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每个关心现实的人在看到川普的新闻时都很难忍住问一句你到底在干什么？从起初的震惊、困惑、厌恶，到现在的不知所措，时间竟然才过去了七八年。再迟钝的人也能意识到，这不是川普的问题，而是美国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独立宣言》发表时的那个国家，也不是《光荣与梦想》里描绘的那个国家，它的传统国家叙事和现实已经分裂得让人难以理解。只是阅读新闻无法理解这种分裂，于是我打开了《下沉年代》，回到问题出现之前，竟然找到了答案。

为什么穷人投票给共和党？



曾几何时美国有着经典的国家叙事，《独立宣言》、神圣的国父、解放黑奴、自由市场，顽强不息，以此种种构成的美国梦——“民有”“民治”“民享”，是数代人共寻的目标，有着共同的道德准则和规则，它们让美国成为了伟大的国家。在奥巴马时期，美国似乎到达鼎盛，但当川普出现打了个响指，正式通知全世界，美国已经全然不同。

《下沉年代》的作者乔治· 帕克是《纽约客》和《大西洋月刊》的专职作家，这本书的英文直译是《解体：新美国的内在史》，它描述的是1978年到2012年间美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它从传统的美国叙事进入解体时代，曾经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因产业、阶层和观点的变迁，缓缓分裂的过程。

没有人说得清楚美国是什么时候发生变化的，但这时间段里，全球化不仅仅是口号，是我们具身经验，自中国加入WTO后，下海潮、万元户、个体经济，广东成为了最火热的工厂聚集地，人们迁徙、务工、进入劳动力的自由市场。这场记忆仍未走远，我们坐在前排观看中国经济腾飞，但在另外一头的美国，作为制造业的迁出方，事情呈现出另一种变化。

乔治· 帕克所写的就是美国的变化。这段历史尚未走远，人们还来不及总结，给出宏观的描述，作者将目光汇聚在不同阶层的美国人身上，由他们的人生经历来折射出美国的变化。他选择了几位人物，非裔女性工人，塔米·托马斯，出生与生活在杨斯敦；迪恩·普莱斯，南方白人企业家，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杰夫·康诺顿，白人精英，工作在华盛顿和华尔街。他们是底层、中产和精英。除去阶层，要理解这三位能展示美国解体的人物，要从他们所在的地域开始。

塔米·托马斯出生和生活在杨斯敦，这里曾经是二十世纪美国的钢铁之心，城市遍布钢铁高炉，二十四小时白烟滚滚，白天的空气被污染，夜晚则闪烁着“地狱般的红色眩光”，直至1977年，当地最大钢铁厂宣布关闭。高炉渐次冷却，杨斯敦变了，这是锈带形成的标志性事件。在塔米成长的六七十年代，杨斯敦并不仅仅是钢铁之都，也是宜居之地。在她住的那条街道上，路边种满了郁金香和风信子，坐在走廊上远眺，能看到高耸的烟囱，家家户户都精心维护庭院，男人们白天工厂工作，街道宁静，排屋整洁，一片美国城郊的中产街区景象。可是在她成年后，这里却变了另外的景象，房屋空置，被燃烧弹烧毁，毒贩和帮派成员出没，公园退变成森林，看不出城市曾经存在的迹象。

她在成年后明白锈带的含义，产业转移的背后是工作机会消失，但人口并不会随着消失。失业的人们开始依靠福利支票艰难度日。她是个乐观坚强的女人，发誓要读完高中，绝不靠福利生活。她在仅存的汽车零件行业做工，但产业依然在转移，人到中年，和同事们一起失业。

当我们在赞美全球化带来的繁荣与便捷时，很难注意到那些被转移丢弃的人。锈带成为共和党的票仓在此时埋下伏笔。传统的工薪阶层曾经有过体面有尊严的工作、温馨的房子和安全的街道，在全球化中逐渐被抛弃。当奥巴马谈论世界主义时，他们根本不信，转头把票投给了共和党。这曾经令人费解，明明是民主党人更关注福利，更关心穷人。但当民主党精英选择进步主义，选择全球化和世界主义时，蓝领是被全球化抛弃的人，他们怎么可能将票投给主张抛弃自己的党派呢？

如果钢铁产业无法展示全球化是如何抛弃他们的，那沃尔玛的兴起就能让这过程清晰起来。作为全球零售业巨头，沃尔玛从全球采购更廉价的商品卖给美国人，消费者获得了低价，这让人开心，可是原本存在于当地的零店铺和工厂却消失了，沃尔玛赚取的利润也不会留在当地。那些曾经在本地有着工作、生意的普通人，失去了原有的生活和工作。

