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爱波斯坦性侵女模特详述噩梦经历

2009年夏天，罗扎·吉尔斯（Roza Gilles）第一天到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市中心一栋高层办公楼的新工作岗位报到时，一名女子正在为杰弗里·爱泼斯坦按摩双脚。

图源：CNN报道截图

当时年仅18岁的吉尔斯不久前刚来到美国，准备追求自己的模特事业。此前，她在祖国乌兹别克斯坦的一场时装秀后台被一名与爱泼斯坦有联系的模特经纪人发掘。吉尔斯一加入模特公司，就立即背上了债务，这家模特公司向她收取了数千美元的签证费和房租。陷入绝望的吉尔斯认为，自己还不如回到亚洲，当时她在那里作为少女模特发展顺利。但爱泼斯坦提出，让她周末到自己的办公室担任前台接待，以补贴收入。

当时，在14层办公室的一间房间里，一名女子与爱泼斯坦待在一起。那名女子邀请吉尔斯坐到自己身边。当爱泼斯坦把脚伸给吉尔斯时，她注意到他的脚踝上戴着一条黑色塑料带，上面连接着一个闪着灯的小盒子。吉尔斯说，当她询问那是什么时，爱泼斯坦和那名女子都笑了。随后，爱泼斯坦让吉尔斯脱掉上衣。

“我整个人僵住了。”吉尔斯说，“然后那个女人走过来，开始解开我的衬衫扣子。她脱掉了我的衬衫，又脱掉了我的胸罩，然后就走出了房间。”

那一天，爱泼斯坦第一次对吉尔斯实施了性侵，而这也是随后多年强奸与虐待的开始。直到后来，她才意识到，爱泼斯坦当时佩戴的装置其实是电子脚踝监控器，而他当时正因引诱未成年人卖淫而服刑。

吉尔斯只是爱波斯坦所伤害的无数女性之一。她的经历生动地揭示了爱泼斯坦2008年在佛罗里达州达成的备受争议的认罪协议中一些不寻常的条款。这份协议允许他在服刑期间大部分时间无需待在监狱中。正是这种安排，使爱泼斯坦即便已经被定罪服刑，仍然能够持续侵害年轻女性，其中包括像吉尔斯这样的外国年轻模特。而受害者表示，有时性侵发生时，棕榈滩县警长办公室的一名警员就在隔壁房间。

“他在被定罪后并没有停止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吉尔斯说，“他毫无悔意。他对我做的一切深深伤害了我，留下了最深的伤疤。无论我多么努力，我永远都无法真正走出来。”

另外两名接受CNN采访、但要求匿名的女性表示，她们同样是在佛罗里达科学基金会（Florida Science Foundation）办公室遭到爱泼斯坦性侵的。这家非营利机构成立于2007年11月，也就是爱泼斯坦认罪前不久，对外宣称为科学与科研机构提供资助和财政支持。这两名女性描述称，这间位于14层的办公室可乘电梯抵达，工作日经常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其中一名女性回忆称，办公室各处摆放着许多白噪音机器——白色的形似蘑菇的圆顶装置。

这些女性表示，爱泼斯坦在佛罗里达科学基金会办公期间似乎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日常安排。他每天早晨都会喝咖啡、吃松饼。由于他抱怨自己在棕榈滩最低安全级别监狱睡不好觉，因此经常会在会议室的一张日式床垫上休息。其中一名女性清楚记得，有几次爱泼斯坦脚踝上的电子监控器发出警报，他不得不跑到室外，试图重新校准设备。

爱泼斯坦在这一时期的行为依旧极其肆无忌惮。幸存者表示，无论是在他位于西棕榈滩的住宅，还是在办公室，爱泼斯坦有时都会在附近有身穿制服警员值守的情况下对她们实施性侵。这些警员本应负责监管爱波斯坦。在佛罗里达科学基金会，一批轮班警员会坐在办公室入口附近。两名女性表示，她们记得当时感觉这些警员似乎都害怕爱泼斯坦。她们说，没有人怀疑，真正发号施令的人就是爱泼斯坦。

对于吉尔斯来说，她与一名她认为是警长办公室警员的制服人员相遇是在2009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当时，她每周都会被要求前往爱泼斯坦位于西棕榈滩的豪宅。一天早晨，吉尔斯下楼时，看见那名警员站在厨房里，她顿时燃起了希望。

