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州的一家养猪场。“许多养殖户已经撑不下去了，”在大连养猪的孙浩宇说。

去年底，中国北方辽宁省大连市的生猪养殖户孙浩宇（音）首次注意到猪肉价格开始大幅下跌。

孙先生说，由于手上有3000头生猪，他“别无选择，只能硬挺过去”，完全依靠贷款和借来的资金来维持经营。但价格仍在持续暴跌，并在上个月跌至16年来的新低。如今，在他所在的整个地区，许多小型养殖场都处于倒闭的边缘。

“许多养殖户已经撑不下去了，”孙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辛辛苦苦把猪养大，现在我们连饲料钱都快付不起了。”

中国猪肉价格的暴跌不仅是一个农业问题。在这个将该商品视为通货膨胀风向标的国家，这一跌势对经济而言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不久之前，一场非洲猪瘟疫情重创全国的生猪养殖业，猪肉价格曾一路飙升。这促使北京方面增加生产，结果在中国消费者打算存钱而非消费之际造成了供应过剩。

养猪业是中国经济放缓的又一个牺牲品。房地产市场正处于长达数年的低迷期，拖累了包括餐馆在内的消费支出，而餐馆是猪肉销售的主要驱动力。根据日本银行野村证券的一份报告，作为长期以来工地工人的主要食物之一，建筑活动的走弱也减少了对猪肉的需求。



2月，北京的一个菜市场。中国猪肉价格在过去四年里下跌了39%。

“我们发现，建筑工地工人和外出就餐者是猪肉消费量较高的两个群体，”野村证券中国经济学家汉娜·刘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我们看到这两个群体的消费出现崩塌时，需求必然会随之骤降。”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大部分经济领域已经经历了数年的通货紧缩，猪肉价格在过去四年中下降了39%。这种趋势直到几个月前才开始逆转，当时因伊朗战争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推高了物价。

尽管政府一直试图扶持大型猪肉生产商，向他们提供有高额补贴的银行贷款和授信额度以进行扩张，孙先生这样的个体小农户获得的帮助却少得多。

即使有政府的支持，该行业最大的几家企业也举步维艰。中国最大生猪生产商之一温氏食品集团去年的利润下降了43%。该公司表示，4月份其生猪价格同比下降了约38%。

另一家生猪巨头大北农今年的猪肉销量虽然高于去年，但仍报告了盈利能力的下降，并辩称原因为“市场环境及猪价波动”。

这次低迷与2019年猪瘟疫情后价格飙升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反差。为了降低价格并促进农业自给自足——这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倡导的优先事项——政府曾鼓励建设大型的多层养猪场。



中国鄂州一家水泥厂旁的高层养猪场。这家养猪场于2022年开始运营，此前受猪瘟疫情影响，猪肉价格曾出现飙升。

但如今，在这个消费了全球一半猪肉的国家，养殖户们发现自己面临着生猪过多而需求不足的困境。

在中国，这种肉类是日常膳食、庆祝活动或高级宴席中不可或缺的主要食材。正因为消费的普遍性，猪肉特别容易受到经济疲软的影响，而目前的经济正受到顽固的青年失业率、摇摇欲坠的房地产市场和吃紧的养老金体系的困扰。

根据收集餐饮业数据的中国网站“餐饮88”的数据，现在餐馆食客每餐花费的金额比几年前要少。甚至连政府官员过去常常举行的大手大脚的宴会和商务宴请也受到了抑制。在数起关于官方宴会上过度饮酒的报道出现后，一些地方政府已禁止公务员进行三人以上的聚餐。

为了安抚市场，北京方面已多次为国家战略猪肉储备收储肉类，这是一项由政府运营、储存在全国各地仓库中的应急储备。在2019年猪肉价格暴涨时，政府曾动用这些储备来帮助缓解食品消费成本。

北京方面还督促地方政府购买更多猪肉，因为价格已经跌破了“过度下跌一级预警区间”。



台州一家屠宰场。中国政府一直在采取行动增加猪肉采购，但经济学家汉娜·刘表示，“需求侧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

在上个月举行的两次高层会议期间（包括一次由习近平主持的会议），官员们强调了解决猪肉行业当前“供需关系发生深刻变化”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当局已经敦促养殖户通过淘汰能繁母猪来减少进入市场的猪肉。监管机构还对每头生猪制定了更严格的体重标准，从而有效限制了可供销售的肉量。与此同时，政府也缩减了曾向寻求扩张的大型养猪场提供的补贴贷款。

汉娜·刘说，这些努力有助于稳定价格。但如果消费者需求没有更强劲的复苏，她预计价格不会出现明显反弹。

“需求侧已经没什么能做的了，”她在谈到政府的进一步干预时说。“你无法命令其他企业购买更多猪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