这种困境让塔米愤怒，失业后她成为了社区组织者，她希望这地方恢复活力，赶走毒品交易、驱散颓废和消沉，维护社区安全。当她开车路过杨斯敦时，她很疑惑，那些曾经构成社区的事物——商店、学校、教堂、游乐场和果树，都去了哪里？这些曾经美好的生活，随着全球化消失了。

他们是全球化的受害者，投票给川普的红脖子明白这一点。他们讨厌民主党。这并非是党派之争。在全球化浪潮里，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本重新划分等级，种族和性别不再奏效，红脖子不再享有肤色和性别的优势，他们是最新的底层。

这种痛感和厌恶是真实的，他们像废物一般被丢弃了。当川普出现，让美国再次伟大，他的霸权与保守主义听着让他们心安——不要再进步了，我们想过点曾经的好日子。他们是全球化的伤痕，手中的选票是最后一张底牌。

谁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既然全球化夺走了美国工薪阶层的工作机会，那谁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呢？答案并不如想象中清晰，产业迁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工当然是受益者，我们目睹过脱贫致富的浪潮，但在美国，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最简单的答案或许是新的精英阶层。曾经以血统和资产界定的贵族阶层在民主化浪潮中被抹平，但在自由市场里，平等并未如期待中到来。即便人人都在法律上平等，但阶层依然存在。在曾经谈论精英时，我们指的是接受高等教育，在专业领域拥有最优秀技能的专业人士，但在现在，精英变成了与贵族类似的阶层。

杰夫·康诺顿就生活在精英阶层之中，他管这个阶层叫作华盛顿永居阶层，不仅仅包括从政者，也包括围绕政治而生存的人，游说公司、智库、名校精英，有影响力的人。在他还是商学院的学生时，因学校的活动第一次见到乔治·拜登，康诺顿就知道自己会追随他。当时拜登36岁，一头灰白的头发，谈吐幽默，风度翩翩，迷倒所有人，看上去就是做总统的材料。康诺顿自知拜登对他来说是邪教崇拜对象，是他要追随的人，是他的马，他会骑着这匹马进入白宫。

他的确也做到了。他从商学院毕业，从政从商，职业生涯辗转于华盛顿和华尔街，他想要知道商业和政治的交叉地带在哪里。在1987年拜登第一次竞选总统时，康诺顿加入了他的竞选团队，负责筹款，这是天然适合他的工作。

只是这时他才逐渐意识到，精英阶层是政商的复合体，从政者离开权力部分，可以进入私营企业、智库和游说公司，可以得到丰厚的报酬；而后者想要从政也是只需要降低收入，只要生活在这个阶层，就能依靠政治游戏永居。

康诺顿本该从华尔街的银行家变成财政部的高层职位，但他只在拜登的竞选团队中获得了初级职位，收入锐减，车贷还不起，卖掉了开父母的旧车，但他并不在乎。康诺顿的筹款工作异常出色，但为难的是，竞选筹款是竞选中重要的工作，拜登却很抵触。康诺顿希望他出席活动和金主多说几句，但他并不愿意。他意识到拜登强烈的精英气质，不愿意降低自己的格调而和金主应酬。

这些年他自然为拜登的魅力倾倒，屡次帮助他，但他逐渐察觉到拜登的奇怪之处，即便他在筹款团队工作，拜登却总是不记得他。他并非故意忘记康诺顿，而是他不记得所有人，每次出席活动只是拜登个人的政治魅力秀。

这让康诺顿感到失落，离开了竞选团队，转头加入了游说公司，服务于电信公司、石油组织这样的企业。客户有什么需求，他们就设计方案，并不是行贿，而是在政界进行策略性的游说，对制定政策施加影响。这对他来说简直是如鱼得水，他需要游说的人就是前同事，而前同事也乐意和说客合作，因为他们也可能想换份收入丰厚的工作。政治和商业完美地结合了，三权分立依然存在，政体没有任何改变，而政治却变成了一场政商游戏。康诺顿十年间赚了几百万美元，他只是华盛顿永居阶层中的小角色，却赚了这么多钱。

在精英阶层里，华尔街自然也占有一席之地。谁也说不清楚，华尔街的金融业是如何掌控经济，也没人能理清金融机构用复杂的项目拆分打包发行各种金融产品，然后金融危机就爆发了。2008年，康诺顿愉快地做着说客，拜登已经是副总统，他再次加入团队，这次他真的抵达了白宫。

金融危机是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康诺顿不明白为什么银行会在技术上无力偿债，而数百万普通人一夜之间失去积蓄和住宅，这说明监管机制的崩溃，某些地方存在着欺诈，法律、规范、制度都不再可以信任了。他寄希望于奥巴马政府彻查，可是负责处理金融危机的团队本身是政商复合体的成员，惩罚和改革都是象征性的。