“我心里想着，‘谢天谢地，今天这一切终于要结束了。’”她告诉CNN。

她看着那名警员与爱泼斯坦有说有笑，随后向爱泼斯坦道别，然后离开，全程一句话也没有对她说。

“当我看到那名警长办公室警员后，我就明白了，无论你做什么，这个人都永远不会被逮捕。”吉尔斯说，“这个人永远不会被阻止。不管你如何拼命呼喊，哪怕向整个宇宙大声呐喊，也没有人在乎。”

爱泼斯坦备受争议的工作释放计划

吉尔斯以及其他多名幸存者称，她们都是在爱泼斯坦服13个月刑期期间遭到其性侵的。她们的说法对爱泼斯坦2008年与时任美国联邦检察官亚历克斯·阿科斯塔（Alex Acosta）达成的那份备受争议的认罪协议提出了严重质疑。

根据佛罗里达州政府2021年对爱泼斯坦工作释放计划所作的审查，爱泼斯坦于2008年10月开始以佛罗里达科学基金会主席身份“全职”工作。在最初6个月里，他获准每周一至周六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待在基金会办公室。2009年5月，这一时段进一步延长，使他每天仅需在监狱待8小时。到次月，工作释放计划再次扩大，允许他每周7天都在基金会工作。

在获准居家监禁前的最后两周，爱波斯坦还获准于每天下午有两个小时返回自己位于西棕榈滩的豪宅。

他的工作释放计划附带诸多限制条件，包括只能会见商业伙伴，并要求其在2009年7月之前持续佩戴电子脚踝监控器。爱泼斯坦不得与家人、朋友、女友或未成年人接触。

爱泼斯坦的律师还与棕榈滩县警长办公室达成协议，由爱泼斯坦雇用下班后的警员驻守其办公室，负责登记来访人员。根据佛罗里达州执法局（FDLE）的一份报告，代表佛罗里达科学基金会的爱泼斯坦律师在其工作释放期间，共向警长办公室支付了128,136美元，用于这些警员的费用。报告还指出，棕榈滩县警长办公室审查了494份访客登记记录，未发现任何未经授权接触的违规行为，这些记录随后按照规定被销毁。

2019年，在针对爱泼斯坦的新一轮指控公开不到一周后，阿科斯塔辞去了川普第一届政府劳工部长职务。美国司法部2020年对2008年协议展开审查后认为，阿科斯塔“判断失误”，其中包括未将不以联邦罪名起诉爱泼斯坦的决定告知那些声称遭到爱泼斯坦性侵的女孩和年轻女性。但调查并未认定阿科斯塔或其他检察官存在职业失当行为。

2019年12月，也就是爱泼斯坦在纽约市监狱自杀4个月后，棕榈滩县警长办公室终止了工作释放计划。佛罗里达州执法局2021年的报告称，“未发现任何棕榈滩县警长办公室成员在参与爱泼斯坦工作释放或许可执勤计划过程中存在刑事犯罪行为。”

任由模特公司摆布

爱泼斯坦工作释放计划的条件，使像吉尔斯这样的年轻外国模特在其被定罪后成为最理想的目标。

吉尔斯表示，2008年，她在乌兹别克斯坦一场时装秀后台遇到了法国模特经纪人让-吕克·布吕内尔（Jean-Luc Brunel）。布吕内尔自称是纽约MC2模特管理公司（MC2 Model Management）的老板，并当场向她提供了一份合同。吉尔斯后来才得知，爱泼斯坦是这家公司的重要资金支持者。

根据吉尔斯的描述，她与MC2签署的合同让公司几乎掌控了她生活的方方面面。她一开始就欠下公司4,000美元签证费，以及每月1,500美元房租。她住在曼哈顿一间拥挤的模特公寓，多名女孩睡在上下铺。她的债务迅速累积，金额已经远远超过她远在家乡的父母一年可能挣到的钱。

搬来几个月后，吉尔斯说，她曾在MC2迈阿密办公室当着布吕内尔的面失声痛哭。她远在家乡的家人依赖她的模特收入维持生活，而此时她已经负债约1万美元，却始终接不到模特工作。此前，她曾提出回亚洲发展，因为她在那里曾取得不错的成绩，但MC2拒绝了她的计划。

“让-吕克·布吕内尔坐在那里，看着我，说，‘我知道你很难过，等我一下。’”吉尔斯说，“他拿起电话，给某个人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挂断，对我说，‘我已经处理好了。我刚刚给你父母寄去了600美元。’”

