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记者是如何说服那些省部级官员接受采访的？

昨有读者留言，说想看看过去写采访突破的文章，答应了把旧文再重新发一次，故在文末附上了两篇典型文章，供诸君参考。

当记者的那些年，采访过很多高官，比如曾任河南省氨省长、公安厅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秦玉海，比如曾任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长的何挺、王立军，比如曾任山西副省长、公安厅长的刘杰，比如最后一任铁道部长盛光祖，比如被断崖式降级若干年后再次被查处的江西省委原常委赵智勇，等等。



2012年采访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

当年是如何说服他们接受采访的呢？背后的故事很多，但极少公开披露，偶尔在一些新闻业务讲座的现场说一说，但讲座的课件从不公布，讲座现场也基本不直播，所以很多故事过去从未公开发布过。

过去，媒体圈对我有一个误解，他们搞不清楚我为什么常能采访到很多他们意想不到的人，于是将我采访突破的技巧庸俗化和简单化，比如总是强调我采访时端一个茶杯，或者是渲染说我长着一副县委副书记的脸，再或者是夸大我手提公文包、身穿白衬衣出门采访的细节。还有一些人，可能暗地里猜测我与官员们有什么利益关系。

利益关系这种无稽之谈，不必回应，近十多年遭遇了多次明里暗里的调查，他们早就用调查证明了我的清白。至于强调茶杯公文包、基层干部的打扮长相这些，以前偶有回应，也不赘述。其实，茶杯公文包、基层干部的打扮有时候是有用，但过分片面强调这些外围的因素，可能会误导一些缺乏新闻现场实操经验的人，让他们误以为乔装打扮一下采访就能万事大吉。

事实上，新闻采访往往困难重重，乔装打扮往往只能在一些简单的突发事件现场获得一些信息，或者只能唬住机关大院门口的保安。但是就算我端着茶杯、拎着公文包混进了政府大院，也未必能在政府大院里获得有效的信息。

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一个记者怎么可能靠着一个茶杯一个公文包就能说服一个高官接受采访呢？他们用的茶杯比记者用的高档，喝的茶叶比记者喝的好，他们的公文包都不用自己夹，根本不会在乎县委副书记这样的“基层干部”。

除了采访过一些高官，我过去还采访过一些县市区委书记这类基层官员，比如全国优秀县委书记陈行甲、湖北鹤峰原县委书记杨安文、河南卢氏原县委书记王振伟、湖南嘉禾原县委书记陈荣伟、湖南桂阳原县委书记李向阳，等等。这些基层官员，显然也都不是靠一个茶杯、一个公文包、一件白衬衣就能搞定的。

形式上的某种特定模式，不可能每个场合都有用，也不可能有大作用。尤其是时政记者来说，茶杯公文包能忽悠的多数是保安、门卫，而这只是最简单的第一步，后面需要面对的官员形形色色，如何让他们开口，需要事先做很多文案准备工作，需要对所要采访的事件有足够的知识储备，需要更多了解想采访的人物的性格、当时所处的处境等很多因素和细节。

其实，做新闻的时候多数时候没什么技巧，只有笨办法。对此，很多资深的媒体人估计都会深有体会。2013年9月，江西赣州龙南县长期空缺县委书记、县委政法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县纪委书记四大常委，当地官场戏称“无法无天、无组织无纪律”。编辑部派我赶去龙南，一到县里就暴露了身份，后期采访完全没有任何技巧，就是每天到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县委组织部、县纪委等机构部门扫楼，一个个办公室问，最终完成了报道任务。2016年12月在做湖南衡阳三任市委书记落马的调查稿时，也基本是靠每天在衡阳四大家的办公楼内一个个办公室问。

每个采访都不同，每个采访都会遭遇不同的困境，每一次采访都会有遗憾，尤其是采访高官。过去，我不太愿意公开讲采访高官的经历，哪怕是现在也仍坚持认为有些媒体行业的工作技巧和方法是不适合公布的，但时过境迁，很多事情过去很多年了，有一些个案是可以单独拎出来说一说的。

所以，选一些可以写的，简单写一写，讲一讲当年是如何说服一些官员接受采访的。大家应该看得出，仍然是在讲新闻业务，与本公号里已有的《新闻实战》专栏一脉相承。

若有读者要问写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只能回答说：抱歉，实在不能给我如今的个人写作赋予什么高大上的意义，逼仄的言论空间摆在眼前，写作 的人节节败退，无颜给自己强加什么重大的意义，若非得说点不那么重大的意义，那勉强有二：首先，把有些可以公布的工作方法简单说一说，让读者知道我们那一代的记者当年是怎么工作的，给他们茶余饭后的闲谈增加点谈资。另外，我想用文字记录还原自己过去在媒体工作十多年的部分从业片段。

这些，是我个人记忆的权利。

2025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