这让康诺顿彻底失望，他知道政商复合体如何运作，他的职业生涯就在这个世界里——投资银行、国会、白宫，游说，而金融危机来了，给无数人带来痛苦。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出了自己的不安，金融危机的核心是欺诈，是金融机构对民众和监管部门的欺诈，是司法部的失败，是联邦政府的故意地纵容与不作为。就这样，51岁的康诺顿用半生走到了拜登身边，进入白宫后他用一场演讲把自己永久地赶出了华盛顿永居阶层。

回到前文所问，谁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呢？新的精英阶层、资本所有者，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普通人像厌恶贵族的血统那样憎恶资本和精英。

美国梦碎



迪恩·普莱斯疑惑自己到底是不是红脖子，他投票给共和党，但并不是工薪阶层。他做着便利店生意，雇佣200多位雇员，他并不穷困。他的祖辈是北卡罗来纳州的烟农，自己也有土地，也接受过大学教育。在大学刚毕业时，陷入了一个谎言：上大学，接受好的教育，在世界500强找一份工作，就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可当他做到这一切，进入强生公司时，发现简直苦不堪言。他成为了医药代表，从公司领到传呼机和电脑，开着公司的车，拜访医生的诊所，随身携带药物样品，给医生们解释疗效和副作用。他痛恨这份工作，厌恶每天汇报，他像是一台机器而不是人，公司是盯着他的老大哥，个性让他无法融入企业，于是他很快辞职，回到自己的土地开起了便利店。

在进入四十岁后，他又开始厌恶起便利店的生意。他原本只是想出售自己农场作物，可是生意已经做起来了，他不仅开便利店，也开卡车休息站，卖食物，也卖石油。他痛恨自己只能给员工最低工资的报酬，无法提供健康保险。他知道自己的有些员工偷东西，有些正在吸毒，但是他也疑惑，他们怎么靠这么低的报酬养孩子呢？他还试图提高时薪，给更好的报酬，但不得不花时间把薪水降回最底工资。他知道自己完全在利用员工，但这也没有办法。

直到沃尔玛来到身边，普莱斯所在的罗金厄姆县是个只有九万人的贫穷农业县，竟然连开三家沃尔玛，这即将消灭该地所有的杂货店、服装店和药店。对普莱斯来说，最可怕的是它还出售打折汽油。他发现当一个大型零售商进入你的社区，花在里面的每一美元有八十六美分都流去了其他地方，很少的钱留下惠及本地生活。

卡车休息站利润本就很少，一加仑就只能赚一毛钱，当沃尔玛出售打折汽油的时候，本地的卡车休息站毫无疑问会被消灭。他的共和党情结松动，意识到美国正在用最糟糕的方式与跨国公司和石油公司合作（这些石油组织是康诺顿的客户）。

普莱斯是个相信美国梦的人，相信自力更生、奋斗不息，一定可以过上好生活。他待人温和、热爱看书，书房里摆着卡内基和林肯的传记，鼠标垫上是爱迪生的名言“总有办法做到更好”。在事业岌岌可危时，他也没有放弃，而是想出了另外一条路——发明创造，追求财富。

他认为美国摆脱石油的希望在于新能源生物燃料，利用植物制造生物柴油，技术上的确可行。他看到希望，购买设备，每天生产一千加仑的生物柴油。他孜孜不倦地推广自己的新燃料，屡次都要见到曙光。他的事业被媒体报道，甚至得到了奥巴马的支持，但始终无法形成产业。

普莱斯这才明白过来，共和党对环保、新能源避之不及，民主党喜欢可持续发展，但只有口头支持。生物柴油的命运其实在石油公司对政府的游说能力，如果政府避免给石油产业加税，那为什么要有新能源？他的个人奋斗和发明创造在市场上一文不值。

他所代表的美国精神也岌岌可危，命运不再掌握在自己手里，“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同叙事出现深刻的裂痕，个人只能由宏观庞大看不见的东西决定命运。普莱斯眼见零售巨头、跨国企业、国家政策缓缓地将自己的美国梦吹灭，他面临着破产案诉讼。

这只是《下沉年代》中有代表性的三个美国人，书中还写到了很多人，著名的奥普拉女士、沃尔玛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作家卡佛、硅谷大佬彼得·蒂尔、国务卿科林·鲍威尔，以及不知名的普通人，在金融和地产投资里失去所有的普通人。这些人曾经构建了美国的共同叙事，人人平等，可他们自身的轨迹却发现美国已然解体，共同叙事被摧毁了，再也没有相通的美国梦。

阅读这本书的感受实在过于特别，它所描绘的历史离我们不够远也不够近，书里所写的大部分人物依然在世。曾经的美国消失了，今天的美国的阶级秩序重构、贫富差距拉大，裂痕日益深刻。它不再是光荣与梦想的国家，阅读《下沉年代》，就像坐在前排看美国无声地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