势，在推动中国与美国的入世谈判中扮演了最关键的角色。

李侃如说，朱镕基才华横溢，是一位卓越的领导人，但他知道如何与他的上司江泽民共事。他认为，朱镕基也推动了中国国内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但这导致了腐败滋生、国有资产流失和大批职工下岗，这使他受到很多批评。李侃如还认为，朱镕基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初衷并非是颠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而是维护中共执政的合法性。

以下是本次专访的主要内容：

VOA：您对朱镕基的总体印象是什么？

李侃如：我的总体印象是，他是或者说曾经是我见过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领导人之一，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一个真正非凡的人。他工作努力，才华横溢。他对中国会向何处发展有一个愿景。他是一个对下属是非常非常严厉的监工。我认识他的一些下属，他们对朱镕基一致的一个评价是，为他效力是多么的荣幸，而当他生气时，他们又是多么的害怕。他有着高标准。我认为，他也是一位精明的政治人物。他知道他能推到什么地方，知道他什么时候不得不做，如果他能拍板的话，我认为会做成更多的事情。他知道怎么与人共事，特别是与江泽民。我认为他对中国有着重大的影响。但他并没有做成他想要做到的所有事情。他所尝试的一些事情后来在他下台后被废除了。他也是一位给人深刻印象的绅士。我有幸在不同场合与他会面。我绝对算不上是他的私下朋友，但在我有幸与他私下和公开的交谈中，我对他的印象总是非常深刻。

VOA：您能否分享一两个您与朱镕基共事的小笔事？

李侃如：我想讲两个故事，都是出自1999年4月朱总理的那次访美之行。那次访问并不成功，美中未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签署双边协议，对朱镕基是个巨大的打击。他回到中国后，我们非常专注于为达成一份成功的协议而重启谈判。我认为，我个人的评估是，由于那次访问失败，朱总理在北京失去了很多政治资本。我接下来还会讲到这个，让我姑且这么说。

几个月后，朱镕基同意与时任美国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恢复中国入世谈判。我陪同萨默斯财长前往中国。我们飞赴太原与朱总理见面。他在那里主持“西部大开发”项目，但花很多时间与我们会晤。我们与朱镕基坐下来，我们的代表团有八个人，六到八个人，不是很大，是一个跨部委的代表团。



据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回忆，这张照片是他陪同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前往中国太原与朱镕基见面，讨论美中恢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时拍下的。(照片由李侃如提供)

朱镕基总理也率领了一个人数相似的代表团。他与萨默斯财长坐下来后，非常坦诚地列出了他由于4月份访美失败而面临的问题，他由于失去了一些灵活度，无法简单地恢复谈判。他想非常坦率地告诉萨默斯他需要什么，以便能够提出恢复谈判的理由，并努力使谈判取得圆满结果。他比较详细地提出了三个条件，我们与他进行了讨论。很明显，他对这三个条件中的每一个都是绝对认真的，而且每一个条件，坦率地说，都是有道理的。

就我的经验来看，这对中国官员来说是不寻常的，特别是在那些年里。我们坐在会议桌前，有时在与中国最高级别领导人的会议上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这里，看到一位领导人坐在那里说，‘我去了华盛顿，我是带着诚意去的，我知道我们还有一些问题，我以为我们可以解决它们，但你们没有让我这样做。所以那次访问失败了，那次访问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这是我重返谈判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我希望看到它成功，但在这之前我无法重启谈判。’我只是在转述，用了美国的术语，但这的确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坦率。我记得那天晚上，萨默斯部长直接给克林顿总统去了一封信，阐述了这些条件，并要求允许原则上同意这些条件。我们也这么做了。不久后，谈判恢复，但我们仍然需要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碰头。会晤是在新西兰举行的，江泽民和克林顿总统以及其他亚洲国家领导人都也出席了那次会晤。

第二个故事也是发生在那次中国之行。一次午餐后，朱镕基把我拉到一边，我们坐在沙发上聊了起来。当时他问我，到底需要什么才能让美国真正相信中国，因为他的感觉是，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我们可以相互打交道的地步，我们还可以做更多。但彼此缺乏根本的互信。我由此思考，很坦诚地说，我在冷战下的美国长大，我觉得美国人永远不会相信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层。我很坦诚地向他们讲了这些，我记得那是1999年，或者是2000年刚刚过，我说，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很多，你可以合理地称之为中国社会民主工党或者诸如此类的，改个名字，这仍然忠实于你想做的事情和中共正在做的事情。我认为，如果改个名字，那会有很大帮助，并消除美中之间的信任问题。他看着我说，这是很有意思的想法，但我们当然不能那样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的品牌，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品牌。那种对话是我们在中国不可能有的，但你可以和朱镕基总理进行那样的对话。

