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确定性”出现裂缝：迪拜的枢纽考验

战争降临

照片上是一幢写字楼，黑烟正从某一层往外冒，有几层的玻璃窗被完全击碎，窗框还挂着锯齿形的边角——李伟在手机上放大这张朋友发来的照片，认出了碎掉的玻璃窗正下方的阳台。那是他位于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的办公室。

这一幕发生在迪拜时间3月13日早上6点50分，“往常这个时间，我已经到办公室了”。李伟因为春节回国休长假暂缓返工而躲过一劫，但这张“战地照片”还是让他心有余悸。

李伟工作的加密货币公司注册在迪拜，办公室所在的DIFC是当地标志性的财富中心、自由贸易区。它成立于2004年，是阿联酋宪法下的一个独立辖区，使用英国普通法，并设立了独立的司法系统、法官和金融监管机构。在这里，有超过8000家公司注册，聚集了全球各地的银行、财富基金、家族办公室以及各类技术初创企业，还包括服务于它们的零售业和酒店。战争爆发前，数万名来自全球各国的人每天出入其中。

DIFC遇袭的那天，是美以联合空袭伊朗的第14天。空袭从2月28日开始，此后伊朗持续还击，波斯湾沿岸多国的民用建筑相继成为目标——迪拜也没能幸免。

最初几日，作为迪拜地标建筑的帆船酒店、哈利法塔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这些象征着这座城市的财富和安定的建筑燃起烈火，照片在全球的社交网络上流传。随后，受袭范围扩大：3月1日，亚马逊云科技在中东的数据中心遭遇来自伊朗的无人机袭击；从3月1日到20日，迪拜国际机场经历了几次导弹碎片或无人机的干扰，并因为航站楼受损、航空燃油储罐区被炸等原因，数次暂停运营。

这些袭击都没有造成大规模的人员伤亡，但在一向被认为是“中东安全岛”的迪拜实属罕见。曾经热烈的生意和投资浪潮因此被按下暂停键。

一股“撤离潮”首先发生。根据《卫报》报道，机场必闭期间，住在迪拜的富豪们乘私人飞机或开车4小时去阿曼的机场乘飞机离开，导致当周从阿曼飞往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商业航班迅速售罄。随着游客和网红的迅速离开，迪拜的宠物收容所的生意开始繁荣，因为有许多由于主人着急离开而被留下的宠物需要照顾。在迪拜机场免税店工作的一名中国籍销售人员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空袭发生后一周他们暂停了工作。恢复运营后客流剧降，他从以前的做四休三变成了上一天班休一天。因为长时间待在宿舍比较无聊，家人又担心他的安全，他在3月10日回到了中国。

同一时间前后，包括花旗银行在内的多家外资银行也关闭了在迪拜的办事处，埃克森美孚、毕马威、Google等多家公司已经将员工从中东地区撤离。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普华永道正在中东地区推进的新项目的客户普遍处于观望状态，即将完成的项目也没有作结，数个政府项目和招标处于暂停状态。与此同时，普华永道在中东地区目前最需要处理的，是不断有外国客户向他们咨询关于投资风险、是否要在当地继续布局业务等问题。

人能设法离开，货物只能滞留。

在迪拜的杰拜勒·阿里港，中国车商高磊在3月初见到了成片堆积的中国汽车。2025年，中国向中东地区出口的汽车超过100万辆，其中迪拜是整个中东地区的贸易枢纽，从中国运往中东各国的汽车往往会在这里靠岸并中转至其他国家。高磊所做的生意主要是将中国制造的汽车卖到中东地区，选择把公司注册在迪拜也是因为它的枢纽地位。战争猝然打响，叠加当地开斋节假期临近，高磊和同行收到的商单和咨询都在减少，商家备好的货有不少都滞留在港口。高磊那几天的日常活动主要是在住处做饭、休息，他还给两个滞留迪拜的中国旅客提供了免费住宿。

迪拜官方的反应则几乎是条件反射式的。3月1日，即空袭次日，阿联酋民航总局宣布国家将承担受战争影响、滞留旅客的住宿费用，有关部门则表示商场、海滩、公园等景点正常开放。阿联酋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迪拜王储谢赫·哈姆丹仍频繁与各类商界人士见面，出席有近300名商界高层参与的会议，主题是“增强经济韧性、保持经济发展势头”。哈姆丹甚至在3月签署并颁布了一部关于迪拜酋长国建筑物的质量与安全的新法律——在战时推进这项立法，传递的信号很清楚：迪拜并非在应急，而是将继续建设。

