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于个人，并不是一种美德。

各位好，昨天我写了《“懂王神迹”之后的1：4，美国队输惨了，但川普赢麻了》一文，把川普用一张收回的红牌，反而把“内讧队”比利时逼得同仇敌忾，4:1狂屠东道主美国队的事儿嬉笑怒骂了一番。我说川普这个做法就是典型的民粹主义政客手腕——貌似是在用打破规则的方式给自己的国家谋取利益，但实则他如果真的足够聪明，就能预判到这番操作中输的是美国队，而借此捞足底层支持率的只有他自己。

盲动的民众，贪婪的政客，受损的公益（国家），不体面且愚蠢的行为。四大条件在这一出戏里聚齐了，真的是教科书级的民粹主义操作案例，我希望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不要按着这样的剧本演绎接下来的故事。

那文章发出去之后，阅读量其实不高，但引发的争议挺大的。有明显反川的读者问：“我记得你不是一贯挺川么？怎么现在悔改了吗？”言语中的幸灾乐祸，似乎要我写一封悔过书。还有挺川的读者说：“小西你这次让我很失望，那个球明显就是误判，川普的良苦用心是……”

哈姆雷特自问：活着还是不活。中国关心美国政治的网友则喜欢问：挺川还是反川。其实自出道以来，我被无数次的逼问过这个问题并做出解答了。但我今天不吝于再把这个问题回答一遍——我觉得“你到底挺川还是反川？”，我觉得以“川粉”还是“川黑”划线是一种严重违反现代政治原则，尤其是违背美国立国精神的“中世纪式”政治问题。



是的，前两天美国独立日，我本来是想写篇文章聊聊这个事儿的——如果说美国立国精神中有什么我觉得特别值得学习，那就是美国的建国先贤们并不把无条件的“忠于个人”视为一种天经地义的美德——甚至恰恰相反，他们觉得这是最可恶的事情。

如果你翻开美国的建国史，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上，那群被称为“建国先贤”（Founding Fathers）的人，全中国关心美国政治的网友如果穿越回去，可能会觉得他们全是反复无常的“表里比兴之人”——因为他们既不是坚定的“华盛顿粉”，也不是盲目的“华盛顿黑”，他们防华盛顿像防贼一样，甚至在宪法条文里把未来可能出现的“政治强人”当成最大的假想敌。

当时华盛顿威望如日中天，是拯救全美的“大英雄”，大家都默认他会是第一任总统。甚至有人提议华盛顿就任美利坚国王。

可制宪会议上，先贤们并没有因为“他是华盛顿”就给他开绿灯，反而像防范暴君一样审视总统的每一项权力。本杰明·富兰克林当着华盛顿的面公开主张不给总统发薪水，以此来断绝野心家通过这个职位追求名利的念头。

弗吉尼亚代表乔治·梅森更是直言不讳：总统职位就是“君主制的软着陆”，华盛顿你就是个代班、过渡性质的职位，我们不想搞得太激进就是了。

正是在这种对华盛顿、对未来的政治强人极度不信任的氛围下，他们才死抠每一个条文，发明了精密的弹劾机制、国会宣战权和否决权否定机制。他们不是在给英雄量身定制一件礼服，而是在给一头可能随时失控的权力巨兽打造一副最沉重的铁链。

有没有完全忠于华盛顿的人呢？有。

比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是华盛顿最信任的机要秘书和后来的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就在制宪会议上提出，为了国家效率，应该设立一个“终身制”的总统职位。这个事儿在当时的欧洲政治传统中也是说得过去的——英国的克伦威尔就在踢开国王之后当过护国主么。

可是，当汉密尔顿把这个提案拿出来的时候，制宪会议上却出现了最令人尴尬的死寂和警惕。包括华盛顿本人在内的议员们，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支持这个“铁杆华粉”的极权提议。相反，（被视为华盛顿另一个铁杆的）麦迪逊等人，立刻联合起来，给总统加了一个仅仅四年的任期，并在制度上限制了总统的权力。

托马斯·杰斐逊在论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曾说过一句极其经典的话：“在权力问题上，我们不要再信任人，而是要用宪法的链条将他们束缚起来，免得他们作恶。”

这句话当然是有背景的，你想想美国当年到底为什么闹革命，不就是因为无（政治）权利不纳税，拒绝向拒不给他们对等权力的英国国王宣誓效忠么？其实美国建国后其他的制度真没跟殖民地时代变革多少，八年独立战争，美国人就干了一件事——把个人崇拜和个人效忠从自己的生活中请出去。

