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报社的年轻人,他们去做什么了？

不少抱持着新闻理想而来，进入自己心仪的新闻单位的年轻记者，都在迅速逃离工作的机构或这个行业。他们所经历的，是新闻在中国的异化。新闻应有的社会服务功能，记者应有的公共服务的意义感和尊严，这些曾经的“新闻理想”的重要内容，他们从未体验过。



“他们这一届新人都不可用。”

新人们刚开完会离开，报社领导在下一场领导会议里说道，语气轻描淡写，被无意中听到。那时距离实习记者明杉“下站”（到记者站工作）只有一个月左右，他和同期的几位朋友聚在一起聊这件事，沮丧又困惑，一种莫名的预感浮现：我们迟早会离开报社的。

如今，事实表明“迟早”的定义不一，有人是两年，有人是六个月，有人是一天。

至少入职培训的时候还并不是这样。疫情后的第一个夏天，明杉通过了南方报业集团的校园招聘，开始了为期大半个月的培训，所有的校招生像学生时代一样分组上课、听讲座，培训结束后各奔东西，被调配到不同的地方分社。在讲座里，老记者、历任社长们轮番上阵，从二十年如一的理想主义讲到如今的主流媒体变革，一切听起来都那么顺理成章。这是南方报业的传统，哪怕离开报社好几年、培训的具体内容已经忘记，那种由培训建立而来的关于集体的美好滤镜，依旧投射在那段记忆之上。

只是，明杉很快意识到，“可用”从来不是将稿子采写得又快又好，“这是最基础的层面；更延伸的层面是，你能不能把自己抛出去谈合作，是不是足够的世故和八面玲珑。”

这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来说实在太难。他从未“八面玲珑”过，直到两年后离开报社，依旧没能谈成一单合作。

跟明杉一样，不少抱持着新闻理想而来，进入自己心仪的新闻单位的年轻记者，都在迅速逃离工作的机构或这个行业。他们所经历的，是新闻在中国的异化，尤其是在地方社会和基层，以及移动互联网与经济下行双重挑战之下，新闻寻租的日益常态化，或者新闻成为纯粹的外宣武器；流量逻辑和体制内特有的同工不同酬，更是让个人成为机器运转的耗材。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应有的社会服务功能，记者应有的公共服务的意义感和尊严，这些曾经的“新闻理想”的重要内容，他们从未体验过。

拉合作和“跑新闻”

“线口”，往往是新人记者们接触到的第一个概念，也就是记者负责报道的具体行业、部门和领域。试用期时，明杉被分配到南方日报的F分社，跟着资深记者一起做项目——准确来说，是完成线口购买的新闻服务中执行层面的工作，即采访和写作。在此期间，新人并不会被分配具体的线口，而是在一个相对模糊的地理范围内，完成前辈交待的工作。

其中一个项目，是一位资深记者与某街道谈成了为期一年50万元的新闻服务，涵盖近40篇稿子、若干条短视频和一个版面，由街道出钱，宣传当地营商环境与老牌制造业的转型成绩，相应地需要有人帮忙一起跑企业、写稿子，刚下站的明杉成为了执行主力。

遵照这样的模式，谈合作的记者能够拿到项目收入6%左右的经营分成，执行的记者则拿到对应的稿分（稿件量化考核的分值），一般为每篇5分左右的基础板分。如果阅读量破万或获评每周好稿，则会增算。

比起“做新闻”，明杉更愿意称这些工作为“跑新闻”——重要的是做好对应政府部门的服务，并从中得到经济回报。

“跑新闻的核心就是要服务好当地的政府，维护报社和政府的关系，这样政府就能够稳定地提供最及时的新闻，这是表面的目的。更重要的目的是，只有双方关系好了，对应的政府部门才更有可能去购买报社提供的新闻服务。”明杉总结道。

