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桩“民国私奔案”，为何至今众说纷纭？

黄慧如产后血崩的报道也传到了鲁迅那里，他十分诧异，觉得这些报道格调不高，提起来多少有些嘲讽。

相形之下，女性的声音极为少见。“这才是比较奇特的地方，这么一个女性为中心的案例，女性的角色非常边缘化。”

▲ 老上海。（视觉中国/图）

“在这一充满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的故事中处处可以感知黄（慧如）的切肤之痛，读来不免黯然神伤。”何其亮在《情奔何处：一起未完成的民国私奔案》的后记中写道。他像其他历史学家一样，做研究时极少代入自身的情绪。所以这本书是独一无二的，历史学家的心绪被扰动，时时体会到主人公在1920年代末的挣扎与痛苦。

书名中所谓“民国私奔案”，是指1928年轰动上海、苏州甚至海外的黄慧如与陆根荣私奔事件，其在报纸上的显要程度甚至超过了蒋宋婚礼和中原大战之类的大事。茅盾起初把这件事写进《子夜》，吴老太爷进城已经受到惊吓，回过神想看看报纸，却被这样一桩奇事震惊到撒手人寰。情节没有保留，却足够说明这件事的影响之大。

何其亮捕捉到私奔事件的一大特质，即两位当事人与市民文化的互动。黄慧如与媒体的关系尤其耐人寻味，媒体设置议程，一厢情愿地塑造她的形象，她反过来有选择性地利用媒体报道，来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争取民意。但她又孤立无援，被民意和周遭的种种压力影响。

黄慧如是一位家境和教养都不错的年轻女性，1927年与豪门贝氏的婚约莫名其妙被取消，身心俱疲。1928年初她在痛苦中与年龄接近的男仆陆根荣产生感情，8月与其私奔至苏州，当时已经怀有身孕。黄家报警，陆根荣迅速被捕，当月下旬被吴县地方法院判处两年监禁。

苏州、上海两地媒体对此案极为热心。《民国日报》称黄慧如追求爱情、逃离封建家庭的报道鼓舞了她，所以她如是塑造自身形象，既是新女性又神似孟姜女，成功获得媒体和公众的支持。没想到苏州高院竟在首次上诉中给陆根荣加刑至四年，两人遂上诉至南京最高法院。

黄慧如从苏州迁往偏远的陆根荣老家吴塔，与陆家人一起居住，陆氏居然已婚。记者前往乡下报道，她的公众形象也发生转变。“《生活》周刊编辑评价黄慧如为一名心力交瘁、难以适应乡村生活的柔弱女性，还认为黄的一切悲剧根源在于家庭与社会。对此，黄感到心有戚戚焉。”

1929年1月，重返苏州，住进志华医院，3月生子。身处医院这段时间，她面对媒体、信件和访客的重重压力，做单亲母亲的信心再度动摇。《生活》周刊呼吁她重归家庭生活，又一次引发她的强烈共鸣。黄慧如分娩后与母亲返回上海。不久，传出她于3月21日去世的消息。她究竟是生是死，在1929年剩下的时间里引发了媒体的激烈辩论。尾声出现在1930年6月，陆根荣终于无罪开释，漫长的司法进程宣告终结。

事件轰动一时，又以离奇的方式消散于历史长河，文学艺术成为载体之一。何其亮计划2000年8月去美国读书，起初想研究京剧史。等签证的半年里，他时常去上海图书馆读书，才知道了《黄慧如与陆根荣》这出戏。

上海的京剧商业化程度高，观众喜欢什么便演什么，往往及时将社会事件编排进去，“图一乐呵就好”。无独有偶，何其亮陆续发现这桩私奔事件以沪剧、评弹、电影、小说等众多形式存在。

1990年代到2000年左右，上海史研究在美国学界相当繁荣。不少人认为移民只把上海视为工作地点，打工赚钱之后就离开，没有产生什么身份认同。所以何其亮希望在博士论文中书写两桩与身份认同有关的事件。第一桩涉及谋杀“从业者”，第二桩便是黄慧如私奔事件，以考察“五四”新女性的身份认同。

硬着头皮写完博士论文之后，他意识到“身份认同”这个概念很容易将个体限定，后来不再使用。他清楚黄慧如的认同是多样的，根本不是单面的“新女性”。

再往后何其亮研究评弹，采访过演出《黄慧如与陆根荣》的老先生，听他讲述评弹界的往事。他在这段研究中形成了对能动性的关注，黄慧如就是发挥了自身的能动性，敢于私奔和上法庭，还与媒体不断打交道，考虑到这些事发生在将近100年前，她的勇气更不得了。

