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到中国看病，第一批从中赚到钱的人出现了

3月26日，广东省卫生健康委等公布了首批国际医疗服务试点医院名单，25家医院入选。自此，广东也成为北京、上海之后，又一个在省级层面推进国际医疗服务试点的地区。

趋势是显著的：自签证政策逐步放宽以来，2025年，外籍患者赴广东就医总量，同比增长超20%。魏薇在广州上大学，去年9月，她开始兼职英语陪诊。她的客户来自外贸行业，会专程从塞内加尔，飞来广州体检。在小红书上，她把这份工作描述成“英语博主就业新出路”。

凤凰网此前报道，去年11月，英国博主Amie从伦敦飞到北京，跨越9500公里，只为看胃镜，带火了“中国医疗旅游”。与此同时，在TikTok上，“来华就医”、“中国医疗费用”也成了热门关键词。

人们开始谈及医疗旅游的潜力。上海私立医院的院长开始视海外市场为新的增长点；从事十多年跨境医疗服务的中介机构，也正在打破“送中国富人海外就医”的单向流动，努力对外拓展，争取包多的外国患者来中国看病。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问题：外国人来看病，会不会抢了中国人的号？

对此，广东省卫健委首次划定了边界：专家需在足额保障普通门诊出诊量、不减少普通门诊号源的前提下，方可开展国际医疗门诊服务，杜绝医疗资源向国际医疗过度倾斜。

“世界范围内，医疗旅游有上百年的历史，每年有1500万人为了看病，在天上飞来飞去”，上述跨境医疗中介机构的高管说，这是一个巨大的产业，中国“才刚刚明白过来”。



魏薇是在小红书上找到这份工作的。

去年9月，她还在广州读大三，学新闻，同时在一家公司实习。某天刷到一条招募帖——“带老外去医院看病”后，她投了简历，通过中介认识了第一个客户：一对来自塞内加尔的夫妻，在广州做了将近十年外贸。妻子从非洲飞来体检，到现在已是国际医疗服务试点之一的广东省中医院就诊。

体检报告出来，问题不少，最异常的是：血糖接近20mmol/L，是正常上限的三倍多。魏薇逐项给客户解释，又陪着去复诊、门诊，最后医生建议住院。

办住院手续那天，魏薇在六楼上上下下，来回跑了三四趟——交押金、填表、在护士台回答护士的问题：有没有忌口、大便怎么样、哪里痛。“我一个中国人都搞得一头雾水，”她说，“更别说语言不通的外国人。”

住院六七天，客户全程自费，花了将近一万块钱。

接完这单，魏薇对这份工作有了新的判断：外语能力只占四成，剩下的是服务和耐心。她接的这单是低价单，400元一天，是市场价的一半，但她还是愿意继续：“陪诊可以摸鱼，排队的时候没事干，真的很轻松。”



像魏薇这样的陪诊师，是入境医疗服务产业的一个节点。入职私立医院的陪诊师丹丹告诉凤凰网，1月份，她看到BOSS直聘和猎聘上出现了不少陪诊师岗位，年薪在7万到13万之间，对于学医但不愿意从医的她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过去许多年，中国的医疗中介是为中国人赴海外就医单向服务的。蔡强是盛诺一家的董事长，国内最早做跨国医疗服务的创业者之一，在帮助国内企业家到美国就医方面，积累了十五年经验。去年下半年，他看到印尼等周边国家患者来华就医的需求，成立了专门的业务部门，希望吸引他们来华就医。

印度尼西亚每年超过百万人出国就医，主要目的地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中国完全有潜力吸引印尼的中高端客户，医疗水平比印尼高，而且价格也有竞争力。”蔡强说。

Troy也在去年创业，搭建了医疗旅游服务平台。他曾在药企工作。2025年，他观察到，医保改革的大背景下，为了创收，至少有20家公立医院成立了国际部。政策层面，上海批准了22家公立医疗机构为“国际医疗旅游试点单位”。他相信，凭借价格和技术优势，中国能在众多传统医疗旅游目的地中找到一席之地。