“服务”政府的方式有很多种，和明杉几乎同期入职的张克柔形容自己是“白天干报社的活，晚上干公务员的活。”她被分配到了一处刚成立不久的记者站，最常做的是负责当地政府部门外包给报社的融媒体工作，诸如公众号推送、各类活动的运营和统筹。在这里，日常采编后退，甚至没有自主报题的选项。

和她一样的年轻记者，偶尔会被拉去参加酒局，主要的任务是给政府官员敬白酒、要到对方的联系方式、并找到机会贿赂。这种“草莽”的状态，被张克柔理解为城市的文化惯性。“不需要面上的弯弯绕绕，不需要话术包装，直接拼酒。”每次酒局之前，报社领导会根据到场辟员的酒量、晋升阶段、爱好来提前安排记者们的座位。“比如‘这是G部门的xx，健身不喝酒，酒量不行的人就坐他旁边；这是Z部门的xx，他们部门最近在考核，我们不要给他塞东西或者倒酒’之类的。”

第一次贿赂的时候，报社领导交代她，要小心翼翼地问对方要车钥匙，再以什么样的方式、塞到哪个座位上。克柔非常紧张，不知道怎么开口、对方会怎么看她，“会不会觉得，你一个读书人居然说出这种话来？”但事实是，对方十分干脆地把钥匙给了她，没有多问一句话。



资料图片：为维护与线口良好的业务往来，新人记者参与酒局应酬是常有的事。（图_网络）

这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新闻。作为理科生的明杉，长久以来向往《南方人物周刊》式的报道，希望借助写作来关心自我和社会，只是亲身踏入报社后，他才发现，这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人设”——报社庞大体系里最容易被看见的表层。张克柔接受的学术训练，让她过往的访谈往往像剥洋葱一样层层深入，但如今她接触的工作，只有“攫取只言片语，把它们放在恰当的位置。”

如果把报业集团比喻成一个金字塔，越往下层，“新闻性”成为越不重要的东西。而明杉、克柔这样的地方站基层记者，构成了金字塔最庞大的地基。

在地基中坚守新闻性并非易事。疫情时期，入职南方某主流媒体的师扬坚持了一年多。几乎每个月，他都会至少做一期深度头版，主动寻找选题，将地方民生与时下的社会议题相结合，实地采访许多人。每次美工将设计好的客户端开屏海报发给他，他都会感受到一种做新闻最原始的成就感——就像学生时期在报社实习时，第一次参与调查、撰写微商传销案报道那样，“真的满足了我对新闻的想象，有那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感觉。”入职该媒体后，哪怕师扬在朋友圈写下再多操作稿件时的艰难，也难掩文字间的兴奋。

但他无法接受每周五雷打不动的评稿会。会议遵守着一套心照不宣的规则：合作稿不评；辈分高、资历老的记者不评；操作原创深度稿件最多、年龄最小的师扬，成为了会上唯一被重点评稿的对象。师扬承认，自己收到过好的建议，但绝大部分时候，都是那些他无法再具体回想起的情绪化评价。一篇讲述当地婚恋市场的稿件，被批评“你写这个有什么用？”师扬坐在湖边哭，他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被这样批评，难道全篇真实采访的稿件比别人抄材料、抄通稿差吗？”

事实上，分社领导曾表达过对师扬操作深度稿件的支持和欣赏，认为新人记者应当多锻炼，但底层逻辑是一种“既要又要”。几乎每次评稿会的最后一小时，领导都会大讲拉合作、搞经营。

当线口成为一种物质层面的潜在资源，便会带来一系列竞争与再分配，“踩到别人的线”是一件很冒犯的事情。但是，有一种微妙的状况被排除在外——“监督”报道。此处的监督不再为了监督公权力而存在，而是对线口施加压力、发展新“主顾”。“最主要的路径之一就是查钱。这个部门的钱从哪里来、它在报告里提到自己可能怎样使用了这些钱，能看出很多问题。”发现问题后，绝大多数情况下，会找到与该线口完全无关的另一位记者，挂名发布这篇报道，从而使该线口的部门负责人关注到报社。“你并不是真的想做监督、把关系搞得多差，只是想让对方理你。”

