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谴姆诊癌症，我们一起造了一座花园

2026年春天，黄鱼家门口花园的茶梅照例开出了玫红色的花，这是父亲最早移来的“居民”，同时种下的还有一株含笑，它俩长势最好。

2008年，父谴姆诊前列腺癌。大约半年前，黄鱼携妻女、父母搬入新居。门前有一块可供住户改造的草坪，他迟迟没有动工。但父亲病了，预期只能存活五年，这让改造草坪的计划变得有些迫不及待。黄鱼打算与病中的父亲一起，赶紧“把草皮弄一弄，弄得像个花园”。

花园承载了黄鱼的想象，是理想生活的现实图景。父亲学过木匠，后来又成了一名机床工人，“花园”在他的语境中是陌生的事物。对父亲来说，造花园不过是在地里种几棵树而已。

父亲生病后，一棵树种下去，牵连出另一层含义：几年之后，这棵树长成枝繁叶茂的样子，父亲未必还能看见。父子俩一起种树，将来可能只有儿子在树下走动。

在花园修建的过程中，父子之间的矛盾持续出现。修建前是否应按传统请风水先生来看一看？用来垫脚的石块，尖角是否应该避开某个方向？紫薇的枝条如何修剪？……这是父子之间长期角力的延续，就像在搬入新居不久，父亲早早地在门前的草坪上种下了从老家移过来的一株茶梅、一株含笑，类似于“宣誓主权”。

黄鱼需要为父亲觅得一处墓地，也叫“阴宅”。在此之前，他们刚换了新的住处，即“阳宅”。花园成了阳宅与阴宅之间的过渡场所。“人通过空间、方位、样式和景观，去表达自己对生活、对生命、对永恒的想象。”黄鱼说。对他来说，装修新居透露出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建造花园则似乎是在刻意营造一种幻境，而置办墓地寄托着人对身后安顿的想象。这三件事交杂在一起，在时间和空间上重建了父子的关系。



花园一角，盛开的花 图/受访者提供

父谴磨世距今已经13年，花园成了这个家庭安放记忆之处。在清明、冬至这样的家庭祭祀时节，家人们会在家门口礼拜，请逝世的父亲回家团聚。会把点燃的香蜡插在父亲当年栽下的茶梅、含笑脚下，那是父亲留下的路标，他将循着这个记号回家来。也因此，黄鱼不再轻易改造花园，也很难搬离这所房子。他形容这是一种“安土重迁”。这里已经成为家庭的图腾。

黄鱼将建造花园、送父亲离开的时光写成非虚构作品《花园与父亲》，于2026年4月出版。学者、作家黄灯评价，黄鱼在作品中“展开了对生死疲劳中的自我及父亲深邃而复杂的理性审视”，“其传统父子角色与传统伦理边缘之外的延展性思考，充分彰显了作者个人化思想的成色。”

黄鱼认为，花园一方面是追忆和怀念，另一方面是建筑的长久与人的衰老、疾病、死亡之间的对照。他将之形妊酞博尔赫斯笔下的迷宫，父子俩都在花园里寻找出路，但未必能走到一起，也未必能想到一起。他在一个不断变化、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里，处理最具体、最私人的事情，比如死亡，比如亲情，比如告别。

这座花园常常让黄鱼想起博尔赫斯的《雨》。在这首诗中，雨落在耳际，落在庭院，落在窗上。在那首诗的末尾，潮湿的暮色带来一个声音，“我的父亲回来了，他没有死去。”

以下是《南方人物周刊》与黄鱼的对话。



花园中的小道 图/受访者提供

“礼行如仪”与“无所适从”

南方人物周刊：父子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在你和父亲身上具体的呈现是什么？

黄鱼：我们有很多关于父子关系的观点和思想。中国传统叙事中是“父慈子孝”；弗洛伊德有“弑父”这样的表达；在卡夫卡的《判决》中，父亲对儿子说“你去死”，儿子就真的去死了。

我这个年纪的人所接受的教育，一部分来自革命叙事——很多革命故事都是从儿子反抗父亲、走出封建家庭开始的。一代人要奔向一个崭新的未来，那是理想的彼岸。它隐含着一个前提：要与过去决裂，与传统告别。

我学社会学时，会觉得我们应该走向现代、告别传统。但这些观念一旦落到具体的家庭事务中，就会与现实冲突。按照传统做是一种逻辑，按照现代观念做又是另一种逻辑。怎么处理父亲的疾病？怎么为他找墓地？怎么办丧事？我会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安放内心，甚至连一个表情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如果没有这些复杂的观念，也许反而可以简单地按照“二十四孝”去做，那至少有一种确定性。但在现实中不可能。作为一个当代人，你接受过各种思想观念，不可能再完全回到那种叙事中。我想呈现这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它不是考试题，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人给你评分。最终只能靠自己心中的那杆秤。这是唯一的、不可重来的事情——我只有一个父亲，他没了就没了。



《花园与父亲》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书中隔几章就会有一些自我反思。现在父亲已经离开13年了，你觉得自己当时做得怎么样？你说自己心中有杆秤，经历了这一遭，当年你的苦闷、矛盾、无所适从得到纾解了吗？

黄鱼：这个问题我会比较警觉。因为一旦这样想，每个人都会不自觉地往“自我期许”的方向靠，倾向于把自己变成“做得对”的那种人。那样一来，又会回到“父慈子孝”的传统叙事：父亲值得你去做，你也尽力去做了，于是这个故事就变成了一个道德上圆满的故事。

我们所接受的文化和教育中，有儒家、道家、佛家，也有西方的思想体系，各种理念混在一起。但面对至亲的疾病和死亡，内心到底该有什么反应、如何处理这些具体的事务，没有一套清晰、朴实的方法论和路径。