尽管在TikTok上，英国博主Amie带火了中国医疗旅游，但蔡强和Troy都认为，中国最大的目标市场不是欧美患者，而是中国周边国家患者。

“你永远看不到比尔·盖茨飞去印度看病。”蔡强说。

他把全球医疗流动，分成两种路径：发达国家的低收入者向下就医，追求更低的价格；医疗欠发达国家的高收入者向上就医，追求更好的品质。他认为，中国的机会，在于后者。

Troy提到孟加拉国。去年8月，孟加拉国政权更替，亲印政府下台，原本赴印度就医的孟加拉患者，转而流向了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每个月大概有几十个孟加拉国患者，到昆明和广州看病。”

重疾治疗“客单价高”，“肿瘤治疗费用基本在20万以上，血液病费用能达到百万”，Troy说，几千位患者来看病，就是很大的市场了。

另一位了解东南亚市场的医疗旅游创业者，也告诉凤凰网，在中医康养方面，国内针对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客户的定制化医疗，客单价收费在8到20万之间。商业价值之高，是他决定在今年2月，进入跨境医疗的原因。



去年9月，那位塞内加尔客户住进广东省中医院第二天，护士拿来了一块穴位贴，埋针扎进皮下。每次做治疗之前，客户都要问魏薇：疼不疼？

这是魏薇第一次意识到，带外国人看病，难的不只是语言。

查房时，医生开出一味叫“僵蚕”的中药——一种以蚕为原料的药材，并问她：病人能不能接受？魏薇解释不了，就去小红书搜了张僵蚕的图片递给患者看。客户盯着屏幕，明显不情愿。魏薇只好笑着补充说，不是生吃，是放到药里煲的，中国人常这么用，不要怕。最终，客户点了头。

朴永镇是上海冬雷脑科医院的全科医生。他是韩国人，精通中日韩英四门语言，在中国医院工作的九年，累计接诊超过4000名外籍患者。对魏薇所体会到的不同国家患者的认知和就医习惯差异，他深有体会。

他以中医举例。欧美患者对针灸接受度较高，但对汤药顾虑重重；而中东地区和部分亚洲患者则有所不同——“只要有效果，他们并不排斥针灸和中药”。说这番话时，朴永镇刚刚查完一位来自中东的住院患者。该患者记忆力减退，在当地求医未果，便专程飞来上海。吸引他的，便是中西医结合的保守治疗。



不过，冬雷脑科院长宋冬雷，则花了更长时间，才理解查房方式的文化差异。

宋冬雷过去是上海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生，离开体制后，于2019年创办了冬雷脑科医院。

过去，宋冬雷给中国患者查房，常常是和许多医生护士一起去，阵仗很大，“雄赳赳气昂昂”，患者看到这么多人来关心自己，往往觉得备受重视，会很开心。但同样的阵仗，会让一些外籍患者感到不适：超过三个人进病房，他们就有意见。“对个人隐私和环境的理解，和中国病人完全不一样。”宋冬雷说。

更微妙的是，外籍患者通常要求医生在进入病房前，就掌握所有病情。“不要再反复在病房里面问病情，外籍患者会觉得你什么都不了解，你怎么给我看病？”宋冬雷说。



宋冬雷观察，疫情之前，冬雷医院一天最多有十位外籍患者住院，多以在上海本地生活的外籍人士为主。这一数字在疫情结束后回升，到了去年，开始出现专程来看病的外国人，有来自中东的，东南亚的，还有来自蒙古的。

为了承接国际患者，冬雷医院的调整不仅是医护礼仪层面的，诊疗流程也发生了改变。

在中国，患者通常直接挂专科号。但在国际部，宋冬雷用了西方的方法：全科医生先接诊，再根据情况转专科。朴永镇是这套流程的第一道入口。除了朴永镇，国际部的护士、客服和个案管理师，也都会讲英语。

2020年组建国际部时，宋冬雷给国际部设立了单独的门诊区和病区。他还设计了两间祷告室，平时是空房间，来基督教患者就挂十字架，来伊斯兰教患者就在地上铺地毯，饮食也备有清真选项。