明杉向水瓶纪元部分展示了他入职后的每周评报记录。其中一周的“主要亮点”之一，是一位记者完成了一篇题材敏感的稿件，虽然最终未能刊发，“但采写过程也能对线口形成压力......会在绩效分配时予以倾斜”。

零零后阿尹毕业后曾在中国青年网（后简称“中青网”）做运营编辑，算得上身兼数职——活动策划、公众号编辑、视频制作、人物采写、修改新闻稿件等等，哪类工作最多看领导心情，工作位置变动也不会提前告知。当天早上收到通知，就要立马拎包离开，无缝衔接其他类型的工作。他们会与国有石油、当地医院等国企合作，年包新闻稿件，每年发够50篇或一定数目，就能拿到8000-20000元的“媒体推广”费用。对方会发来一些AI痕迹很重的工作日记、会议纪要等，他则需要改写为一份新闻通讯稿，回传给网站编辑。类似的工作不胜枚举，他每天都会有改稿的任务。

至少在此前两段央媒实习中，他还对采访抱有热情，参与的稿件后面都会有自己的名字。但正式入职后，阿尹不再拥有署名的权利，采写的稿子只能署名有记者证的领导的名字——后者还会获得对应的稿分或项目提成，阿尹则只能拿固定工资，甚至会因为周末没加班而被扣年终奖。当他意识到这一切之后，只觉得“没趣，这一点都没趣。”此后一年多的工作里，他都尽可能避免与采写有关的工作。

正式入职前，阿尹跟着同组的记者采访一位受到国家表彰的人物，那位记者提议两个人各写一篇初稿。他没有想到的是，该记者直接用AI将两篇稿子融合到了一起，开头是连续二三十个字组成的、臃肿堆叠的形容词。“我感觉它就是一个怪物，一半长着人的脸，一半长着机器的脸。”



资料图片：据2019年1月7日《深圳日报》报道，彼时腾讯机器人写作系统Dreamwriter的年均新闻写作实际发稿量已超过50万篇、8000万字。AI已成熟化投入新闻生产流程中。（图_CFP)

更出人意料的是，那篇稿子成为了所在部门第二篇“全网推”的稿件——意味着它能够获得中国网络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曝光。

他还记得部门写出第一篇全网推文章的人，一位年轻的女记者，在实习不久后就拿到了转正机会，其中一个原因是，她答应领导连续几个月无休，从此成为加班榜样被反复夸奖。

当媒体越来越像销售公司

从前的报社并非如此。1990年代中后期，传统媒体曾经历过一轮短暂的市场化繁荣。南方报社曾经是市场化改革成功典范，《南方都市报》和同城的《广州日报》常年在新闻出版总署晚报都市报营收排名榜首……而如今的报社，一方面在表面上已经完成了市场化改革、独立经营，另一方面在事实上又非常依赖政府和大型企业的付费。

然而，随着疫情后经济下行，地方财政压力加大，宣传系统相关经费也开始收缩。当报社长期依赖单一的政策性收入时，这种波动会迅速影响基层记者的业务和收入。与此同时，宣传资源也在重新分配。相比传统报社，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开始把预算投向短视频、KOL，传统媒体既失去了广告市场，也开始失去原本相对稳定的政策资源。

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媒体进入持续收缩状态。对于年轻记者而言，他们面对的已经不只是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而是一种长期、系统性的职业消耗。

明杉还在报社的时候，参加过“年度冲刺大会”——把分社的职员们请到度假酒店进行为期一天半的会议和团建。“做新闻并没有什么要‘冲刺’的东西，之所以用这个词，指的就是营收上的任务指标，或者还有没消化的合作。”

“消化”——师扬也使用了同样的词汇向水瓶纪元描述了这种合作模式，意即记者需要自己找选题来满足项目的数据需求。在客户端，不同地区的产品被整合成无限细分的频道，如果不点开首页右上角的“+”号，你或许永远不会发现它们。

