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晚清“三不”的清官，被骂一百多年

1901年2月，甘肃兰州，一道从西安发来的诏书追上了正在流放路上的毓贤。

诏书上写得很简单：即行正法。

几天后，毓贤被斩于兰州。据说行刑那天，他面不改色，到死都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

这就很有意思了。毓贤这个人，放在晚清官场上看，算得上是个异类，不贪钱，不跑官，对洋人态度强硬，自己还总结了个"三不主义"：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搁现代的话说，这简直就是"硬骨头"的模板啊。

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人，死后被钉在了耻辱柱上。李鸿章临死前还专门骂了他一句：误国。

一个清官，怎么就成了误国的罪人？这事说起来，还真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

从"屠户"起家

毓贤是内务府汉军正黄旗人，捐监生出身。说白了，他的官是花钱买来的，起点不算高。1879年被分配到山东，从基层干起。

真正让他出名的，是1889年到曹州当知府。

曹州这个地方，晚清时候治安很差，盗匪横行。毓贤到任之后，采取的办法简单粗暴，就是杀。据记载，他在曹州三个月就杀了两千多人。不管你是真盗匪还是被冤枉的，抓住了就往死里整。

他发明了一种叫"站木笼"的刑具。在衙门前摆了12架木笼，笼子内壁钉满铁钉，把人吊在里面，脚底下垫几块砖，似踏非踏。人在笼子里不能动，一动就被铁钉扎得鲜血淋漓。然后每隔一段时间抽掉一块砖，直到人被活活吊死。

有个案子特别说明问题。一个惯偷偷了个包袱，被官兵追急了，随手把包袱扔进路边一户姓于的人家院子里。结果这户姓于的被抓去站了木笼，活活死了，全家也跟着遭殃。

就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做法，上司居然很赏识，觉得他"治盗有方"。当地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屠户"。

靠着这份"政绩"，毓贤一路升迁。从知府到道台，从按察使到布政使，最后当上了山东巡抚。在晚清那个体制下，能杀人、敢杀人，居然成了升官的资本。

从剿到抚的转变

毓贤当上山东巡抚的时候，正赶上义和拳在山东闹得厉害。

一开始，他对义和拳的态度跟对付盗匪一样，就是镇压。他8次下令禁止民间结社习武，杀了不少义和拳的头目，包括活动在济宁、巨野一带的首领陈兆举。他还派兵到平原县，在森罗殿开枪打死了不少人。

但后来他的态度变了。

为什么变？说起来原因挺复杂的。毓贤在山东当了二十多年地方官，对当地的情况很熟悉。他发现一个问题：义和拳越剿越多，根本剿不完。而且他在处理教案的过程中，越来越看不惯洋人和教会的做派。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外国传教士在山东势力很大，教民仗着教会撑腰，经常欺负普通老百姓。老百姓告到官府，地方官为了不惹洋人，基本都是和稀泥，甚至偏袒教民。毓贤在奏报里写过，说教堂"鱼肉良儒，凌轹乡邻"，地方官"办理洋务交涉，多以迁就了事"。

这些话说的是实情。晚清教案频发，根子上就是因为教会在中国享有特权，而清政府为了不得罪洋人，经常牺牲本国百姓的利益。

毓贤的逻辑是：既然义和拳打不完，洋人又确实欺人太甚，那不如把义和拳收编了，让他们替朝廷去对付洋人。于是他提出了"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的主张，把义和拳改名叫义和团，发给他们旗子，上面写个"毓"字，算是官方认证了。

从策略上说，这个想法不能说完全没道理。把民间力量纳入官方管理，总比放任他们野蛮生长要好。问题在于，毓贤根本管不住这些人。义和团拿到官方旗号之后，胆子更大了，到处烧教堂、打教士，局面迅速失控。

1899年7月，平原县发生了教民和拳民的武装冲突。毓贤的处理方式很有意思：一边派兵镇压，一边把袒护教民的知县蒋楷给撤了。这个信号很明确，巡抚大人站拳民这边。

消息传出去，洋人坐不住了。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直接向清政府施压，要求撤换毓贤。1899年底，清政府把毓贤调走，换上了袁世凯。

毓贤走之前干了一件事：在离职前两天，下令杀了已经被诱捕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和心诚和尚。

你品品这个操作。他一边扶持义和团，一边又杀义和团的首领。说到底，义和团对他来说就是工具，用完了就可以扔。

山西的血腥

被撤职后，毓贤回到北京。他没闲着，到处找人活动，跟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这些主战派走得很近，还见了慈禧太后，反复说义和团可以利用。

