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孩子过着怎样的生活？金敬哲在《坐困穷途：“无限竞争社会”的苦恼》中举了小贤俊的例子：

“在数学和英语补习班游走的小贤俊的书包也非常重，书包里除了数学教材之外，还有托福阅读、托福语法以及托福单词书等相关教材3本，还有1本《哈利·波特》的英文原著。贤俊上的英语补习班不仅每天要学习3个小时的托福以及TEPS（首尔大学主办的英语能力考试），还要阅读原著小说和散文后发表感想，并且讨论内容。英语补习班下课后，小贤俊会与在附近等候的敏珠会合，用20分钟的时间简单吃完晚饭后，就朝着数学补习班飞奔而去。数学课也要持续3个小时，使用的是初三的教材。也就是说，小学五年级学生要上初三的课程。”

韩国成年人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坐困穷途》中这样写道：

“韩国男性的人生有一句流行语叫‘起—承—转—鸡’。无论是高中毕业还是名牌大学毕业，工作单位是中小企业还是三星电子，人生的终点站就是炸鸡店。……从2014年到2018年的4年间，韩国每年平均约有6800家炸鸡店开业，有8600多家炸鸡店关门。这就是典型的‘炸鸡游戏’。”

繁重的课外补习、小学生学中学课程的过度超前学习，很容易让人想到高度内卷的中国孩子，而困在炸鸡店的韩国男性，也很容易让人想到在学历贬值之下那些送外卖的中国年轻人。

《坐困穷途》展示了韩国的“内卷”图景。其中的很多描述，包括教育、就业和心理状态等，都令人似曾相识或正在经历。还有一些触目惊心的细节，有未满五岁的孩子被父母送去做口腔手术，在舌下开刀将之切开，以求舌头变得更长更柔软，利于英语发音。

此前几十年，东亚国家相继迎来惊人的经济增长，韩国就以“压缩式发展”创造“汉江奇迹”。但这种增长并非没有上限，而且过度透支劳动生产率和压缩劳动成本的手段，使得功利主义和优绩主义的荷尔蒙已经侵入东亚社会的骨髓，渗透于人们的每个毛细血管。

具体到韩国，它的经济增长存在先天不足。炸鸡店成为“人生终点”，暴露的其实是韩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以书中描述的2018年为例，当时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人均GDP已经超过3万美元的韩国，个体工商户比重居然仅次于希腊、土耳其、墨西哥和智利。这是因为韩国在高速发展期间，将有限的资金和资源以效率优先方式进行分配。财阀获得丰厚的资金和资源，创造了以财阀垄断市场的“韩国体系”，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里。这一体系反过来又作用于韩国社会，导致劳动时长灵活度较低，再就业相对困难，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够完善。

这些缺陷必然造成高度内卷的社会状态，“韩国只用了30年的生物学时间，完成了300年的叙事时间，以这样可怕的速度模仿欧洲进程，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重新审视自己。”这种压缩式发展带来的阶层固化和教育内卷，制造了越来越多的荒诞。

韩国年轻人将自己的国家称为“地狱朝鲜”。之所以不使用“韩国”而是“朝鲜”，是因为他们认为现在的韩国就像当年的李氏王朝一样一眼，仍然处于前现代社会。

陷身“地狱朝鲜”的韩国年轻人们创造了许多新理论，其中最值得留意的是“汤匙阶级论”。书中写道，根据“汤匙阶级论”，韩国表面上没有身份差别，阶层间移动自由，但实际上是根据出生环境决定阶级的前近代社会。这个概念来源于“叼着银汤匙出生”（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one’s mouth）的英语惯用语。也就是说，比起个人的努力和才能，阶级（经济地位）更取决于父母的财力。



在“汤匙阶级论”中，富裕阶层的子女被称为“金汤匙”，中产阶层被称为“银汤匙”，平民阶层被称为“铜汤匙”，最下层被称为“土汤匙”。从各方面的条件来看，“金汤匙”是资产在20亿韩元以上或年收入在2亿韩元以上的家庭出生的子女。“银汤匙”是资产10亿韩元或年收入8000万韩元以上，“铜汤匙”是资产5亿韩元或年收入5500万韩元以上，以下都是“土汤匙”。

“汤匙阶级论”可以说深入人心，韩国的民众调查显示，2013年有75.2％的韩国人认为“不管付出多少，不管如何努力，靠自己实现阶层上升的可能性是很低的”，2015年，持这种想法的韩国人上升到了81％，2017年又上升到83.4％，直到现在这一比例还在逐年上升。

前总统朴槿惠被弹劾与审判，原动力就来自于“土汤匙阶级”对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的不满。朴槿惠亲信崔顺实的女儿郑宥拉因为依靠背景和关系的不正当入学，引发韩国社会的愤怒，尤其是郑宥拉在社交媒体上的“要埋怨你们的父母没有能力”等言论，终于此生了2016年10月在韩国各地开始的烛光集会。“土汤匙”们激烈谴责依靠父母财力与权力决定人生的社会，最终将总统朴槿惠赶下台。

不过，在阶层固化已经根深蒂固的韩国社会，将一位总统赶下台并不意味着社会形态的转变。对于韩国人来说，抗争不是全部，甚至只能算是插曲，“内卷”才是永恒的。即使是“金汤匙”“银汤匙”也不例外。

《坐困穷途》中描绘了大峙洞的“补习班一条街”。这些课外补习班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集中于富人聚居的江南地带，继而“成行成市”。

对于韩国中产以上阶层来说，尽管自家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但他们也始终处于恐惧中，担心后代无法维系现有阶层地位。在阶层上升空间和好的就业机会有限的情况下，唯有将子女培养成“精英”，踩在大多数同龄人的肩膀上，才能维系“体面”。