每个频道，都意味着一种长期合作的状态——长期的新闻供给和长期的付费意愿，因此需要持续运营和维护。但受到地域和宣传定位的限制，许多频道到了后期已经失去了更新原创的能力，但为了满足KPI，新媒体编辑要每天随机找一条以上的相关新闻转发，多来自官方宣传公众号的推文。

“地方分社有一个讲得很多的词叫‘下沉’，明面上是报社要下沉到最底层，去做街道的新闻，做县城、乡镇的新闻，而另一个层面是，哪怕从最基层的地方也能收到钱。”明杉说。

每到一些时间节点，如某发展规划发布周年，分社会推出特刊对接招商事宜。“记者要去招商，问自己的线口要不要付费认领特刊里的一个版面。”而这些特刊会在重大会议或活动里，被送到高官或企业家的面前，得到高质量场合的曝光。

中青网的营收来源之一是高校合作项目。2019年,中青网并入《中国青年报》（后简称“中青报”），成为报社的新闻主网，面向青年传播。中青报长期通过中青校媒和高校合作，中青网则依托短视频平台“青蜂侠”，与各地高校建立合作基地，并附带一部分营收——“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来为学生授课、提供作品发表的渠道，少数高校会给实训课程一些费用，一学期2万元左右。



资料图片：2023年4月12日，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邀请《中国青年报》安徽记者站站长王磊为师生开展新闻宣传专题培训讲座。（图_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官网）

项目初衷之一意在培养新闻后备军，但执行却逐渐偏离于此。比如当合作高校的学生难以完成项目在产出数量上的要求时，其中一种解决方法是，直接将其他记者的视频修改署名后计入项目结项报告。事实上，大部分新闻作品是老师辅助学生完成，学生只完成了很少的一部分，比如拼接剪辑。授课记者们也会带学生去出外勤，但很多时候只是走个过场，学生即使写了稿子也大概率不会被采用，因为太慢来不及。

在部门会议里，领导大讲每一个账号的业务如何谈、现在取得了多少成果、粉丝涨了多少倍、有多少内容被官号转发等等——上述业务多由记者来谈。会议结束后，同事对阿尹说，把他（领导）当成一个销售就好了。

当媒体变得越来越像一个销售公司，就会涌现出一些奇怪的规定。明杉所在的分社规定记者在每个工作日都要转发三篇客户端推送，少转则会被扣稿分，有行政人员专门负责检查朋友圈。张克柔每天早上一睁眼就开始汇报工作、转发推送，但偶尔还是会忘记。她的领导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一回通报两回扣钱，我已经被扣了近千元。”罚款不是具体的数额，而是工资的百分比，下次再忘记转发，比例则会递增。

毕业后第三年，师扬前往西南某主流媒体担任记者，在这里他不必再操心合作，但流量要求近乎苛刻。其所在部门要求每篇稿件在客户端内浏览量必须在24小时内超过100，否则不算稿分——这个数字在不到一年后升至200，这对于细分条线的新闻来说并不容易。为了在规定时间内满足要求，他和身边的一些记者加入了老人买菜群聊，往往一个月要发几百块钱的红包，来换取群友的点击。

另一个真相是，流量越来越不值钱了。阿尹说，随着爆款越来越多，抖音、百家号、今日头条等平台流量分成逐年降低，记者编辑们的薪资待遇随之下降，许多人因此离职。于是在2024年后，他所在的分站开始实行周奖制度，视频制作质量高、数据好，就可能拿到一千余元的奖金。只是越往后推行，周奖的评价就越趋于主观和政治性。



资料图片：2023年11月，南方报业新闻稿提及，集团旗下移动产品矩阵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量超1.8亿，日活量超600万。稿件流量逐渐成为记者们的绩效考核硬指标。（图_南方+）