“基本上外国人来看病，可以实现酒店式入住，毛巾、拖鞋、饮水机都有，和五星级酒店配置差不多。”宋冬雷说，“得让他们感觉好像在本国看病一样方便。”手术结束后，如果患者需要回国康复，本院医生会全程陪同转运，送至当地专科医院。

目前，冬雷脑科医院的医保病人占比90%，外籍或商保病人只占比10%左右。不过，宋冬雷表示，他很看好后者。他认为，随着国家“强基层”的战略，未来到上海看病的人会减少，“反过来讲我们就要开拓新的市场，不能光盯着中国的病人，尤其不能光盯着中国的医保病人”。



医疗资源会被挤兑吗？这是外国人来华就医绕不开的拷问。

“中国老百姓总是讲看病难、看病斌，我们的医疗资源能否腾出精力去服务外国人？”蔡强说。

他认为，这是需要国家层面来设计的事。如果确定推动跨境医疗旅游服务，首先要考虑，医疗资源是否有富余，其次，要确定哪些医院可以接收外国人：是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

Troy分析，从广东卫健委等公布的首批国际医疗服务试点来看，官方仍倾向于公立先行：25个试点里，只有2家民营医院。“全部放开，担心会乱。”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是首批试点之一。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医院副院长表示，在医疗资源分配方面，目前，中山一院国际医疗部日接诊量为一两百人次，而医院门诊日均总接诊量超过1.5万人次，占比较小。

上海情况也类似。凤凰网联系了两位就职于上海公立三甲医院的医生，在他们看来，对于顶级医院的头部医生来说，也许存在资源紧张的问题，“大家都在抢他的号”；但对普通医生而言，目前还是有余力接诊更多患者的。

两人都强调，公立医院的特需部或国际部，并非专为外国人设计，而是为有支付能力的人设计。考虑到医护人员英语水平和自助机器的使用门槛，公立医院目前“国际化服务能力有限”。

不过，蔡强的忧虑在于，一旦市场开放，会涌入大量来中国看普通门诊的外国人，但“公立医院最重要的职能是服务本国公民的”。

在这方面，蔡强觉得，日本也许做了一个不错的示范。和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这些有20多年医疗旅游经验的国家相比，日本起步得很晚，2011年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日本政府才增设医疗签证，允许外国人滞留90天进行治疗。

但通过制度设计，日本在短短七八年做到了“从零开始，却在高端市场上做得非常成功”。

蔡强介绍，国际患者要想到日本就医，必须通过日本政府认证的身元保证机构，即中介机构来安排。只有拿到医院的接诊证明、中介机构的担保书，患者才能申请医疗签证。到日本后，翻译、接机、住宿服务，都由中介机构来负责。

接收国际患者的日本医院绝大多数是私立医院。同时，民间机构MEJ会给日本医院和中介机构评级，替全球患者筛选“优等生”。

“日本政府只用管理签证和中介机构，避免了市场打开后、乌泱泱的人全都来了（的场景）。”蔡强说。



与公立医院目前并不明朗的态度相比，私立医院对国际医疗明显有更高热情。对宋冬雷来说，他更关心的，是如何吸引外籍患者。

宋冬雷今年60岁，自90年代开始在华山医院工作。当时，在神经外科领域，中国和国际差距很大，他得去欧美学习。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现在，“差距几乎没有了”，在产品研发上甚至要领先国外。

但与此同时，海外对中国医疗水平的认知非常有限。宋冬雷想，原因也许部分在于，对他这一代中国医生来讲，语言还是障碍，国际学术会议交流需要争辩，中国医生往往不敢开口，“输在了表达能力上面”。

至于如何做海外宣传，他也在“动脑筋”。“一家医院很难去世界各地做广告”，签证、跨国保险这些涉及政府层面的事，院长说了不算，卫健委说了也不够。

蔡强明知道现在做这件事“赔钱”，仍然在去年底成立了一个小团队，去东南亚访问探路。他的逻辑是：市场迟早会来，先去趟路，积累经验，等国家层面想清楚了，至少还有人知道怎么做。

“如果规划得好，5年能不能做到100万人？”他边想边说，“如果国家出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应对方要求，文中魏薇、丹丹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