VOA：朱镕基毫无疑问是主导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人批评朱镕基，说他当时只是为了让中国入世而向美国做了虚假的承诺，而无意让中国真正兑现这些承诺。您怎么看在与美国谈判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对朱镕基的这些批评之声？

李侃如：我认为，--再次要说--当然这是基于我所了解的，是我个人根据所掌握的信息的评估。当时我的理解是，我们的谈判，特别是在双边关于中国入世协议最后一年的谈判中，中国和美国之间仍有非常、非常艰难的谈判。中方很少有人知道这些谈判的内容，大多数内阁成员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谈判将继续进行，但他们不知道正在决定的细节，以及中方要作出哪些让步，在各种问题上的结果是什么。朱镕基是监督这些谈判的人物，我认为他相当密切地监督了这些谈判。他并不直接参与与美国的谈判，那是比他低一个层级的官员进行的。但显然是他在大量问题上做出决定，决定中国可以走多远，以及中国会要求什么回报。这绝不是简单地由美国提出要求。谈判是双向的，对双方都很艰难。我也很清楚，后来在一些会议上也显示，朱镕基必须得到江泽民的首肯才能最终答应任何事情。但我的感觉是，江泽民对细节的掌握远不及朱镕基的水平。他非常坚韧，他谈判达成的协议影响深远，对中国提出了各项改革、关税政策改革等各类事项上的重大要求，但也要求我们取消当时对中国的所谓最惠国待遇的年度审计以及一系列其他措施。因此，我们也在很多事情上做出了让步。

朱总理1999年4月来到华盛顿，希望能将协议签署，但我们未能达成，未能敲定最后几个细节。坦率地说，我把这归咎于华盛顿的政治，而不是归咎于朱镕基准备做什么。他已经准备好签字。有美方的官员，在克林顿总统和其他任何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将整个协议的内容发布在白宫网站上。中方有人迅速阅读了该协议，或者说阅读了其中他们感兴趣的部分，并在得知朱镕基总理同意了那么多条件后大为吃惊。因此，那次谈判失败了，但立即变得很清楚的是，中国很多非常重要的人物根本不知道朱镕基已经同意了一系列的决定，而这本该是严格保密的，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影响到了他们的责任领域。

所以，那些掌管各部委的部长们就了解到了这些，看了白宫网站上的内容。我认为，这让朱镕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为不仅是协议没达成，他提出的条件也被曝光了。我认为，最终中国仍然要为加入世贸组织付出很多。美中的双边入世协议构成了中国整个入世协议的95%。当时中国的体制在那个时候与世贸组织所体现的各种国际规范和规则相距甚远，中国必须要进行重大改革。

我觉得，朱镕基总理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可以兑现几乎所有的承诺。但是，一旦他卸任，特别是我认为在2005和2006年之后，中国的政治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使该协议中的部分内妊剔法落实。中国从未拒绝落实，他们只是不去实施，而其中一些是相当重要的部分。所以我认为后来它开始瓦解了。我自己的感觉是，如果能有像朱镕基这样的人，如果有类似的人才继任，这些改变是可以实现的。

这确实艰难，但当你想到从毛泽东去世到朱镕基卸任总理这段时期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些改变是惊人的。还有一些事情是这些改变的延伸，以继续能够让中国更多地融入全球体系，从全球体系中受益，并对其产生影响。因此，其中一些(入世承诺)得到了落实，一些没有。我认为你不能说那些批评是不公平的，因为说到底，其中一些承诺的确没有兑现。但假如有不一样的领导层，我的感觉是它们可能会被落实。因此，我不认为那是过度承诺，它确实是雄心勃勃的，但也是必要的。坦率地说，我认为如果它们都得到落实，中国的今天会更好。

VOA：朱镕基在中国国内被看作是一位走市场化道路的改革者，他任内推行了很多艰难的改革措施，但最主要的当属对中国国企的改革，导致了大约4000万人下岗。他也因此遭到了很多非议，说他是背离了社会主义路线。您怎么看朱镕基在推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发挥的作用？他到底是一个真正的改革者，还是一个共产党人？

李侃如：我认为，对于他来说，不存在矛盾，如果你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你必须采取必要的改革，使这个党不仅能够提高生活水平，改善中国几乎所有人民的机会，而且让社会更加稳定，以便减少这种大幅度疯狂的波动，一会儿是高通胀，一会儿又是几乎要陷入衰退。他希望在这点上更具一致性。我的感觉是采取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他想利用市场纪律来使公共和私营企业更有效率，从而更可持续。而且我认为，他觉得他可以充分地扩大私营部门，让许多在国企改革中下岗的人最终能够在私营部门找到工作。转型过程中的确会有一些痛苦，这是肯定的，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重大的改革总是会产生一些赢家和一些输家。