1“差点没打起来”

1928年，国民政府局面相对稳定，开始革新法律，“五四”时期与性别相关的理念正好在这一年被纳入法律范畴。新刑法第一次将成年女性视为自然人，拥有法律权利。相较《大清律例》中女性是父亲、丈夫的附属品，这是翻天覆地的革命性变化，在中国历史上实属首次。

“1928年对于中国女性来说是一个元年。”何其亮说。他举例，同年实业家盛宣怀的第七女盛爱颐告状主张遗产继承权，为民国第一例女性继承权案件，男女平等的观念在法律层面得到了落实。

早几年，陆根荣被捕也不会有太大争议，而在1928年就与新修的法律条文相矛盾。不同层级的法官对法条的理解迥然不同，法官理解修法中的法治思想，而基层法院仍然以县太爷自居，反复拉锯造成审判过程旷日持久。吴县法官认定陆根荣为“和诱”，即在受害者同意下诱拐，苏州法官则升格为“略诱”，即通过武力或欺诈诱拐。黄陆两人均为二十多岁的成年人，两次判决都没有真正听取黄慧如的意见。

中国报纸当时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比较商业化，譬如《申报》和《新闻报》，销售稳定，不大热衷于报道私奔事件。另一种是背后有金主的派系报纸，譬如赫赫有名的《大公报》早年由皖系支持。1928年派系报纸难以为继，梁启超创办的君主立宪派报纸《时报》和进步党的《时事新报》都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报道私奔就格外用心，后来在黄慧如生死问题上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差点没打起来”。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五四”时期较为激进的观念在1920年代后期慢慢退潮，社会思潮趋于保守。邵力子曾旁听陆根荣庭审，声称没有必要美化黄陆的爱情。更不用说，“启蒙知识分子对性别关系与家庭的态度本质上是保守的”。到1930年代，“妇女回家”“新贤妻良母”等论调日渐抬头，“五四”时期倡导的“自由”“平等”等新观念受到压抑。

江苏吴县，旅业职业工会新生活运动业余服务团在阊门石路留影。图文无关。（视觉中国/图）

2历史蹊跷，但不能“脑补”

很多年过去，何其亮越来越熟悉两位主人公。

他觉得黄慧如很简单。这位富家小姐受过不错的教育，在女孩子上初中都很不容易的情况下读到高中，可惜大概未能毕业。她肯定接受了新思想，渴望好的婚姻，最大的痛苦是包办婚姻没有成功，后来才选择了私奔。

“她有坚强的一面，也有脆弱的一面。”何其亮认为黄慧如面对全社会施加的巨大压力，崩溃是人之常情，放到现在也难以为继，“她就是一个很真实的女性。”他一直觉得难写，就在于她的想法不停变化。现在看来，这才是正常人。

陆根荣也是一个普通人，从苏州常熟农村到上海打工，正好走进黄家，赶上黄慧如最痛苦、脆弱的状态。两个人也许真的产生了感情，很快就结合了。

虽说如此，但陆根荣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地方法官故意从严量刑，上诉、驳回、再审，媒体讥讽他癞蛤蟆已经吃了天鹅肉。但他与家人始终不认罪，坚决反抗。1928年8月他被判刑两年，在监牢里实际上待了差一个月就两年。基层法官的严惩目的已经达到。

当时的媒体没有讲出事件全貌，何其亮必须像侦探一般穿行于海量材料中，一点点寻找合乎逻辑的蛛丝马迹。

何其亮一开始想不明白，陆根荣为什么请得到著名律师宋明勋辩护。宋律师是社会名流，有文化，自学些法律就上庭辩护。司法建设任重道远，最初庭审的吴县已经算发达地区，但依然以县太爷的方式审案。

后来他才明白一点，各阶层人士都在关注这桩案件，陆根荣下不来台。他也憋着一口气，觉得自己是对的，律师也把条文看得很准。所以陆根荣请来著名律师，不断上诉。虽然从吴县地方法院到江苏高院再到最高法院距离不远，但漫长的司法程序耗尽了黄慧如从家里带出来的金钱。

退婚同样是未解之谜，当时的报纸与如今的公众号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说法，黄慧如的哥哥和祖母总是充当反派角色。但她原计划嫁入的苏州豪门贝家却鲜少受到质疑。社会黑幕小说《海上活地狱》传播毫无根据的小道消息，说黄陆两人有私情在先，贝家发现后才要求退婚。

黄慧如的父亲曾经担任北京电话局局长，已经去世，家庭温饱无虞但没什么势力。她家住上海赫德路，即今天的常德路，地段很好。媒体肆意造谣就罢了，电影剧组居然要把摄影棚架到黄家家门口，准备实地拍摄。在大街上拍电影，也是当时的上海特色。

