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相对论大会为何发生在音乐厅？

一场并非关于相对论的争论

1920年8月24日晚，德国柏林爱乐音乐厅座无虚席。这里正在举行的不是音乐会，而是一场反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公众大会。大厅里聚集着工程师、教师、医生、退伍军人以及许多普通市民。演讲者很少讨论相对论本身，却不断把它称作“犹太物理学”，把爱因斯坦描绘成德国精神的敌人。掌声、喝彩和嘘声此起彼伏。第二天，柏林各家报纸竞相报道，俨然一场政治集会。3天后，爱因斯坦没有选择在专业期刊回应，而是在《柏林日报》发表了《我的答复——论反相对论公司》。

《羞辱政治：一部近现代史》，[德]乌特·弗雷弗特著，潘璐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6年7月出版，定价：92元

关于这一事件的叙述，我读过很多遍。最初，我把它理解为相对论传播史上的一个插曲；后来，我才发现，真正令人不安的并不是相对论遭到攻击，而是另一件事情——为什么一场本应发生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学术争论，会出现在柏林最大的音乐厅？为什么公众关心的，不再是理论是否成立，而是理论属于谁？为什么一位物理学家，最后不得不走出学术共同体，面对公众，为自己的理论辩护？

直到最近读到德国历史学家乌特·弗雷弗特的《羞辱政治：一部近现代史》（以下简称《羞辱政治》），我才意识到，也许自己一直寻找的并不是一个科学史概念，而是一个情感史概念。

弗雷弗特研究的是近代以来政治生活中的“羞辱”。她真正关心的，不是谁羞辱了谁，而是为什么现代社会总要借助公众的目光重新安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界定谁拥有尊严、谁应当被排斥。

读到这里，我忽然想起那个夜晚的柏林爱乐音乐厅。那里当然讨论的是相对论，但真正受到审判的，也许并不是一种科学理论，而是一位科学家解释世界的资格。也许，德国20世纪科学史中最值得重新理解的，不是科学革命本身，而是科学进入公共空间之后所发生的一切。

没有观众，就没有羞辱

阅读《羞辱政治》时，我不断想到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有些攻击，总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果只是为了表达反对意见，两个人私下争论就足够了；如果只是为了指出错误，一篇批评文章也就能够达到目的。那么，为什么还要把一个人推到公众面前？

弗雷弗特在整本书中几乎都在回答这个问题。她提醒读者，不要把几种不同的情感混为一谈。辱骂可以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羞耻更多是一种内心体验；而她所讨论的羞辱，则具有另一种性质。它几乎总是在公共空间发生，需要施辱者，也需要受辱者，更需要旁观者。没有旁观者，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羞辱。

因为真正改变一个人的，并不仅仅是伤人的语言，更是公众的目光。当一个孩子在全班同学面前受到训斥，当一位外交官在国际场合遭到公开怠慢，当一个人在互联网平台上被成千上万人围观、嘲笑，真正发生变化的，并不仅仅是他的情绪，还有他在共同体中的位置。

因此，羞辱不是一种私人情绪，而是一种公共行动。它借助公众重新安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谁有资格评价别人，谁只能接受评价；谁站在台上，谁站在台下；谁属于“我们”，谁又被排除在外。也正因如此，弗雷弗特把羞辱理解为一种政治实践。

这里所谓“政治”，并不只是国家政治，而是权力如何借助公众完成展示。传统社会有示众柱，现代社会有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媒介不断变化，但机制并没有根本改变。

读到这里，我忽然意识到，这一分析或许不仅适用于外交、教育和网络，也适用于科学。因为20世纪德国科学史中那些最令人困惑的事件，比如柏林爱乐音乐厅里的反相对论大会、“犹太物理学”的流行、“白色犹太人”的标签……几乎都不是发生在实验室里，而是发生在公共空间。

当科学从书桌走向广场

如果说《羞辱政治》帮助我理解了羞辱为什么总需要一个公共舞台，那么德国科学史接着提出了另一个问题：科学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走上这个舞台的？

今天，我们早已习惯了科学家接受采访、召开新闻发布会，在电视和网络上回应公众关切。遇到重大公共事件，人们甚至期待科学家第一时间出来发声。

然而，这其实是一种相当晚近的历史现象。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科学争论主要发生在大学、科学院和专业期刊之中。一种理论是否成立，主要依靠实验、计算以及同行评议。公众当然关心科学，但他们关心的更多是科学带来的发明，而不是理论本身的是非。

20世纪初，这种局面开始改变。1919年，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率队观测日全食，以检验广义相对论关于光线偏折的预言。消息公布之后，《泰晤士报》用醒目的标题宣布，“科学革命-宇宙的新理论-牛顿思想被推翻”。

一夜之间，一个原本只有少数理论物理学家才能理解的问题，成为轰动世界的新闻。爱因斯坦也由此成为现代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明星”。科学第一次如此深入大众传媒，而大众传媒也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改变了科学。

德国科学史学家米莱娜·瓦采克把这一现象称作“公共科学争论”。在她看来，围绕相对论展开的争论，真正值得研究的并不是谁在物理学上正确，而是为什么一种科学理论会突然成为整个社会共同讨论的话题。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意味着科学拥有了两个不同的舞台。一个舞台属于科学共同体。那里讨论实验是否可靠、推导是否严密，决定一种理论命运的仍然是同行评议。另一个舞台属于公众。那里未必能够判断张量分析是否正确，却会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相信；未必能够理解理论细节，却会赋予一种与理论不同的文化和政治意义。