我在哪里：从人才库到影子记者

2025年10月，澎湃新闻资深记者钟越接到了来自中心主任的通知，根据要求，他在过去几个月的绩效被判定不达标，需要进入“人才库”。当时主任的说法是，人才库是一个暂时性的办法，“只是想让领导看到他们真的在处理冗余人员”，在绩效优化的压力下，基本每个部门都需要有人进入人才库。

什么是人才库？根据钟越出示的《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备用人员库管理暂行办法》（后简称《办法》），月度/年度考核不合格、岗位双选匹配失败、匝檀安排或不服从岗位调整的员工，会由部门领导提出入库申请，审批通过即生效，进入备用人员库（即人才库），考察期最长6个月。如在库考察期满仍未通过考核，则解除劳动关系。人事称，《办法》已经由党代会和职工大会表决通过，因此是通知而不是协议，无论员工是否签字都生效。

最初主任与钟越沟通时表示，进入人才库之后需要强行调离原岗位，但由于钟越所处的线口非常专精，很难调整工作内容，于是在实际情况中，他依旧接受原部门的管理和工作安排，在人事与他沟通时，他也明确表示拒绝调岗，将按照原岗位上班。

这样看来，工作内容和进入人才库前没有任何不同，但变化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医疗、交通、餐食补贴均被扣除。按照《办法》的说明，员工在库期间，公司按照员工社保缴纳地当年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基本生活补助，不参与公司职称评定、职务序列评定、年度考核及薪酬调整，同时不享受其他奖金及福利性补贴。

以往每月完成15个左右的项目（稿件等内容产出）时，他能收到七千元左右的工资，而入库后，他的产出量多了近一倍，依旧是这个数字。钟越询问中心主任后得知，入库期间员工薪资打六折，中心主任以为人力和他沟通过了，而人力以为中心主任会告诉他。“这样一种强烈的信息不对称，是必须要通过肉身的搏斗才能了解到的。”钟越感到很羞辱。

主任宽慰钟越，希望他能在考察期拿出好成绩，想办法说服公司自己是一个值得留下的人才。但怎样才算绩效达标，钟越并不清楚。他所在的部门一直以来都没有明确的KPI要求，长稿、快讯等产出的绩效换算的机制也是黑箱，钟越唯一清楚的就是“干得越多越好”。于是，抱着一种“为恨发电”的矛盾心态，钟越在人才库期间保持了相对高的产出，并在几个月后决定离职。

这一制度出台的大背景，是上海报业集团于2025年初推出的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首当其冲的是老三家”，《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三大报实现“三端合一”，共建、共享、共用全新的上观新闻客户端。“作为市场化变革先驱、当年率先从都市报转为全面线上媒体、打响APP变革第一炮的澎湃，自然也不能甘于落后，我们要拿出‘回应时代精神的能力’，我们要‘刀刃向内’‘勇于变革’，走入‘深水区’。”钟越一口气说道。

澎湃新闻新闻稿称，“这将是澎湃上线以来最深刻的一次改革”，具体到采编部门的考评，将“重塑采编考评体系，改进考核方式，向产生影响力的作品和优秀人才倾斜，拉开差距，加大激励，突出强化动态考核、分层级考核的特点，发挥好考核‘指挥棒’和‘度量衡’作用，持续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彼时就已经出现了人才库的说法，但部门主任告诉他们不必担心。

对待整场系统性变革，钟越认为重点并不是变，而是——表现出来在变。“这不是一个经济逻辑，而是政治逻辑。党媒就是在党的领导方向下，必须显示出自己在努力响应号召。这是一个糊弄学。”



资料图片：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随后，多家省级主流媒体先后启动系统性变革工作。（图_人民日报）

同工不同酬的方式是普遍的。与澎湃“刀刃向内”同年，阿尹开始用“影子记者”来形容自己。虽然与中青网的记者、编辑们做几乎相同的工作，但从人事关系上看，他挂靠在一个社会组织上——毕业后，临签试用合同时，他才被告知今年中青网没有多余名额。他想，只要签了合同，其实就等于入了中青的预备役，便入了职。前述部门领导实际管理着两个团队，分别是这个社会组织和中青网某部门，前者几乎等同于后者的“血包”，除了人事关系，双方的工作内容、同事、对接的甲方、以及对外声称的身份——记者，都高度重合。

