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恐怖视频，看的我比贾冰还后怕

还好，这一次，贾冰没说什么，

但下一次呢？

著名演员贾冰这两天倒了个小霉，他最近在成都一家川菜馆里和朋友吃饭的视频被翻了出来，视频里，他单手把一瓶啤酒旋到底，手里夹着烟，和朋友视频聊天，嘴里飚着脏话。

做他对面的不知什么“朋友”把这段视频录了下来，然后发在网上，试图再造一段“明星塌房”“酒后失态”的新闻爆点。

无奈网友这一次没买账，视频后面几万条评论，没有几个在说贾冰有啥不妥的，大部分人都在问：这是谁拍的？这是谁发的？贾冰怎么交了这么一个背刺朋友的“朋友”？

最高赞评论是：兄弟把你放在心里，你把兄弟放在网上。

实事求是的讲，我觉得贾冰这次是幸运的，他得益于两点：

第一，是贾冰本来就是喜剧演员出身，不是需要硬凹人设的长腿欧巴或者小鲜肉，丢丑卖笑对喜剧演员来说杀伤力没有那么大。

第二，更重要的，就是贾冰在视频里只是爆了几句粗口，没说什么有的没的，试想，但凡视频中录得是另一段，比如贾冰在席间高谈阔论，说点什么涉及男女对立男错女错？崖山以后有没有中国？希腊罗马历史是不是真的？当下经济形势如何？甚至对敏感历史、敏感人物的敏感观点……只要有这么一句，甚至一两个不合适的字儿，偷拍的那个人就得逞了。贾冰这会儿不是已经遭遇了封杀，就是在写无用的致歉声明，怕是没人再会纠结什么“兄弟把你放在心里，你把兄弟放在网上。”之类的道德问题。

所以一番推演下来，我们得到了一个令人尴尬而后怕的结论——那个偷拍陷害者，他没有得逞，不是因为他私德败坏、而是由于他抓点不够刁钻，技术不行。如果这人足够阴险一点，靠一条视频把贾冰弄得身败名裂，是完全有可能的。

还好，这一次告密者足够蠢。

还好，这一次贾冰没说什么。

但之前那几次，以及下一次呢？

美国电影《闻香识女人》里，盲人上校在面对学校威逼利诱学生告密时，曾义正言辞愤怒地控诉：这所学校正在亲手打造一个“告密者的小集团”。这是那个电影最核心、最动人的名场面。

但这部上世纪的美国电影，我们国人看起来会遇到一点小文化障碍。因为影片中男主角的同学恶意整蛊校长在前，校长为了惩罚这几个罪有应得的学生，才要求男主角把他目击的整蛊者说出来——在我们的文化看来，这其实不叫告密，这是正常的检举、揭发么。那几个学生就是做了错的事，男主角把他们供出来有什么不妥吗？

在西方（尤其是现代西方律法与世俗道德）的语境里，正义的边界首先由“公域”与“私域”划分。

校长的汽车被整蛊，这属于公共事务或校方私产，本该由公共权力（学校保卫科或警察）去调取证据、进行破案。而男主角查理只是一个恰好路过的“私人”，校长利用退学和前途去威逼利诱一个学生，逼他出卖同学，这在西方人眼中，是用公权力强行践踏私人之间的信任纽带。所以上校愤怒，是因为他看到公权力在用利益诱导人性走向堕落，在“定向培养”精致利己的告密者。

而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现实认知里，正义的边界往往由“是非对错”来划分，我们不在乎某件事到底是发生在公共领域还是私域。

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大公无私”、“大义灭亲”。只要事情本身是错的（学生整蛊校长），那么无论是谁、用什么手段把真相说出来，都具备天然的正当性，这叫“检举揭发”，甚至叫“见义勇为”。我们更习惯于用集体主义的、结果导向的正义，去覆盖掉程序上的、人际之间的私人隐秘。

我想起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我曾经和有几位互联网作家同行有过交往，有的自称是自由派，有的则极力打造自己“仗义行侠”的好汉人设。

后来这几位和我掰了交情，这倒没什么，文人么，观点不一样很正常。

但我惊奇的发现，这几位背刺时一个共同的习惯，就是把我和他们的聊天记录，甚至是我平时发的朋友圈，只要有存在掀翻我可能性的，都收集起来，集中贴出，试图暗示一点什么。有个还洋洋洒洒写几万字的文章，材料横跨好几年（也真的是折煞我了，难得他盯我盯了这么久）。

那个感觉，真的就跟对着酒后失态的贾冰阴恻恻的那个镜头是一模一样的——一个你认为是“朋友”的人，拿着黑洞洞的枪口在对着你，就等着有一天能治你于死地。

还好，我和那几位都交往不深，没说过什么真正能让他们抓到把柄的言论。

但这个事儿想来真的让人后怕，因为就跟酒桌上飙脏话、侃大山一样，朋友和朋友之间的私信聊天，大多数时候是没有那么多顾忌的，你脱离了特定的场景和语言环境，把某几句话放大出来，贴到公共领域，真的就能把对方搞得身败名裂。这几年，中国舆论圈里，类似的事情还少吗？

“他还自称自己是自由派呢，连公域和私域的边界都搞不清楚。把你跟他的私下聊天发到公域里，用心太险恶了。”我另一个朋友当时这么替我不平，我笑了笑没说话。

但从那以后，无论是微信聊天，甚至哪怕与读者线下见面，我都不得不留个心眼了，说什么都得收着，说的时候还忍不住的抱歉，觉得对方这么大老远跑来看我，我却只能聊一句收一句。