从官方发布的信息和媒体集中报道来看，迪拜乃至阿联酋在事件发生后有非常明确的稳定叙事管理，而且是多层同时推进。

军事层面强调“能防住”。阿联酋国防部在3月2日就通过官方渠道正式发布了精确的拦截与损毁清单，并持续更新。截至3月21日，阿联酋防空系统累计拦截了341枚弹道导弹、15枚巡航导弹以及1748架无人机。发布会上，官方反复强调防空系统“高度准备”，以及有充足弹药库存。外交层面的对外表述则相当克制，强调不会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也不会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攻击伊朗，呼吁通过联合国和谈判解决冲突——哪边也不站，正是因为迪拜的商业模式依赖同时与不同阵营保持关系。

在经济层面，迪拜强调的是系统并未停摆，商业活动仍然正常；同时在舆论层面主动维护“安全城市形象”。比如迪拜政府媒体办公室3月初曾发布一段视频，拍摄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Mohamed Bin Zayed Al-Nahyan）在迪拜购物中心散步，还坐在餐厅的外摆位上吃饭的场景。该媒体办公室后续还发布《安全指南》，指导市民在接到手机警报时应该怎么做，强调“迪拜仍然是一个安全且全面正常运作的城市”。与此同时，《纽约时报》的调查表明阿联酋的新闻机构不被鼓励传播关于当地遭受袭击的现场照片，因为官方不希望这种图像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也不希望迪拜被人们和战争与冲突联系在一起。

迪拜希望展示的，是一切如常。

之所以为迪拜

迪拜所在的中东从来都是地缘复杂、摩擦频繁的地区，过去几十年，迪拜建立的枢纽模式的核心价值正是在动荡的环境中提供某种“确定性”。

从1960年代甚至更早开始，这个定位支撑着这座石油储量并不多的城市发展至今，吸引了来自整个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的商业、贸易和投资。“免去个税、设立较低的公司税，建成一个花园城市，并利用人类的贪心来完成自己的发展”——这是李伟对于迪拜模式的总结。

当然，这个模式成立的前提是这里足够安全。

迪把袒于亚欧非三大洲的交会处，区位优越，港口、机场、物流网络和自贸区都建得足够好。但这些都是手段，不是目的。如果把迪拜理解成一家公司，它的核心产品只有一个：流动性——为全球的人、货和钱提供一个高效的流转通道。

根据迪拜官方披露的GDP数据估算，迪拜近年的产业结构大致呈现3种属性：以贸易（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与物流和旅游（住宿+餐饮）为主的流量型产业贡献了约一半的GDP，其中贸易占到约23%，是最大产业；以金融和房地产为主的资本型产业占了约20%；建筑、制造和信息技术产业合起来约占25%，为前两者提供基础支撑。

换言之，迪拜的商业模式的本质就是做全球的分销与中转节点，让人口、商品和资本，在这里实现分发、中转和重新配置。如同中国车商高磊所体验到的，很多来往三个大洲的货物会在迪拜中转，来自不同大洲的“高磊们”也在这里相聚。

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东西方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后，迪拜的这一功能性“人设”更是令它炙手可热。2025年，迪拜国际机场接待了9520万名旅客，同比增长3.1%，这个数字高于全球所有机场在所有历史时期的纪录。截至2025年上半年，迪把厅引绿地外资项目的数量连续4年位居全球第一，其中2024年的项目数量是1117个，创了整个阿联酋的历史最高纪录。从2021年开始，迪拜的房地产交易额连年增长，从每年3000亿阿联酋迪拉姆（约合5632亿元人民币）飙升到2025年的9170亿阿联酋迪拉姆（约合1.7万亿元人民币）。

3月13日遭遇袭击的DIFC也是这个发展策略的成果之一。它拥有超过1289家家族企业，是整个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家族企业生态系统。仅在2025年，阿联酋就吸引了约9800名新的百万富翁，净流入量位居全球之首。其中，中东其他国家、印度以及欧洲富豪占比是最高的。这些“新钱”中，有一部分是俄乌冲突爆发后来迪拜做资产避险的富人，当地市场普遍认为，这些人是推高迪拜近几年高端的重要力量。