实际上，如果将是否具备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布的记者证作为界定标准，阿尹了解到的中青网经营部门，只有四个人有记者证，挂靠在其他采编部门。严格来讲，这些记者和前述领导并不属于同一个部门、没有明确上下级关系，但在具体业务上，他们由该领导共同管理。

这带来的第一个差异是待遇。持证记者以外的十余位编辑，除了和持证记者的底薪不同外，他们在采编稿件里也没有署名权，更没有资格拿稿分或项目提成，前述待遇均被分配给持证记者。 第二个差异是名分。由于不在记者岗位，阿尹不能考记者证，领导曾以此为条件，希望将他调岗至边远省份，补偿是给他记者证。阿尹拒绝了。



资料图片：国家新闻出版署于2019年底发布通知，全国统一换发新闻记者证。据中国记协发布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截至2021年12月，全国共有194263名记者持有有效的新闻记者证。(图_新京报）

在南方日报社，同样有大量不具备官方采编资质的站聘采编人员，被称为采编助理。不同于集团直接聘用的校招生，采编助理往往通过社招与地方分社签订劳动合同，即“站聘”，但二者工作内容完全相同，但后者无法直接考取记者证，福利待遇也有差异。

比如，六个月的试用期里，在底薪之外，校招生有700个左右的稿分保底，一个稿分16块钱，因此校招生能相对稳定地拿到每月一万五左右的工资，新入职的采编助理则没有这一待遇。

只是，试用期之后则是另一种算法，一笔被称为“新绩效”的每月四千元薪资，在校招生的收入里变得愈加显眼。新绩效每个月固定发放，本质上是为了弥补实际薪资的缺口而提前发放的年终奖，如果记者在年内离职，甚至需要归还当年已经发放的部分。“如果你3月份离职的话，你就需要还给报社两个月的新绩效，也就是八千块。”这并不符合劳动法，但只有极少数人会为此向报社发起劳动仲裁。据明杉了解，只要争取，一般得到劳动仲裁部门支持的都会是记者。

在采编助理中，有很少一部分人拥有转为集团聘的上升通道。每年都设有考试，但筛选较严，F市常见的情况是只有1-2人转为集团聘。这时，社长往往会奖励这些员工在年终时参加整个南方日报的年会——站聘身份时，他们只能参加地方分社的年会。

“有点像是，恭喜你，终于加入我们了。”明杉说。

“打舆论仗的军队”

张闻海是一名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的编辑，隶属于新媒体编辑部门。不同于地方媒体的基层记者所承担的消耗，张闻海在CGTN感受到的是另一种虚无。部门领导经常使用军事化用词，譬如，新媒体编辑部要像一支“打舆论仗的军队”，同事之间要像“战友关系”。

这是一场怎样的仗？在一场内部学习会里，一位前央媒领导对CGTN职员解释道：国际宣传——这一CGTN的基本职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国际广播时期，宗主国对殖民地，以及二战和冷战期间对敌开展的外宣。他认为整个部门的作用从根本上说，与国家间的敌我对抗分不开。



资料图片：2016年12月31日于北京举行的CGTN开播仪式现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中）、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右）、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奇葆（左）出席仪式。（图_新华社）

通过对国外媒体的观察，张闻海能够感受到当地媒体，尤其是地方媒体提供的“服务性新闻”，与潜在读者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交通、天气、新政策。但入职CGTN后，他几乎感受不到新闻对读者的服务功能。“读者是一个被攻略、被统战的对象。”他特意提到了一个业务安排上的新变化——部门内特意分了一个组去做美、日的批评性报道，其中，今年一轮的批日的报道在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言论后开始推进，批美的报道则在爱泼斯坦案后形成一波高潮。