于是，科学开始拥有另一种生命。它不仅是一种知识，也成为一种公共事件。科学家不仅是研究者，也逐渐成为公众人物。

瓦采克指出，反相对论运动从来不是几位守旧物理学家的孤立行动。参与其中的有工程师、教师、民间科学组织，也有民族主义团体、右翼媒体以及大量普通市民。真正推动这场运动不断扩大的已经不是物理学，而是公共舆论。

过去，科学家首先面对同行；如今，他们还必须面对公众。过去，他们需要证明理论是否成立；如今，他们还必须向公众说明，为什么这一理论值得认真对待。

科学一旦登上公共舞台，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影响力，也开始暴露于前所未有的风险之中。真正要争夺的不再是知识本身，而是公众的信任；不再是科学真理，而是解释真理的权威。而这也正是后来那一连串公开羞辱能够发生的前提。

当论证让位于身份

科学进入公共空间以后，真正发生变化的并不仅仅是传播方式，还有科学争论本身。

在学术共同体内，一种理论面对的是论证和同行；进入公共空间以后，它面对的首先是公众。而公众并不总是依据证据作出判断。媒体需要鲜明的立场，政治需要可以动员的符号，公众则更容易理解人物，而不是公式。于是，一场必于真理的讨论开始慢慢变成一场必于身份的讨论。

最初发生变化的是理论。相对论作为一种关于时空的新理论被越来越少地讨论，而越来越多地被称作“犹太物理学”。这是一个极具杀伤力的标签，它并不证明相对论错误，而是让人们不再关注它是否正确。

从这一刻起，问题已经悄悄改变了。人们关心的不再是相对论是否能够解释自然，而是这种理论究竟属于谁。一种理论一旦首先按照提出者的身份接受审判，便已经脱离了科学争论原有的轨道。因为科学讨论的是理由，而身份讨论的是归属。

接着发生变化的是科学家。20世纪30年代，诺奖得主勒纳德和施塔克不断把现代物理学描绘成“非德意志科学”。他们攻击的对象早已不是爱因斯坦，而是整个理论物理学。

最耐人寻味的还是海森伯的经历。他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反德分子。然而，仅仅因为坚持讲授相对论，尽管不提爱因斯坦的名字，他仍在党卫队机关报《黑色军团》上被公开称为“白色犹太人”。

这个称呼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因为它荒谬，而是因为它根本无须真实。“白色犹太人”并不是一句情绪化的辱骂，而是纳粹意识形态中的一个政治概念。在这些人眼中，真正危险的并非具有犹太血统的人，而是那些接受了“犹太精神”的人。

于是，科学国际主义、理论物理学乃至国际同行评议所体现的现代科学制度，都被解释为“犹太精神”的体现。海森伯受到攻击，并不是因为他的研究结论，而是因为他被视为现代科学制度本身的代表。真正被争夺的，已经不是某一种理论，而是谁有资格代表德国科学，谁有资格定义什么才是真正的德国科学。

这正是弗雷弗特所说的羞辱最重要的作用。羞辱真正改变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情绪，更是他在共同体中的位置。海森伯后来不得不四处奔走，请朋友斡旋，甚至通过母亲的关系请希姆莱出面确认自己的政治可靠性。

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想到一个多少有些令人难过的问题。一个科学家，究竟应该向谁证明自己？是向同行证明自己的理论，还是向权力证明自己的忠诚？然而，这还不是德国科学史最耐人寻味的一幕。真正具有象征意义的，其实是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在《柏林日报》发表了《我的答复——论反相对论公司》，后来人们大多注意到他如何逐条回应格尔克等人的批评，论述光线偏折、水星近日点进动和谱线红移。这些当然重要，但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却是另一个细节。他没有选择专业的物理学期刊，他选择的是大众报纸。这一选择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这场争论不再发生于科学共同体内部。真正需要回应的，不只是物理学家，还有整个社会。

从这一刻开始，科学家拥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角色。他不仅要解释自然，还要解释科学为什么值得相信。他不仅要捍卫自己的理论，还要捍卫科学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原则：一种理论，应当依据证据，而不是依据身份；依据论证，而不是依据立场；依据同行的公开检验，而不是公众情绪的起伏。

读到这里，我反而觉得《我的答复——论反相对论公司》不仅是一篇回应批评的科学文章，也是一篇关于现代科学公共性的宣言。它告诉我们，当科学进入公共空间以后，真正脆弱的不是某一种理论，而是那个允许科学依据论证而不是依据身份获得承认的制度。

谁拥有解释世界的权力？

回头来看，《羞辱政治》给予我的启发，并不仅仅在于让我重新理解了羞辱，更让我重新理解了德国科学史。

过去，我一直把柏林爱乐音乐厅那场反相对论大会理解为现代物理学传播史上的一次风波；后来，又把它理解为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影响科学的一段历史。如今再读这些材料，我觉得更重要的或许并不是谁在那场争论中获胜，而是那场争论究竟改变了什么。

在弗雷弗特的分析中，羞辱从来不仅仅针对一个人的情绪。它真正改变的，是一个人在共同体中的位置。而德国科学史所呈现的，恰恰是这一机制在知识领域中的运作：争论的焦点不再是观点是否成立，而是谁有资格发言；不再是论证是否充分，而是谁有资格被相信。

从这个意义上说，《羞辱政治》讨论的不仅是一种情感机制，也是一种社会机制。它借助公共空间重新安排人与人之间的位置，也重新安排不同声音之间的位置。真正被争夺的，往往不是某个具体结论，而是解释世界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