但没办法，你遇到的人里面，有这么几个道德败坏的老鼠屎，就是能坏了你与人为善的一锅粥。

但我相信，这样的遇人不淑，很多人其实都遇到过，我们就是在这样的际遇里学会了沉默、学会了“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的。

想起一个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的段子，说特殊年代的时候，安徽固镇县的一户普通人家里。母亲方忠谋某天在家中对个人崇把淌题发表了一些见解。16岁的儿子张红兵（本名张铁夫，为了表忠心改名红兵）听到后，极度恐惧和愤怒。他写了一封检举信，和父亲一起，深夜冒着雪走进了有关部门，举报了自己的母亲。

两个月后母亲被枪决了。

又过了许多年，特殊年代过去了，母亲被平反了。儿子张红兵陷入了长达几十年的痛苦和自我谴责。他曾在接受采访时痛哭：“我是一个背叛母亲的逆子，我的灵魂永远无法平复。”

但我看了许多他的忏悔和对此事的反思，发现这些忏悔和反思还是立足于这样一个逻辑之上的：他不应该举报母亲，只是因为母亲和他之间是骨肉至亲，组织再亲也不应该有母亲亲。或者母亲那话说的本来就是正确的，现在被平反了，他不应该和组织一起冤枉了母亲。

可是逻辑说了半天，其实还是孔夫子“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那一套，或者“好人不应该被冤枉”的说法。但假如我们换一种场景，假如张红兵告发的不是他母亲，而是他的同学或者同事，受害者被告发、打倒的罪名是一个至今没被平反的罪名。那这种告发就是对的吗？告发者是不是就可以不忏悔、不反思了。

好像确实是这样的，你看很多特殊年代走过来的老邻居、老同事，当初彼此检举过、告发过，事后也从没想起道个歉什么。大家心底里可能是这么想的：我有什么错？我们不过就是邻居、同事、朋友而已么！组织当年号召我检举揭发，我响应号召怎么了？“子为父隐，父为子隐”那一套咱俩论不上。

偷拍贾冰那伙计，估计也是这么想的——虽然在一个酒桌上吃饭，但咱俩论不上为你“隐”的关系。

但是我们还是拿《闻香识女人》里那个故事做个比较，男主角和整蛊校长的那几个学生，关系很亲近吗？算不上。盲眼上校支持他坚决不告密，理由是哥们义气、兄弟担当吗？不是。

上校说的是这么一个道理：无论对方是谁，和你关系如何，私域里的东西不能拿到公域里进行审判，因为一放过来，无论是什么东西，味道都彻底变了。

我们还是以特殊年代举例，当时的批斗会上，有的人实在找不到批斗点，就会动员他爱人或者男女朋友，把被批斗者写给对方的情书拿出来公开宣读。其实那年代的情书里，也多半没什么敏感的话语，但对批斗者的人格羞辱和形象毁灭效果依然是拉满的，为什么？

因为隐私权是一个人的社会性“细胞膜”，人在公域与私域里的行为模式一定存在区别和“渗透压差”的。一旦将这层细胞膜剥夺，无论“无不可以示于人”的人，都会面临社会性死亡。

米兰昆德拉说过：“把私生活变成公域的审判场，这是人类迈向极权最隐秘、也最迅速的一步。当一个人写给爱人的信被放在广场上宣读，被摧毁的不是政治，而是人性的尊严。”——我不知道捷克当年是不是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让昆德拉说的如此又切肤之痛。

所以我们要反思的，不是“这人是我的母亲”“这人是我的兄弟”“这人是我的朋友”“这人说的没错，我同意”，所以我不该告密。而是“这人与我陌路”“这人我心底里深深地嫉妒他，恨他比我有才，比我有名，比我挣得多”甚至“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我也不应把我们私下里的聊天，截图、录像，发到公域去。

如果你不同意上述观点，那你其实没有立场谴责那个偷拍贾冰的人，因为贾冰可能确实与他在同一个包厢里吃饭，但这人未必就把贾冰当朋友、当兄弟啊？

也许他早就为什么事情嫉恨着贾冰呢？

亦或者他就是有道德洁癖，觉得公众人物就是不应该酒后失态飙脏话，私下场合里也不能说？

那这个人难道就不值得被谴责了吗？

这个事情的本质，其实是我们怎么样看待私权和公权的关系：

假如我们承认个体私权的存在是公权成立的基础，社会必须先严格区分出一条“群己权界”，而后才能谈什么是正义，私权优先于公权。那么我们就应该认定一切把隐私场合的聊天、言论曝光到公共场合去做大批判，都属于不可容忍的告密行为。

反之，如果你的思维还停留在“大河满小河才满”的认知中，认为公权大于私权，那么你遇到嫉恨的人、不熟的人，听到他私域里说些什么你不同意的言论，你有权反手一个录像、截图、举报，曝光到公域上去，就是天经地义的正常操作。你和那个现在被全网声讨的偷拍贾冰的人，在行为逻辑上就没有任何区别，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说：“可怕的不是他们为了不赞成的观点而告密，可怕的是他们逐渐认为，告密是一种高尚的公民义务。当私下的耳语被当成公域的罪证，人与人之间就只剩下了伪装。”

社会想不陷入《1984》那样的人间地狱，首先做到的，就是不能饶恕任何一个把私下耳语拿来当公域罪证的告密者——无论他告密的东西是否踩中了你或者这个社会的敏感点。

还好，这一次，贾冰没说什么。

但下一次呢？

谁想活在一个和朋友哈酒撸串，还要留十八个心眼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