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与百姓共天下？

“明朝与百姓共天下”，是明粉很喜欢复读的一句话。实际上，这句话在任何明朝史料中都没有记载，最初的出处竟然是前几年的一部热播剧《山河月明》。著名演员陈宝国饰演的朱元璋说了这么一句台词，“大明朝与百姓共天下，非与士大夫共天下”。把影视剧台词当成真实历史津津乐道，足见一些人的历史素养低到了什么程度。

有些人确实是真心相信“明朝与百姓共天下”，这契合了他们对朱元璋严厉惩治贪官，关心爱护百姓的刻板印象。他们觉得，朱元璋出身贫寒，来自社会底层，这个王朝就天然属于百姓。问题在于，历史从来不是按情绪运转的。出身可以影响性格，却决定不了制度。一个人可以从乞丐变成皇帝，但一旦坐上皇位，他首先要做的，不是“让百姓当家”，而是确保这个位置永远掌握在自己和自己的家族手里。

把明朝说成“与百姓共天下”，最大的问题，是把“反官僚”误读成“代表百姓”。朱元璋确实极端不信任官僚，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不信任官僚，并不等于信任百姓。百姓在整个明代政治结构中，从来没有被赋予任何实质性的参与权，他们既不能决定政策，也不能制衡权力，甚至连最基本的表达渠道都极其有限。所谓“为民做主”，本质上仍然是“替民做主”，而不是“由民做主”。把明朝这种皇帝集权自上而下的统治，说成“与百姓共天下”，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妄想。

如果非要追问朱元璋究竟信任谁，答案其实很简单——他信任的从来不是抽象的百姓，而是自家儿孙。于是才有了明初那套看似雄心勃勃、实则隐患重重的藩王体系：把军权交给儿子，让他们分镇四方。这不是“民本”，而是典型的家天下逻辑——与其把权力交给可能形成独立利益集团的文官武将，不如交给自家亲人。

但历史很快给出了讽刺性的回应：当朱家自己人也拥有足够的武力与资源时，他们未必甘于做皇位的守护者。此外，新皇即位，没有老皇帝朱元璋的绝对权威，也很难信得过这些大权在握的叔叔们。于是就有了建文帝削藩，燕王朱棣起兵造反的靖难之役。朱棣夺位成功，彻底把“宗室作为权力支柱”的美好幻想粉碎了。从此以后，明朝皇帝再也不敢真正放权给藩王，宗室被系统性边缘化，沦为了坐享国家供养的寄生虫。

问题随之变得尖锐：既不信任宗室，又始终提防官僚，明朝皇帝还能依靠谁来统治这个庞大的国家呢？答案不是百姓——百姓从来不在选项之内——而是宦官。

宦官的优势恰恰在于他们的“残缺”：没有家族延续的可能，权力完全依附皇帝，生死荣辱系于皇帝一人之手。他们既不会像官僚那样形成盘根错节的家族网络，也不会像宗室那样拥有天然的合法性资源。对一个高度不信任外部力量的皇帝而言，这样的人反而最安全。于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结构逐渐成形：外廷由官僚运转，内廷由宦官控制，而皇帝则通过宦官去牵制乃至压制官僚。

明代的宦官参政几乎贯穿整个王朝终始。明太祖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但明成祖朱棣夺位后，由于不信任宗室和文臣，宦官遂广泛参与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事务中。著名的航海家郑和就是朱棣的贴身太监。到了朱棣的孙子明宣宗朱瞻基，更是在宫中设内书堂，教宦官读书，从而使宦官更好的参与政务。至明英宗年幼登基，内阁票拟、司礼监太监批红的中枢决策模式渐成定制。也就是说，国家政务，内阁文官先写出处理意见，司礼监太监依据皇帝的旨意做出最终批示。而当皇帝怠政，或极度信任太监时，司礼监太监实际上就成为了明朝事实上的皇帝。

很多人习惯把明代宦官专权解释为“个别皇帝昏庸”，仿佛只要换一个更勤政的皇帝，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这种解释太省事，也太肤浅。看看王振、刘瑾、魏忠贤这些权倾朝野的大太监，就会发现，他们并不是偶然冒出来的“坏人”，而是在同一种制度土壤里反复生长出来的“必然产物”。当皇权既要集中，又缺乏可以信任的力量行使时，除了宦官，没有第二选择。也就是说，明朝太监专权不是“篡夺”皇权的结果，而是皇权“授予”的结果；不是制度的漏洞，而是制度运转的结果。

因此，明清之际人们对宦官问题的反思，多不囿于明末魏忠贤专权的短暂时间范围，而是以明亡为切入点，逐步向前推进，扩展至对明代二百余年之宦官政治的检讨。在明朝灭亡前夕的生死关头，崇祯帝仍派遣内臣太监守卫城门，其对宦官的信赖令人惊讶，但却也被认为与其列祖列宗一脉相承。清人邵廷采称：“成祖以此始，思陵以此终。”崇祯帝最终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邵氏评价道：“躬蹈覆辙，殆又甚焉。”这“躬蹈”——亲身践履与传承的，正是明朝诸帝长期以来对宦官的信赖与任用。

说“明朝与宦官共天下”，当然也带有夸张成分，因为宦官从未拥有独立于皇帝之外的合法性，他们的权力随时可以被收回。但如果把它当作对“与百姓共天下”这一说法的反讽，那么它反而更接近事实。明代政治体系中，百姓始终被排除在权力之外，宗室被防范，官僚被限制，最终被不断放大的，自然是对皇帝完全依附的内廷宦官力量。

所以，当有些人一脸认真地谈论“明朝与百姓共天下”时，不妨反问一句：百姓究竟在哪一个环节“共”了这个天下？是在决策中，还是在监督中？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那么这句话的意义就只剩下情绪价值了。而历史真相，偏偏是最不照顾特定群体情绪的。

明朝皇帝重用宫廷里的宦官太监，为的是以宦官控制文臣武将，再以文臣武将控制天下百姓，说到底是服务于皇帝一人专制，这恰好是所谓“明朝与百姓共天下”的反面。

明朝宦官政治产生和发展的土壤正源于这样的专制统治：一方面，君主出于对朝臣的防范和疑惧，往往主观上以宦官的力量去制衡、监督朝臣；另一方面，“以一人之疑敌天下”必将导致“一天下之权归于人主”，这样的形势客观上也为最接近皇帝的宦官势力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和空间。

更进一步而言，“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的心态，正是君主将天下视为私产的必然结果。正如明末清初学者吕留良所说，专制制度“纯是一个自私自利，惟恐失却此家当”。把明朝的朱家江山说成与百姓共天下，只能说这样的认知还不如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