媒体对黄慧如形象的塑造也存在谜团，他们写的报道甚至可能受到黄家的授意。《黄慧如自述》面世，还有上海四大小报之一《福尔摩斯》的记者山长水远跑去乡下采访，都出现在黄慧如的态度出现巨大改变的节点。事情蹊跷，但历史学毕竟不是“脑补”。

记者们各有出发点。苏州和上海的报纸想法不同，上海报纸之间也各有议程。这样还能留下不同的声音和形象。如果只有苏州报纸报道，黄慧如的声音可能早就消失了。《苏州明报》对陆根荣的敌意非常明显，审判尚未开始就言之凿凿地说他是坏人。黄慧如还是找到出口讲述自己的想法，那就是上海的《民国日报》。

何其亮猜测，大哥黄澄沧早就知道妹妹与陆根荣之间的私情，但没能阻止私奔。黄澄沧后来一直以黄家新闻发言人的形象出现，宣布黄慧如去世、辟谣黄慧如在世传闻都由他出面。

黄慧如的母亲是比较传统的女人，裹小脚，不对外发声，但经常出现在法庭上。法官特别喜欢听她作证，对话往往显得滑稽。一家人隐约有种分工，家里还有个祖母从来不出现，不过一些流言声称，是她阻挠了孙女的婚约。

何其亮把自己比作侦探和律师，审视千丝万缕的证据，“材料不够，（但）前因后果你要讲得比较清楚，所以做历史也蛮有意思的”。

他几乎确信黄慧如没有去世。她已然高调与家庭决裂，跟母亲回上海就令人惊讶，没几天人就去世了，“也不能太巧了吧”。许多年后一位说书先生告诉他，演出时曾经有陆根荣的后人来找自己，讲述了两位主人公的结局。黄慧如去了北京，父亲工作期间留下的社会关系还可以利用，又把上海的社交网络全切断了。陆根荣出狱之后还是生活在上海，1970年代从一家菜市场退了休。

《民国日报》。（视觉中国/图）

3众声喧哗中，“女性的角色非常边缘化”

何其亮写博士论文时想不清楚，该如何解释黄慧如的变化。《情奔何处：一起未完成的民国私奔案》提供了许多增量，这一点令他开心。重要的一部分是“五四”思想的普及化。

学术研究的重点平素在大人物，诸如陈独秀、胡适、鲁迅讲了些什么。书里关注了民众如何接受。农村地区大多数人不识字，对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和自由恋爱这些概念的理解是有所偏差的。考察这桩私奔事件可以看到，虽然普通百姓往往把自由恋爱理解为通奸，但这些词汇至少广泛传播，与个人生活联系在一起了。

这桩事件同样受到了文学界的关注。除了左翼阵营的茅盾，施蛰存的现代主义小说、鸳鸯蝴蝶派、通俗小说《海上活地狱》亦有涉及。甚至清朝遗老也写旧体诗借题发挥，譬如诗人高潜子的感慨：“自由恋爱皆如此，一误回头已百年。”

比起情况清晰的酱园弄杀夫案，私奔事件是动态发展的。两个当事人都在世，历经诸多变故，经大众文化传播，百转千回，读者像追剧一般热忱。记者只是随口提一句，在有心人看来却很重要，能够化为素材。黄慧如天凉送棉衣可能只是姿态，为表明她很关心陆根荣。对戏剧和电影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素材，要把她演绎成孟姜女。

晚清谴责小说的很多情节就源自报纸。包天笑等小说家勤于剪报，故事就是将来的素材。说书人可以把老书停掉，不讲传统评书，先讲一段新闻给大家听。评弹或说书有信息传播的功能，艺人们不总待在上海，常常下乡，有时去非常偏远的农村演出。

何其亮采访过的那位评弹老先生回忆起去太湖中间的岛屿演出，交通不便，抵达目的地时已经累得嘴都张不开了。对生活环境闭塞的观众来说，这些演员把外面的信息传播给他们。报纸本身的传播能力很强，再依靠城市文化网络，就能覆盖到更多受众。

这桩事件的变化出其不意，与主流的公众期待不尽相同。事件改编的电影由胡蝶与龚稼农主演，两位主演甚至把实情记成黄慧如反对封建礼教了。当代的沪剧演员也把剧情记成兄长逼迫黄慧如嫁给贝家大少爷，而陆根荣出手相救。追求自由恋爱的确更符合公众的期待，但这并非史实。