所以我觉得，这是美国文化和东方文化最大的不同——他们（至少曾经）不把个人效忠，当做一种天经地义的美德。不然，你想象一下，当汉密尔顿提出让华盛顿当终身制大总统的时候，感到羞愧的不会是汉密尔顿和华盛顿本人，而是那些心中升起不支持华盛顿、乃至警惕他滥权的议员们。

是的，是否把“对个人的效忠”当做一种正向美德，我觉得这是区分现代还是中世纪社会最大分野所在。

“假如您对我的人格还有丝毫的尊重，请您不要再有这样的想法了。”华盛顿曾经给提议让他做美利坚国王的军中老部下如此回信说。

这封回信写于1782年，史称《纽伯格信件》（Newburgh Letter）。当时独立战争胜利在望，但大陆军的军官们因为拿不到军饷，对无能的国会怨声载道，于是刘易斯·尼古拉上校便代表军方给华盛顿写信，暗示他应该顺理成章地黄袍加身，建立一个君主制国家。

换作任何一个“中世纪式”的英雄，他都会觉得这顺理成章。但华盛顿在回信中的措辞不是客套，而是震怒。他说，听到这个提议让他感到羞辱，他甚至开始反思：“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才让你们觉得我是一个可以被这种阴谋所打动的人？”

华盛顿用最严厉的字眼警告部下：这种想法是“可能降临到我们国家身上最大的灾难”。

我阅读美国历史读的多了，有一种感觉，这真的不是华盛顿在作秀，而是他所生活浸润的那种文化，那种“政治审美”就是如此的——他和他周围的大多数人，都不把个人崇拜、个人效忠看做一种正向的事情。尼古拉上校向他“劝进”，换做任何一个中世纪政治审美的人，都会至少会觉得这是“对自己的忠诚”，要不“三辞三让”当然可以另说，但这个小老弟能处。

“小弟水里火里跟定哥哥！”“杀本东京，夺了鸟位，晁盖哥哥做大皇帝，宋江哥哥做二皇帝。”你去看看《水浒传》，你会发现《水浒传》里充斥着这类言语，李逵等革命群众，话说的虽然糙了一点，但骨子里的意思跟尼古拉上校是一样的。就是向宋大哥们表达那种无条件的人身依附和个人效忠。

那宋江什么态度呢？他当然也会嘴上笑骂几句，“这黑厮，休得无礼！”但心里其实是受用的，不然这种话说的最多的李逵，就不会成为宋江最铁的铁杆。

是的，与美国建国时的那种“政治审美偏好”刚好相反，我们的文化天然是喜欢、认同个人效忠的。从孔老夫子那里，忠就在孝之前，成为评价个人最正向的词汇，而且在中国古代，“忠”这个字眼不付诸于任何抽象的（如国家、集体）概念，它就是一种最赤裸的人身依附。

古人讲“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个“君”从来不是一个象征国家的符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坐在龙椅上的具体个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上帝，没有西方“虔诚”的审美取向，但我们的审美里，代偿性的把对君主个人无条件服从，升华成了一种近乎宗教式的至高正向审美。

这就导致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文化心理：当一个人为了他的君主或者“大哥”，去公开违背法纪、去践踏公共利益、甚至去干丧尽天良的坏事时，大众往往不仅不谴责他，反而会对他竖起大拇指，赞一声“好一个忠肝义胆的义士！”

《水浒传》里的武松，为了替施恩抢回快活林而大打出手，去打蒋门神。请问他是去主持正义么？你去看原著（而不是电视剧改编），会发现不是的，武松其实根本懒得核实施恩的一面之词到底是真是假。他为什么去呢？因为施恩天天好酒好菜供着他，给了他足够的个人尊重和物质依附。

所以原著里武松说得很明白：“主人家既然如此厚爱，武二便为主家死也无恨！”这就是最典型的“士为知己者死”。

只要你对我好，哪怕你让我去杀人放火、去践踏律法，我也在所不辞。而读者读到这里，也往往觉得武松是个“讲义气”的汉子。

于是往后，就可以写李逵为救他的宋大哥、劫法场排砍人头，读者也觉得情有可原，为大哥水里火里不回头么，杀几个人算啥。

再往后，就是活劈小衙内赚美髯公上山，无用害了人家全家、赚卢俊义上山，还有就是“全伙受诏安”。

等等，为什么水泊梁山最后能全伙受招安？为什么武松、鲁智深这帮反对派闹归闹，真等到宋江方针已定的时候，也只能顺从？

因为我们的政治审美就是认同个人效忠和人身依附的，就是赞许和鼓励，跟定一个大哥、“但有吩咐，水里火里不回头”的。

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收回对一个“大哥”的效忠和认同，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就像华盛顿觉得有人对他个人忠诚到要“劝进”让他感到羞耻一样。