但他对什么是可持续的、你必须做什么才能长期成功有着强烈的看法。他没有把它总结为一个口号，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是其他什么的。他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思想家，而是一个实用主义思想家。但我从未看到他试图削弱中国共产党。我也不认为他曾试图完全消灭国有企业，他只是想让国企变得更有活力。你知道，在当时它们被债务所累，对自己的内部财务状况完全没有概念，无论是盈利还是亏损还是什么，很难弄清楚。因此，他试图让国企成为一个可以存活的企业，用我们的话来说，他愿意咬紧牙关，采取强硬立场，以实现这一目标。

VOA：您认为朱镕基担任总理期间在美中关系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李侃如：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认为朱镕基在美中关系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在两个方面做到了这一点。一个是在某种意义上，就像他的一位前任周恩来那样，他具备那种与外国人交谈的能力。他懂得如何幽默，如何谦虚，如何强硬。他认识到，美国人喜欢坦诚，用一个礼貌的术语来说，我们有时非常直率，非常直接。我记得当他和一个市长团来美国访问时--这是在他担任总理之前，作为当时的上海市长--我相信同时也是市委书记，他在美国各地考察--他参加了美国的一档新闻节目《PBS新闻一小时》(PBS News Hour)，我记得当时是叫《麦克尼尔/莱勒报道》(The MacNeil/Lehrer Report)，他愿意在这个全国电视直播的栏目中回答不预先知道的问题。

他与各种各样的团体交谈。他提了很好的问题，并与观众互动。这不是一场必于意识形态的讨论，而是一个关于事情如何运作的讨论。他非常坦诚地解释了他对中国如何运作以及中国需要什么和中国能做什么的看法。那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印象。我知道，很多人在他访问的沿途与他会面或听他讲话，他通过这种方式与美国各界交流。我记得当时我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 China Relations)成员兼董事会成员，因此，虽然我没有机会在他的那次访问中见到他，但我从那些直接接触过他的人那里听到了很多积极的评价。天哪，这是一个你可以真正与之交谈的人。

不仅是他对中国的愿景，中国需要做什么，如何从这里到那里，中国必须要与美国完成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这些，所有这些他都知道。但除此之外，他是一个可以沟通的人，并且让你感觉到你没有浪费很多时间，你认识了一个人，你对这个人有所了解，他也对你有所了解，你们可以继续前行，或者至少你知道为什么前行的路会非常非常艰难。



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在北京会见由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萨缪尔·伯格(Samuel Berger)率领的一个美国高级官员代表团。在李侃如提供的这张照片中，朱镕基与他握手。站在李侃如左侧的是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Joseph Prueher)。李侃如说，那次出访的目的是安抚北京当局对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陈水扁赢得那年台湾总统大选后的焦虑不安。(2000年3月)

我认为无论是在风格方面，他的可亲性，还是在实质方面，他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愿景，他在中国国内的能力，把握好不要比邓小平和后来的江泽民更冒头。这对朱镕基来说是关键。他显然与江泽民合作得很好。他们两人私下里是否有严重的摩擦我并不知道，但外界来看，这并不明显。在像中国入世的事情上，的确需要朱对细节的关注和他对经济、贸易和金融等方面的理解，以及江的政治权威，的确需要他们两人保持一致。而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VOA：您认为朱镕基给中国留下的最大政治遗产是什么？

李侃如：对于所有关于世贸组织的各种分歧，特别是在过去的10年，当然在那之前也有很多摩擦，但特别是在过去10年中，直到现在，美国目前的许多政治人物说，美国从来不应该签署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我非常不赞同这一点，但尽管现在这几乎已经有了一个负面的含义，我认为，由于中国签署了世贸组织协议，中国事实上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公务员招聘、监管环境以及很多在司法制度方面的。这是一系列的改革，在我看来，虽然他们没有做到应当做的所有事情，但的确作出了一系列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改变。尽管在那之后，中国的政治发生了负面的变化，且越来越负面，但我认为这些改革在当时起到了作用，并促成了后来的发展。总的来说，中国在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等方面有一个相当好的记录。

我认为朱镕基对中国的增长和那些改革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他想做的很多事情，有些他做到了，但也有很多后来被软化甚至被逆转。但即便是邓小平的许多改革举措也是如此，邓小平的一些改革后来被一直保持和贯彻，但也有一些很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改变了。所以政治就是这样。我不能要求朱镕基对他退出政坛后发生的事情负责。但是在他从政期间，我认为他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