货和钱带来了相当数量的外国人——占到了迪拜总人口数量的80%以上。各类服务业与其他产业同步兴起。另一个让外国人来到这里的契机是，迪拜政府希望发展技术和数字经济等新产业，并为此设立了开放的人才政策。加密货币产业就是案例之一。李伟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除了允许加密货币发行，在交易牌照发放等政策上，迪拜较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相对宽松，这也是他们这样的公司选择在当地落脚的原因。

此外，投资者、企业家、科学家等人才可以获得最长10年居留期的“黄金签证”（Golden Visa）。朱修颉是李伟在迪拜的朋友，他2015年本科毕业时来到迪拜，入选了迪拜酋长谢赫·穆罕默德（Sheikh Mohammed）赞助并发起的人才项目“迪拜商业伙伴计划”（Dubai Business Associates），该计划旨在吸引全球有潜力的青年，让他们在当地学习后加入迪拜的政府和公司工作。项目结束后，朱修颉先是在迪拜的总理办公室做技术政策相关的实习，争取到迪拜政府旗下孵化器的投资后他开始自己创业，如今兼做与技术相关的投资和创业。

在这几位受访者的描述中，迪拜的形象都是开放、包容、灵活的。朱修颉对于迪拜政府部门的印象是，工作人员以30岁左右的为主，经济部门的成员多数是外国人。他在那里工作时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在2015年区块链刚刚兴起时，他与直属领导向政府提案用区块链技术提高政府数据的公开程度。这个提议在一个月后被写进了政府的城市发展战略，由迪拜王储哈姆丹直接宣布。这样的决策速度、对新事物的包容程度，令朱修颉觉得迪拜政府“在以创业公司的逻辑运行”，他们习惯了迅速决策、招商、试错，甚至失败撤回，通过为复杂世界提供简单接口来寻求自身利益。

枢纽的重新定义

如今支撑迪拜作为枢纽的基础设施，大多始建于1960至1980年代——恰是中东最动荡的时间段之一。1979年开港的杰拜勒·阿里港是中东地区最大的港口，1985年，基于这个港口的自由贸易区成立，允许外资全额控股，资本自由流动。同一年，阿联酋航空成立，迪拜国际机场作为全球枢纽的地位更进一步。

2004年，让各国资本和公司涌入的DIFC开始运营；2013年，迪拜成功申请了2020年世博会。2023年，迪拜发布名为“D33经济议程”的发展计划，提出将在接下来10年内推动GDP翻一番，并跻身全球三大都会。

迪拜的崛起和中东的动荡同期发生，但阿联酋和迪拜都以灵活的身段加固了自己的贸易枢纽地位。1980年代的伊朗和伊拉克战争时期，阿联酋保持中立，并凭借港口优势承接了交战双方的贸易需求。1990年海湾战争期间，阿联酋在没有与美国签订军事绑定条约的前提下，通过提供港口给美军补给中转，利用美军完成了对自己的防卫。也是在那之后，美国与阿联酋签订了防务合作协议，这意味着美国可以使用阿联酋的关键军事和后勤设施。

2000年之后，整个中东地区又经历了伊朗核问题升温等问题，但阿联酋一直以“端水”的状态处理地区关系。它与伊朗保持着贸易和人员往来，一度是伊朗在2010年代的第二大进口国；而迪拜作为贸易城市，拥有全球最重要的伊朗侨商网络，有近万家伊朗企业。与此同时，阿联酋还在2020年与以色列正式建交，这让它作为中东地区唯一可以连接阿拉伯世界、以色列和全球商业资本市场的枢纽的价值进一步凸显。

某种意义上，动荡成了迪拜的溢价来源，其中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迪拜自身不能被动荡直接波及。2026年，这个前提第一次被挑战。

迪拜第一次成为物理打击目标。无论两伊战争、海湾战争还是伊核危机，迪拜都是旁观者，甚至是受益者。3月的空袭使迪拜本土的基础设施第一次被直接打击：机场、数据中心、标志性建筑……“中东安全岛”崩塌不是威胁，是事实。同时，迪拜的中立性也失效了。过去迪拜能“端水”，是因为它不在任何一方的打击链条上，然而这次美军基地就在阿联酋境内，迪拜自动成为伊朗反击逻辑里的节点，地理位置和军事绑定条约使它无法真正中立。而当物理安全成为挑战，机场必闭、公司撤离、银行暂停业务这些应对措施伤害的并非某个具体的经济指标，而是迪拜整个商业逻辑的基础，因为枢纽城市最看重的资本信任、贸易网络和跨国人口等资源恰恰都不是和本地绑定的，只要信心下降，它们就会移动。