在CGTN的国外社媒账号上，会出现很多基于新造词的话题标签。在CGTN的X（前推特）账号上，多个账号力推的话题标签，如宣传两会的“#ChinaAgenda2026”（#中国议程2026），或是用于抨击日本对华政策的“#JapanProvocation”（#日本挑衅），基本只有中国官媒账号在使用。“一般来说流行词的用法是自下而上产生的潮流，先有讨论再有创造，但我们的推文反过来，先带词条，希望有人可以进行使用和传播，但实际上没什么人当回事。这种策略有很强的主导性，因为国内的社媒平台能够无条件地把传播重心——热搜、话题分配给中央媒体，所以同样的模式在外媒照搬，就会显得很尴尬。”

不同于舆论场上的针锋相对，编辑的工作就是按照排班监控选题、翻译和撰写稿件，以快讯和通讯稿为主。在监控选题的层面，几乎不存在任何创造性，虽然每周开会报题，但绝大多数内容发表并不会受制于它。“我们只是在不断地监视别家的一手消息。”这样的工作流里，张闻海想办法找到了一点空隙去提供原创性内容。虽然无需担心营收，但CGTN近期似乎也有了资金压力，最直接的影响是，需要出差的项目和策划更难被通过，差旅报销也十分严格。机票只能订特价票，出差前5-7天要提交所有纸质和数字的申请。在企业滴滴的平台，每个人每个月有700元的打车报销，但仅限早七点前和晚十一点后。在过去，白天外出采访时的打车费用可以在企业滴滴里申请，但这个权利于今年5月被收回。 但是，哪怕他很少有机会外出跑新闻或者拿到一手消息，他也会主动寻找一些相关的数据或者研究层面的行业信息。

具体的发稿流程包含四个步骤，当编辑报题通过、将稿件（英文）完成后，首先需要发给外籍专员，由他们对内容的语法和表达进行处理，然后提交到三审，包括事实核查和语言表达的核查；核查完毕后交给当日责编，最后由责编发出。

与这样谈不上高效的流程共存的，是部门对争夺国际突发短讯全球首发的鼓励——即便他们的信源很多都是二手信源。前线的突发新闻稿会以短讯的方式通过通讯社的端口提供给如CGTN这样的机构订阅者，通常略早于通讯社在自家网站上公布相关消息。“我们会拿路透社的信息，去和路透社比谁先把它发出来。”

让张闻海有些难以忍受的是，央媒引用消息源时的标注习惯比较差。这种问题在中文稿件中较为突出。比如，某条新闻是一家美国媒体的独家消息，一般体面的做法是在开头直接标明，消息来自美国某新闻社。但在央视的中文文章开头，往往是“总台记者了解到”，后接新闻，不写来源是什么。

在突发快讯外，CGTN也会做很多原创的时政稿件，除了发在CGTN相关平台，还有一个发稿渠道——网盟（网络广告联盟），也就是以付费的形式，将中国的政治宣传内容同步到外媒平台，如《联合早报》《金融时报》等，稿件会标注“这是一篇来自收费渠道的投稿”。据张闻海观察，网盟内容的广度呈现扩大化的趋势，从总书记思想政治观的个人宣传、逐渐推广到了整个中国的政绩成就、外交成就以及对他国的批评性报道。



CGTN网站主页的相关报道。（图_CGTN官网首页)

张闻海认为，他们所做的新闻报道都只是对CGTN品牌的包装。“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报道这些故事，而是为了让读者相信我们是专业的、具有国际公信力的新闻媒体。”但本质上是一个外宣平台，真正的目的则是让政治宣传、舆论斗争的内容，被读者更好地消费。

离开

前文中的每一位记者都离开了原本的单位，有人去了新的媒体，也有人彻底告别新闻业。他们的从业年限都不算长，如今依旧是意气风发、相信可能性的年轻人，不止一位在刚入职不久的某个瞬间，便意识到自己“迟早要离开这里”。

