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恋》引发的类比

1979年9月，《十月》期刊发表了白桦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1980年，导演彭宁将其拍成电影，更名为《太阳和人》。电影故事梗概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报效祖国，凌晨光和绿娘抛弃了在国外的一切，毅然回国。。1950年代，凌晨光度过了他时有苦恼却幸福欢乐的时光，但随后到来的文革摧毁了一切，一家三口被赶进破烂的斗室，凌晨光甚至在他生日时被打得遍体鳞伤。

女儿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决定出国。女儿离开时遭到了凌晨光的反对，女儿反问：“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言以对。1976年为悼念周恩来，凌晨光在天安门广场贴出了《屈原问天》的画；人们寻找这位作者，却被他认为是便衣跟踪。凌晨光逃出北京，藏身芦苇荡，成为一个靠生鱼、老鼠粮生活的荒原野人，最终冻死在荒原之上。死时，凌晨光用最后的力量在洁白的雪地上爬出一个问号，问号的那一点就是他已经冷却的身体。

就是这样一部电影，至今在中国大陆都还被雪藏在冷宫里，不得与观众见面，更无人胆敢号召“走个面儿”。

记得当年在批判《苦恋》时，某个喉舌媒体指出：父母错怪了孩子，孩子不应该揪着父母不放，孩子永远要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

这便是典型的中国式逻辑：只要是长辈或当权者就是天然的永远正确，即便错了，也是“为你好”。所以，中国父母是不会道歉的。（各位看官，您可记得你爸妈何时对你说过一个‘对不起’吗？）

在传统的儒家“家国同构”的思想指导下，“君父”同伦，统治者被视为百姓的“父母”（即“父母官”）。政府的错误如同父母管教子女时的“好心办坏事”或“管教方式不当”，以此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与温情。政府即便做错事，也是为了“大家庭”的整体利益，官方或体制内的学者常使用“父母错怪孩子”来形容冲突。这种说法把本应严肃追责的“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关系，转化为可相互谅解的“家务事”，引导民众原谅政府的“无心之失”。传统文化强调：“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和“子不嫌母丑”，也常被统治者用来要求民众无条件顺从，将国家、君主和民众的关系家庭化、伦理化。

因此，父母对晚辈道歉，就等同于“权威丧失”，认错会削弱管教孩子的资本。统治者的地位也天然高于子民，道歉会打破这种上下级的绝对掌控权。

当然，这并不是中国独有，可以说，整个东亚文化圈都是如此。我所接触到的韩国，日本父母也鲜有向孩子道歉的。

但是，东亚文化中，父母往往用一种隐晦的方式向子女表达歉意：比如做一顿好吃的饭菜，或买一样孩子喜欢的零食，在或者多给几块零花钱……来弥补，而非直接说“对不起”。

时代在进步，越来越多的东亚父母开始用不同方式向孩子表达歉意。那些死顽固，标榜自己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家伙们，早晚会被历史扫进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