历史上有过先例。同处中东，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在1950到1970年代也曾因为国际商业发达、资本和银行聚集以及出版文化业繁盛被称为“中东瑞士”。然而因为1975年开始的黎巴嫩内战，贝鲁特迅速衰落，其“中东枢纽”的位置逐渐被迪拜取代。贝鲁特的衰落并不直接源于战乱，而是由于“这里不再安全”的共识的形成。

迪拜现在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

但与半个世纪前的贝鲁特不同，迪拜在2000年之后的快速增长，其实还暗合了彼时超级全球化的时代浪潮，是WTO繁荣期和全球供应链极致分工的一种地理呈现。在无限崇尚效率与开放的年代，迪拜通过拆除一切贸易壁垒，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全球化插座。这种枢纽城市在本质上是一种全球化的基础设施，它的存在依赖一个前提：各方愿意依据同一套规则流通人、货、钱。现在这个前提出现动摇，大国脱钩、地缘阵营重新划分、物理流通节点受影响……迪拜此刻面临的挑战再次暗合了全球化转向的轨迹。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策略与政策系教授傅强认为，这次的战争对于迪拜来说是一个重要考验。如果地域安全秩序能够得到实质性的修复，迪拜作为区域核心的地位反而会迅速反弹并得到加强。如果迪拜出现持续的资本流出，部分避险资金将回流至成熟的发达经济体，以及具备传统避风港地位的瑞士。

倘作悲观预测，2月底开始的这轮中东地区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迪拜的挑战会持续加剧，毕竟谁都不想在可能被战事波及的地方做生意和生活。海湾地区的价值则可能被重估。比如，过去很多跨国公司在海湾地区的组织结构通常是用一个设在迪拜或多哈的总部覆盖中东、非洲和南亚，现在已有公司开始考虑迪拜+新加坡的双hub模式。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全球就此进入“地缘政治时代”，迪拜这种“全球化枢纽城市”的商业模式还能不能长期成立？因为如果地缘政治化持续加强，未来的枢纽城市将更依赖安全联盟和政治稳定，贸易网络也可能变得区域化。以前枢纽意味着稳定、集中和单一核心，但现在它需要有恢复能力、网络化和多节点——“枢纽”的概念本身，也可能被重新定义。

“不知道迪拜近期的发展趋势会是U、V还是L型”，朱修颉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他和周围的人都不确定这次危机会持续多久、何时会反弹。他周围对于技术初创项目的投资都已经暂停，大家都在等待确定的风向到来。

除了保持观望，他还产生了一种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在迪拜生活了十几年的他对那里产生了感情，认为迪拜作为全球和区域商业枢纽的角色没变，经济发展潜力仍在。但另一方面，他明白这次美以伊战争的冲击是直接的，网络上对于迪拜安全性的质疑、不断离开的人和资本都会令外界对于迪拜的信心受损。他不确定这种悲观将持续多久，他周围的人面对危机则各有选择，“在迪拜的中东地区人相对比较镇定，而欧美人和中国人疑虑较多，有不少选择暂时离开”。

李伟就没有回去。“DIFC被炸的事件深刻震撼了我”，他这样说。由于常年与各国同事远程协作，近期他向公司申请先不回迪拜，到了数字游民和Web3从业者聚集的日本继续观望。他开始反思迪拜“在各国中间几面讨巧”的运行模式，认为这次战争展示了这种模式的脆弱性，迪拜“不可能什么好处都占”。

相比之下，高磊没那么容易能离开迪拜。2025年他与合伙人在这里租下了汽车销售展厅，也招募了员工、办了开业仪式，还租了别墅来安置员工，“前期投入已经定型了，没法撤回，只能向前看”。高磊依然认可自己对生意的判断：中东地区需要中国制造的汽车，中国制造也需要这个市场。现在他会先等待阿联酋开斋节假期结束、人们逐渐恢复日常工作，然后再等待战争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