譬如张闻海。在报道国际新闻时，他感受到了许多微妙的限制，比如去年下半年的伊朗镇压事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报道镇压数字，直到伊朗官方发布，才能引用其单方面数据。限制之外，是对“中立”的偏移。在俄乌战争的相关报道中，当出现对俄罗斯不利的事实，最简单的选择就是不报道，当然也可以在该事实后故意加上不利于乌克兰的事实——尽管这些并不是有时效性的事实。张闻海曾经问过领导，当他作为新闻工作者和国际传播工作者的身份产生冲突时，哪一种价值判断更优先？领导回答，后者优先。

他离开的真正原因是对新闻工作最原始的追求——作为记者亲自获得一手信息，去采访和拍摄。但CGTN的编辑工作主要围绕编译展开，重新编辑通讯社的二手消息，已经算是比较有创造性的内容。

“我自己可能觉得唯一有创造性的内容，就是给文章配上合适的图片，因为新华社文章基本都不配图。”

当水瓶纪元问起在南方日报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明杉几乎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了两年，让我非常有成就感。”其实在试用期刚刚结束时，他就已经开始投简历、找下家了，因为他很难适应南方日报的工作强度和节奏。对于日报记者来说，日常生活会沉浸在高频次的沟通和对接中，非常多的临时工作会打破休息的底线。比如在最初的半年里，他的领导经常在周末的晚上十点，突然打半小时电话给他，交代他第二天要做的事情。

“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被叫出去，这种安全感的缺失会让你拒绝进入生活，拒绝去深度体验一种与工作无关的生活方式，哪怕只是看一场电影。”

张克柔有类似的感受，每天有接不完的琐碎工作，“今天这个企业要宣传，明天那个政府部门要宣传，你的脑子根本不会停下来去主动想一想，这个地方真的发生了什么。”

离职的导火索，是一场名义上由政府承办、报社协办的大型活动，但实际上张克柔需要一个人负责整个活动的统筹。包括所有物资采购流程的安排、场所预定、餐饮食宿、政府发函、人员招募、对接会议等工作，就算有同事搭伙，也依旧是“两个人干十个人的活”。除了活动统筹本身，她还负责活动的新闻采编，并联系外包团队拍摄和剪辑。在那半个月里，克柔的家人形容她“张嘴就吼，歇斯底里”，几乎不敢和她说话。

活动最后一天的收官典礼上，张克柔担任主持人。在后台，她的眼泪止不住下流，旁边一位公务员提醒她，她才意识到自己在哭。

她决定离开这里。收拾行李那天，她和帮忙搬家的工人聊天，第一次知道自己住的地方纺织工业发达，给全世界许多高端服装品牌做代工。她也和跳广场舞的阿姨聊天，聊她们年轻的时候从哪里迁移到了当地，怎样的契机让她们离开家乡打工，如今在这里做着怎样的工作，过着什么生活，是否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回到家乡。她喜欢真实地感受世界，用身体、情感体验，明白人们为什么这样活。

但在她短暂的记者生涯里，没有时间或空间容纳这样的体验。

离开中青网后，阿尹去了一家市场化媒体工作，在那里，他拥有自己的署名。过去，在中青网工作时的办公室非常压抑，暗色的墙包围着狭小的办公区。从头到尾走不了十步的空间，前后有两个摄像头，其中一个在领导的办公桌书架上，对着门外的工位。他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改完通稿后，就开始读其他媒体的深度报道。

“我真的不想把我的身和心都困在那个关了灯就一片漆黑的小房间里，困在那个破旧的体制内大楼里，我决心把当时从事的工作不当成生活的主线，我要把时间放到我觉得更有价值的地方，比如撰稿。我终于不再是别人的影子了，我可以写自己的名字了。”阿尹说。

曾经，当他在中青网里浏览文章，看到上面的署名，还会忍不住思考，这篇文章真正的作者是谁。如今已经没有这样的心情，他取必和屏蔽了全平台所有的账号。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