1900年，他被重新起用，这次当的是山西巡抚。

到了山西之后，毓贤的排外行动比在山东时候猛烈了不知道多少倍。他把义和团迎进巡抚衙门，公开发布告示表示支持。然后开始对传教士和教民下手。

他先是假装好意，以"保护"为名，让散布在山西各地的外国传教士都集中到太原来。传教士们信了，陆续赶到太原。

1900年7月9日，在巡抚衙门西辕门前，毓贤把集中起来的46名传教士全部杀害。这46个人里面，有意大利籍的天主教修士和修女，有英国浸信会的传教士，还有11个孩子。毓贤自己亲手杀了天主教山西北境教区的主教艾士杰。

这还只是太原一地。整个山西，被杀的传教士有191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超过1万多人，被烧毁的教堂和医院有225所，房屋两万多间。在庚子年间所有省份里，山西死的人最多。

咋说呢，不管你对洋人、对教会有多大的意见，杀妇女儿童这种事，怎么都说不过去。那11个孩子做了什么？那些普通的中国教民，很多不过是因为信了教就被灭门，这跟他在曹州不分青红皂白杀人有什么区别？

"清官"为什么更可怕

毓贤这个人最让人纠结的地方就在这儿：他确实不贪。

他死后，山西还有人给他建祠堂，虽然后来被清政府勒令拆了。这说明在一部分人眼里，他是个好官。不贪不腐，对洋人强硬，敢跟列强叫板，这些标签放在任何时代都挺能圈粉的。

但刘鹗在《老残游记》里借角色的嘴说了一段话，说到了点子上。他说：贪官可恨，这个人人都知道。但清官更可恨，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呢？贪官知道自己屁股不干净，做事多少有点顾忌。清官呢？他觉得我又不要钱，我还有什么不能做的？于是刚愎自用，小了说杀人，大了说误国。

《老残游记》里那个"玉贤"，原型就是毓贤。

毓贤的问题不在于他贪不贪，而在于他拿"不贪"当成了一切行为的通行证。他觉得自己不要钱、不怕死，所以做什么都是对的。杀人是对的，排外是对的，把义和团当枪使也是对的。他从来不怀疑自己的判断，也不考虑后果。

他不懂外交，不懂国际形势，不知道大清已经打不过列强了。他以为靠几万拿着大刀长矛的拳民就能把洋人赶出中国，这不是勇敢，这是无知。

山西那场屠杀的后果是什么？四百多万两白银的赔款，山西人好几年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等于是他一个人的"壮举"，让整个山西替他买单。

被抛弃的棋子

庚子年的乱局平息之后，八国联军要求清政府交人。毓贤被列为"首祸诸臣"之一。

清政府一开始只是革职充军新疆，后来联军觉得惩罚太轻，清政府又加码，改为就地正法。诏书在甘肃追上了毓贤，1901年2月22日，他被斩于兰州。

说实话，毓贤的死法跟他的人生挺像的。他一辈子都是别人手里的棋子，只不过他自己不知道。在山东，他是朝廷用来对付义和拳的工具；后来朝廷需要利用义和团，他又变成了推手；等到需要跟洋人议和了，他就成了可以牺牲的替罪羊。

慈禧太后当初不也支持义和团吗？载漪、刚毅这些人不也在后面推波助澜吗？但最后被拿出来顶罪砍头的，是毓贤。

当然，毓贤确实罪有应得。那些死在他手里的人，不管是曹州的平民，还是山西的传教士和教民，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人命。他不是什么悲剧英雄，他就是一个能力配不上野心、手段配不上立场的封建旧官僚。

毓贤的故事放到现代来看，其实挺值得琢磨的。

一个人不贪污、不怕死、立场坚定，是不是就一定是好官？不一定。如果他的认知有问题，如果他的方法是错的，那他越坚定，造成的破坏就越大。

贪官祸害的是钱，清官如果犯了糊涂，祸害的可能是一个省甚至一个国家。毓贤就是这种人。他的个人品质和他造成的后果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反差。

李鸿章临终骂他误国，不是因为他贪，恰恰是因为他不贪，一个不贪不腐的人干出了比贪官更大的祸事，这才是最让人痛心的地方。

历史上这样的人不少，毓贤只是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所以判断一个人，光看他的品德是不够的，还得看他的能力和见识。品德好但见识短，有时候比品德差但知道收敛的人，破坏力还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