令她震惊的是，仅仅几分钟后，乌兹别克斯坦真的有人把600美元送到了她家人手中。

“我当时心想：到底发生了什么？”吉尔斯说，“我不知道他打给了谁。他是打给一位刚好在那里的美国朋友，还是打给了政府里的什么人，然后他们就把钱送过去了？”

这一信息再明确不过：她完全任由这家模特公司摆布，而这也意味着任由爱泼斯坦摆布。布吕内尔于2022年因涉嫌强奸和性侵被捕后，死于狱中牢房。

吉尔斯表示，2009年夏天，她被安排前往西棕榈滩拍摄照片。拍摄地点是一座巨大的白色豪宅，属于爱泼斯坦。在与爱泼斯坦第一次短暂接触后，她永久搬往迈阿密的安排很快就确定下来。爱泼斯坦提出，让她平日继续当模特，周末则到佛罗里达科学基金会工作，这让她百思不得其解。

“作为模特，我需要参加试镜、积累作品集，还要做很多事情，但你却给我提供一份办公室工作，我看不出这对我的模特事业有什么帮助。”她说，“我孤身一人，身无分文，而这个人告诉我，为了做好我的工作，我还必须再做另一份工作。”

吉尔斯表示，在爱泼斯坦第一次于佛罗里达科学基金会性侵她之后，她此后每个周末都会在西棕榈滩遭到猥亵和强奸。2010年，爱泼斯坦在佛罗里达的居家监禁结束，吉尔斯获准返回纽约，但噩梦仍未结束。

美国司法部今年早些时候公布的爱泼斯坦档案中，有很多世界各地模特星探发给爱波斯坦的电子邮件，向他推荐来自全球各地的模特。

2019年，两名女性提起诉讼，指控爱泼斯坦在其工作释放期间对她们实施性侵。其中一名匿名女性以“凯特琳·多伊”（Katlyn Doe）的化名提出，她曾在基金会办公室“被迫与爱泼斯坦发生性行为”。

诉状写道：“在杰弗里·爱泼斯坦位于佛罗里达科学中心（Florida Science Center）的‘办公室’内，原告被迫与爱泼斯坦发生性接触，包括单独与爱泼斯坦发生性关系，以及有一次与另一名年轻女性和爱泼斯坦共同发生性行为。”

逃离爱泼斯坦

吉尔斯表示，她确信自己曾与爱泼斯坦的其他受害者见过面。她回忆说，自己曾在爱泼斯坦位于佛罗里达的豪宅中遇见一些几乎不会说英语的女孩。“她们都是移民，有的人带着口音，有的人说俄语。”她说，“她们遭遇的事情和我一模一样。”

直到多年后，吉尔斯在纽约的模特事业终于取得成功，实现经济独立，她才终于得以离开爱泼斯坦的圈子。后来，她搬到美国中西部地区，结识了丈夫帕特（Pat），并成为一名健身教练和训练师，找到了人生新的方向。

多年来，吉尔斯几乎向包括父母在内的生活中的所有人都隐瞒着这段黑暗经历，直到最近才逐渐公开。尽管司法部曾承诺保护受害者，但当今年早些时候爱泼斯坦档案公布时，吉尔斯震惊地发现，自己的姓名以及她与爱泼斯坦多年来的大量通信内容都被公开，供全世界查看。

“这是属于我自己的故事，本来不应该让别人看到。”她说。

吉尔斯表示，过去一年里，她一直关注着其他爱泼斯坦受害者公开呼吁公布爱泼斯坦档案，并要求司法部调查爱泼斯坦的共犯。虽然她也曾受邀加入她们的公开倡议行动，但吉尔斯说，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去年，当一些受害者聚集在美国国会山台阶上时，吉尔斯也飞往华盛顿特区与她们会合，但她只能站在一旁默默观看。

“她们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而这一切开始从内心深处摧毁我。”她说，“政府没有保护我，这是极其错误的。”

不过，吉尔斯表示，随着自己持续面对并疗愈创伤，她开始想象未来某一天自己能够真正与其他受害者站在一起。

“我能想象，总有一天我会和她们聚在一起。”她说，“我为她们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感到无比自豪。我看得到她们的痛苦，而这种力量是会传染的，勇气也是会传染的，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