你看，咱和人家在这件事上刚好是反过来的。

这种将“人身依附”美化为“最高美德”的逻辑，在我们的历史中运转了两千年，它已经内化成了我们这个民族血液里最根深蒂固、以为天经地义的直觉。

说的不好听点，也实在一点，这就是一种被帝制阉割出来的、巨婴式的“找爹”思维。直到今天，你看网上但凡有人对美国制度展现出丝毫的肯定和赞许，帽子马上扣过来了“美爹”等等。

他们不能理解华盛顿为什么会为了国家制度而对“劝进”的部下勃然大怒，他们更习惯于李逵-宋江式的人身依附。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安全感从来不来自于宪法的契约、不来自于人人平等的常识，而仅仅来自于“有一个英明且强大的君父罩着我”。

在这种“政治审美”的浸泡下，互联网上的“挺川”与“反川”，说的不好听点，很多时候更像是两派“家奴”之间的互殴。

“川粉”们自动代入了李逵的角色。在他们眼里，川普就是那个带领他们反抗“深层政府（高俅老贼）”的宋江哥哥。所以宋江哥哥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哪怕他破坏了规则、哪怕他为了个人支持率而牺牲了公共利益，那也是“哥哥的深谋远虑”，是为了带兄弟们“招安”或者“坐大位”的苦心孤诣。谁要是敢说他哥哥一句不好，他们就会像李逵一样跳起来，挥舞着两把板斧，恨不得砍了对方。

而“反川”的人呢？其实很多人往往也不是出于对现代政治原则的坚守，就是一种对个人的仇恨，他们看到川普犯错，就像梁山好汉看到了王伦的无能，只想借机“火并王伦”，好扶自己得意的“晁盖哥哥”上位。

这种把现代政治娱乐化、帮派化、人身依附化的倾向，正是中美文化在底层逻辑上最剧烈的冲突。

我们必须承认，把“忠于个人”当成美德，在古代宗法社会里有它的功能——在社会文化无法建立更高阶的共识和信任的时候，人身依附、个人效忠，就是最简单有效的共识达成方式。孙中山当年革命失败，逃到日本后组建中华革命党，要所有加入者宣誓：“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入党者还必须在誓词上打指模，以此向孙中山个人表达绝对的效忠。黄兴当时就不干了，说：我们当年闹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不就是为了推翻满清的皇帝，追求四万万同胞的平等与自由吗？如果今天我们为了推翻一个独裁者，自己先要搞一个“效忠领袖个人”的组织，这和过去的帮会、甚至和满清有什么区别？

孙中山反驳黄兴，说理想是美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你们天天讲民主，讲自由，结果呢？革命果实被袁世凯那小子窃取了么。中国老百姓没受过现代公民教育、社会无法建立更高阶制度信任，所以革命要成功，就必须搞“领袖效忠”，把所有人的力量拧成一股绳。

你看孙黄之间的这番争论，就是百年前中国的应然与实然——黄兴说的是，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先驱除个人崇拜。孙文强调的是，革命想成功，不搞效忠领袖就成不了。

这是一个百年前的循环死局，但如果到了21世纪，在面对现代复杂的国际政治和国家治理时，我们依然执着于这种“中世纪式”的站队和崇拜，那就不仅是审美上的落后，更是认知上的悲剧了。

而且，实话实说，我们也不可否认，至少从表象上看，眼下美国正在发生的川普个人崇拜和反川派的党同伐异，相比两百多年前美国建国时已经退步了很多，美国正在忘掉它建国时最核心的那个理念。

但我想，不管美国怎样，我们自己要进步，从先放弃“挺川”和“反川”这两顶帽子做。从先重温美国建国先贤的那句警告做起。

To the end it may be a government of laws and not of men.

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法治之国，而非人治之国。

——约翰·亚当斯

因之，我拒绝回答“你到底挺川还是反川？”的问题，这个问题太low了。你怎么不去问“费城制宪者”他们是挺华盛顿还是反华盛顿？

忠于理念、忠于制度、忠于上帝，而不要忠于某个凡世之人。

“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圣经·诗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