然而，包括两部电影，大多数改编作品中的陆根荣都是反派。1980年代的评弹《黄慧如与陆根荣》把主题转向了个人解放和追求个人自由，沪剧团体也支持这样的改编。何其亮形容沪剧是“西装旗袍戏”，主要的戏码是上海都市生活，有时还改编《魂断蓝桥》这样的著名洋片。

“它确实把很多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文化都联系在一起。”何其亮认为，男性知识分子对这件事展开了非常积极的探讨。

邹韬奋看过大卫·格里菲斯的著名电影《赖婚》后，在自己主编的《生活》周刊号召优秀男子与黄慧如婚配。文章叫《以后谁娶黄女士的便是hero》，“这种事非全身都是侠情挚爱勇敢的人不敢做，不配做！”后来还派了记者去医院采访。

邹韬奋比较同情城市的底层年轻人，1930年代开始抨击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日政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后来成为杰出的报人和出版家。

黄慧如产后血崩的报道也传到了鲁迅那里，他十分诧异，觉得这些报道格调不高，提起来多少有些嘲讽。

相形之下，女性的声音极为少见。“这才是比较奇特的地方，这么一个女性为中心的案例，女性的角色非常边缘化。”何其亮举出一些例子，首先是他在《民国日报》看过的女性作者发表的评论，数量并不多。有一种前卫的观念，讲不要结婚，直接实行情人制度就好。1910年代和1920年代这类思潮很广泛，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声称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全都不要。

另外一些女性并不高谈阔论。国民党妇女工作部的一些成员去苏州志华医院探望了黄慧如，没有大肆声张也很少被报道，她们只是了解和安排具体事务。黄慧如和母亲在苏州见面，一起回上海，大约是有人牵线搭桥。

此外，志华医院的创始人顾志华就是女性。她二十多岁创办了这所女性医院，非常不易，“绝对是苏州历史上应该被书写的一个人”。黄慧如离开苏州后，她很可能收养了黄陆的儿子。黄慧如给儿子取名永年，姓氏不为人知。陆根荣在监狱里写信质问黄慧如，成了电影的重要剧情，用来渲染陆家对黄慧如的欺凌——即便她住进苏州的医院也要利用夫权予以压迫。

《海上活地狱》书封。（资料图）

4“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在何其亮心中，自己最出名是在16岁那年。上海举办了一场青少年写作竞赛，巴金和冰心两位老作家挂名，号召力非常大。他参加比赛，拿到特等奖，那篇《就是要班门弄斧》发表在1990年的《文汇报》上。他曾去图书馆把报纸拍了下来。

中学生笔友们的信件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他一开始还有精力回信，后来实在写不动了。何其亮被保送进入上海交通大学，人生却就此走入低潮。“进了上海交通大学我才知道，人才辈出，完全不是人家的对手，就是那种感觉，混了四年吧。”他选择念外语系，毕业后去银行工作了几年，“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他产生了改变人生的念头，后面就是与黄慧如、陆根荣“相遇”，以及多年的留学生涯。

若干年后有了微博，西安一份报纸的编辑与他联系，说当年给他写过信。他忽然意识到，过了这么多年，大家都成为文化界人士了。

2021年，何其亮到了香港，教书时懵懵懂懂，噼里啪啦一通英语，下面同学没有反应，好在他已经听得懂粤语。在美国时他经常在网上追TVB的电视剧，2017年还飞去香港听郑少秋的演唱会，彼时秋官已经70岁高龄。他在香港时不时去街市，看看人家怎么卖菜，怎样生活。他不喜欢研究大人物，觉得研究普通人才开心。

大概2014年，何其亮开始构思《人民的西湖》。他纯粹喜欢西湖，上大学时花六块钱坐绿皮火车去杭州玩，一年就去了两次。上大学前，他很少有机会独自出行，和同学结伴去杭州是第一次主动离开上海旅行。他喜欢苏东坡，现在还清晰记得路过临平时看到了山上的那座塔，令他想起“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当年的绿皮火车从松江站出发，如今坐高铁则难以再见山上的塔，“这太遗憾了”。

还有西湖边的望湖楼，正对应着“望湖楼下水如天”。杭州令他惊呆了，上海太西化，而杭州足够传统。他想为自己喜欢的东西写点什么，一开始计划写风景园林史，方向后来改成环境史，最后定为非人类研究，与能动性连接了起来。能动性不专属于人类，动物甚至微生物都拥有自己的那一份。出版《情奔何处：一起未完成的民国私奔案》之前，《人民的西湖》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何其亮觉得“对得起自己”。

而这桩私奔事件及其生发的孤寂怅然，也许与何其亮的精神底色产生了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