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是乱世

八九六四天安门（图片来源:?CATHERINE HENRIETTE/AFP via Getty Images）?

抗战才八年、四九后也不过七十七年，屠杀后占了三十七年，“新中国”有一半岁月，浸在血里。这乱世，也有讲究，可从文明上讲，从转型正义上讲，从暴力高悬上讲。

一、文明上已经“亡天下”

明末顾炎武作《日知录》，分辨“天下”“国家”为二者：“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所以六〇年“大饥荒”那会儿，中国就“亡天下”了，当年连刘少奇都对毛泽东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

再则，陈寅恪对王国维的那篇著名的‘挽词序’，也许要算一则“亡天下”的绝唱：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同命而共尽”，是一种殉情境界，唯有视此一文化为最高理想者才能达致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文化”是一个生命体，而不止是信仰、知识、规距。余英时教授一开始在香港，偶然读到从文革中的大陆流传过来陈寅恪的旧体诗，就已经窥见这位大师万分追悔当初没有“乘桴浮于海”。所幸还有他这位中西古今“实证”和“诠释”参伍之真功底者，以剥蕉见心的方式笺释前人，得以穿越最后一位“文化遗民”的神秘暗码，将那文化精神捧还于人间。

中国人倒霉，就倒霉在这“国家”上头。顾炎武说“亡国”，仅指皇帝老儿的家院丢了，此一姓之兴亡，不关匹夫的干系，四百年前他就有此前卫思想，比后现代理论还要透彻。

文革是一场“多数人的暴政”，最后出现了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的关系”倒退到“狼与狼的关系”的蛮荒境地；到这种境地，还能限制暴行的，只剩下每个人自己心里的人伦防线。我们今天才惊讶地发现，那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心里根本没有这条防线。这就是文革后巴金老人万分痛苦的一件事，他问自己：孩子们怎么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狼？

人伦防线是一个文明最原始的成果，也是它最后的底线。这条防线在中国文明中是由儒家经历几千年逐渐建构起来的，却在近百年里被轻而易举摧毁了。摧毁的明证就是文革；“吃人”更赤裸裸地发生在广西文革中。我们无法确定，究竟是中国传统的人伦防线，不能抵御如此残酷的政治环境，还是它早已不存在？可以确定的是，中国人除了这条传统的人伦防线，再没有其它东西，如西方文明中人与基督的沟通。

这让我联想到一个很著名的意境：本世纪初鲁迅说他从中国几千年传统中只读出“吃人”二字，他大概绝对想不到，扫除了这个“吃人”的传统之后不过半个世纪，中国真的是“人相食”了。这是比奥斯威辛还要难堪的一个人类耻辱。

中国已经“亡天下”。

“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民族主义弥漫百年以来，中国人已经不知道这句话了。此时中国经济正逼近世界第二，北京又踌躇满志要“大国崛起”，边陲乃至东亚一片噤若寒蝉。有人考证，此言最早出自日本史学界。两宋重文抑武，积弱三百年，却是中国文明的峰巅；偏偏“蒙古旋风”起于北方草原，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蒙古铁蹄南下中原，屠尽北方男丁，千里无人烟，汉族精英凋零，待南宋气数尽在崖山，陆秀夫背九岁少帝投海，跟随蹈海者十万之众，华夏文明从此跌坠，未知会有还魂之日？朱明复制暴秦三百多年，华夏再入鞑子之笼又三百年，精华遂荡涤净尽。

二、“转型正义”缺位

八十年代我涉足“文革”暴虐历史，一上来就碰到两大血案：安徽黄梅戏剧团女演员严凤英自杀后被剖腹、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活活群殴致死。震惊之余，我仿佛听到历史深处有一股咆哮——如此沈冤若不能被公义所纾解，天良岂能安宁？一个文明几千年都在乎“人命关天”，难道吞咽得下这“茹毛饮血”的几十年？

接下来二十年表面繁荣，内里依旧血腥。我不敢妄言上帝是否莅临中国，但我看到天良的挣扎，她拒绝隐没——那民族创伤，驱动历史记忆如地火，在民间暗自流转，塑造着“记忆社会化”，推动受害者言说，渐渐显身为公开论述，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丁子霖寻访“六四”死难者、王友琴调查“红八月”罹难受虐教师、胡杰独立制作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五七年右派向共产党公开索赔、廖亦武对幸存地主群体的口述实录等等，而追寻数千万死于饥饿民众的杨继绳《墓碑》，可谓最新一次宏大的高潮！

中共不仅拒绝蒋经国式的“和平转型”模式，更是强烈防堵九十年代共产体制大坍塌的“苏东波”效应在中国发生，以国家力量反“和平演变”、维持稳定，无所不用其极；

邓小平否定文革清算“四人帮”，算不算一次“追溯正义”？一位海外华裔回忆一九八○年受邓小平接见，亲耳听他吐露真言“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这则内幕进入公共话语，引起巨大震惊，其效应与其说是坐实了中共惊人的历史欠帐，不如说是满足了民间关于“中共怕清算”的预期感，并勾引人们提前支付“宽容”的认同。虽然此类和平转型的渴望，或许不过是“大崩溃”忧患的另一种表述而已，我却惊讶有人为什么看不到，三十七年前邓小平下令天安门镇压，依仗的正是毫无“恐惧感”。

三、暴力高悬

今天中国人最大的愿望，一是要改变，二是不要流血和乱世。两个愿望加在一起，就是所谓“和平演变”。但是，最反对"和平演变"模式的，恰好是今天中国的执政者。因此，讨论中国的转型问题，就不能回避暴力的可能性，而关键是军队国家化。

“六四”风暴中，发生过“七上将联署反对戒严信”，可谓一次“兵谏”，但被邓小平轻易化解：《人民日报》刊登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的信称戒严部队绝不是针对学生来的。

“七上将”事件的含义是：

1、解放军镇压老百姓，天理难容，这个“天理”普遍存在于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心中，这是中共再一次“动刀子”的一个巨大障碍；

2、军队也曾“抗命”，如38军，但是“党指挥枪”的结构，令解放军最终背上“屠杀”罪名，解道唯有“军队国家化”一途，即军队不为任何一个党派所指挥；

3、军队国家化，不能指望高级将领的良知，而必须走宪政的道路，写进宪法里才有保证。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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