如果是独生子，这种体验会更强烈。父亲一旦生病，儿子会突然成为那个必须站出来的独一无二的人。他站在众目睽睽之下——亲戚、邻居都在看儿子怎么做。虽然内心很彷徨、很疑惑，但他只能挺身而出。

这个过程中，我们基本上会按照约定俗成的传统去做，相当于取了一个公约数，我们说“行礼如仪”。这在传统中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比如殡葬改革之前，还在实行土葬的时候，盖棺前需要由舅舅来做中间人，看逝者的头是否居于正中。按传统的说法，逝者的头如果有偏向，他的福荫也会有偏向。所以一定要有那么一位权威人士来把关，确保不偏不倚。

从事务层面来说，很多百般纠结的事情会随着父亲的离去突然解决。比如我原来担心他到底应该在哪儿离开，是在医院、在家里，还是回老家“归中堂”？这些原本一直纠结的问题，都在父亲离开的那一刻尘埃落定。

但内心层面的那些问题，父子之间的情感、困境、联结……不会随着事情结束就消失。中国的父子关系在今天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情感连接是合适的？这种关系何去何从？当我们“行礼如仪”的时候，真实的内心活动是怎样的呢？我们能否做到表里如一？我们的真实情感是否具有现代性？这里面其实问题丛生。

所以从父子关系来说，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这个角色你无法回避。但在扮演这个角色的过程中，内心的情感一直找不到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



黄鱼 图/受访者提供

死亡教育

南方人物周刊：这种难得的死亡教育对一个人影响巨大而深远。

黄鱼：我们接受的教育其实都在教一个人怎么奔向中年，走向一个更强盛的生命阶段。所有的准备都是面向这一阶段的。但从生命的强盛走向衰老、走向死亡这一部分，其实是缺失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跟父亲很难交流，交流的前提是有一套共同的思想体系。比如过去，大臣给皇帝写奏折、皇帝批奏折，他们背后有一整套共同的儒家思想体系，有一套可以交流的“密码”。

但在“死亡”这个问题上，父子之间、两代人之间，没有。

在宗教环境里，面对亲人的离去有一整套方法和话语，有安慰的方式，人们可以通过这套体系来交流。但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没有，很多时候就变成不说反而最安全，因为不知道该怎么说，也不知道用什么去说。

我们在器物层面上的现代化是很明显的——生活方式、交通……但在态度、情感、信仰这些层面没有完成。现在主导的是科学理性，但有些问题在这个层面无法解决。康德有一个观点是“要给‘上帝’留一个位置，不能把一切都交给科学”。科学需要的是“可证明”，但有些东西无法被证明。

南方人物周刊：父亲离开后，你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处理内心的情绪？

黄鱼：分阶段完成。

我在父亲还没去世时就梦到他离开。等到事情真的发生时，反而有一种“经历过”的感觉。父谴磨世后，我在梦里见到他，那也是一种释放。

还有一种是写下来。有一次我要给朋友回邮件，写到“我父谴磨世了”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泪流满面。我从来不曾用键盘把这件事敲下来。

所以情绪的释放分场域，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用不同方式一点一点完成。



电影《漫长的告别》剧照

南方人物周刊：你刚刚提到“二十四孝”、“父慈子孝”，这是一种传统的方式，我们也在走向一种更“现代”的方式。这两者是对立的吗？

黄鱼：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比如“二十四孝”，在传统社会中，它是合理的、天经地义的；放到今天，用心理学或者多元主义的视角去看，其中有些故事会显得反人性。它到底是对还是错？

从更长时间的维度看，没有绝对的对错；但在具体的时间、文化中，它又是有对错的。比如今天提倡树葬、海葬，海葬把骨灰撒向大海，在传统中就是大逆不道。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对错，而在于具体的历史情境。

像我们这一代人，同时接受了几套东西：传统的、外来的、科学的、理性的。用韦伯的话说，就是经历了一个“祛魅”的过程。当你祛魅后，怎么重新赋予一件事情严肃性、意义和价值？

比如丧葬中的一些细节，你会觉得它们带有黑色幽默，因为它们原来的神圣性已经消失了。但在操作层面，你又必须依赖这些传统——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最大公约数”，让事情可以顺利完成。

这也是我在序言中说的“信与不信”。“信”是一种赋魅，“不信”是一种祛魅。人需要通过相信来获得确定性，让内心安定，让情感有一个安放方式。一旦原来那套东西被怀疑，情感表达的方式也会失效。

但人不可能一直处在不确定中，所以会本能地寻找新的确定性。比如我会把某位医生当成说一不二的人，不去质疑，完全按照他说的去做。那也是一种重新建立的“相信”。

表面上你在遵从传统，但内心未必相信它。这就是“信与不信”的矛盾。

南方人物周刊：这种矛盾会影响你跟父亲、你跟下一代的关系吗？

黄鱼：代际关系一直在变化。家庭结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都变了，但我们的底层其实是一样的。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性相近，习相远。“性相近”是说，我们与父辈有同样的基因。同时，人面对世界有一种最基本的“条件反射”，我们在父辈建立的原生环境中长出自己的反应方式。“习相远”指外部环境，比如教育方式、潮流、遇到的人，这些变化可能掩盖了“性相近”的部分。基因、原生环境让我们与父辈在底层相似，但时代、教育、环境又让我们看起来不同。

如果再加上一个时间维度：童年，父亲是榜样；青年，父亲是反抗的对象；中年之后，发现自己越来越像他。这个过程我的体会特别深，很多性格、处理问题的方式，我们其实是一样的。

这不只是父子关系的探讨，还关乎一个更大的命题：我们这一代人，如何成为“现代人”？这是一个过程，是我们正在奔向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