于是，熟悉的场景又出现了：为了让孩子在大峙洞上补习班，或是在教育水平最高的江南区读高中，韩国妈妈们会以几亿韩元（一亿韩元约50万元人民币）的巨额定金租“老破小”房子，甚至会不顾坐牢风险伪造户口。连许多高级公务员都铤而走险，前总统李明博就曾为了子女教育数次伪造户口，酿成丑闻。明星级别的补习班老师，年收入可以轻松过百亿韩元（约5000万人民币）。韩国高考同样牵动人心，无数家长穿着有寓意的服装、手持有寓意的物品，等在考场门口。

更令人熟悉的是教育体制的种种“改革”。韩国为了改善内卷，推动综合素质培养，结果反而导致孩子们在学业压力未减的同时，又增加了体育、音乐和美术等培训班的压力。韩国政府对培训机构严格管理，要求晚上十点必须关门，孩子们则在各种公寓甚至校车里偷偷上课，跟管理者打起了游击。

但读好的高中、考上大学，并不意味着结束。韩国年轻人面临着大学毕业也很难找到理想工作的局面，想去大企业，只能依靠海外名校或韩国三大高校的背景。但三大高校又优先录取本地生源，比如首尔大学90%以上的学生都来自首尔。换言之，大多数非大城市的孩子，从出生就已经输了。于是，他们只能疯狂考公。

作为东亚国家，韩国受儒家影响很深，官本位思想可算是根深蒂固，考公本就有深厚基因，现实的冲击则让这一基因更为根深蒂固。

韩国有许多“考试院”，也就是考公者的集体宿舍，房间宽度还不到一个成年人的臂展，洗漱和厨房等只能公用，环境十分逼仄压抑。有些人在这种环境里一住就是好几年，脱产备考公务员。韩国人有“四当五落”的说法，认为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才可能考上，睡五个小时肯定落榜。考三次才能考上，已经是“人中之龙”，考五次甚至七次结果依然落榜的大有人在。《坐困穷途》中提到，有调查显示，70%的公试生表现出抑郁和自杀倾向。与此同时，韩国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拥有最高的青年自杀率。

不考公，出路就更为狭窄。书中提到了韩国大学就业领域的八大标准，包括出身学校、大学成绩、海外语言研修经历、托业成绩、是否参加过大企业举办的公开招聘活动、资格证、实习经历以及志愿者活动。这种严格的量化标准，并不意味着满足数据就能求职成功，比如书中提到的崔申，他的大学绩点达到3.8分，在美国完成1年语言进修，在德国参加志愿者活动，在知名互联网企业实习3个月，但求职百次照样无果。

金敬哲提出了“宜家世代”概念，将这些达到各种量化标准却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比作宜家这一品牌，指宜家产品有着高性价比，很适合短期使用，这些年轻人也一样，只不过是企业用完即弃的高性价比消耗品。

迫于压力，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自嘲为“N抛世代”。这个概念是2011年提出的“三抛世代”的升级版。“三抛世代”指面对高房价、高物价、就业难和低工资等社会问题，一部分韩国年轻人不得不抛弃人生三件大事：恋爱、结婚和生子。如今，年轻一代抛弃的已经不止是这三件事，而是N件事。

在韩国社会，并非只有年轻人处于艰难中。它几乎是代际层面的无差别沦陷，年轻人眼中的“既得利益者”，同样身处困境。或者说，高度内卷的韩国社会，只有少数“顶层”是既得利益者。

书中写道，“由于子女教育费用高涨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年人一方面要面临随时破产的风险，另一方面退休时间不断延后。”即使是那些有着体面工作的中年人，也随时面临解雇危机。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一些，避免成为被炒对象，不少韩国中年男性甚至潜心学习护肤和化妆，或是花高价做医美。许多中年人在五十岁左右的当口只能继续努力考证，试图再就业。炸鸡店的飞速增加，背后就是大量“被淘汰”的中年人无奈之下的自救。

老人的境遇同样有着中国人熟悉的一面。数字智能化让韩国老人举步维艰，与社会脱节严重。如公共交通、银行服务和日常支付等需要手机操作的场景，都是韩国老人举步维艰的重灾区。而且许多老人依然在工作，争抢为数不多的工作机会，如保安和送货等，如果这些工作都找不到，那就选择拾荒。

书中提到，早在2017年，韩国人真实的平均退休年龄就已近73岁，在老龄化不断严重的状态下，这个数据如今只会更高。但即使坚持工作，韩国仍然是经合组织中老年人贫困率最高的国家，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已经接近半数。

《坐困穷途》将未成年人、年轻人、中年人和老人四个群体全部纳入叙事，将无休止的补习班、疯狂考公、中年失业、晚景凄凉的现状悉数铺陈开来。但作者最想揭示的并非结果，而是过程——无数人为了生存放弃梦想与尊严，甘心服从于社会规训，在疯狂内卷和无限竞争中耗尽所有心力，但大多数人的结局却是鸡飞蛋打。

不过《坐困穷途》的作者金敬哲将这一切归因于韩国扭曲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认为“内卷”因此而起，仍有片面之处。

东亚社会有着极大的特殊性。儒家文化原本对代际传承相当重视，但从日本到韩国，却相继成为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国家。高度内卷的社会形态，不但在西方世界没有相似例子，连人口同样密集、生存资料更为有限的南亚都没有如此严重。

2021年，韩国总和生育率只有0.81，同比减少3.4%，创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新低。在经合组织38个成员国中，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排名倒数第一，是唯一低于1的国家。到了2023年，韩国新生儿人数跌破23万，总和生育率（女性一生中预计生育的孩子数量）降至0.72，双双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新低。0.72的总和生育率意味着每一百名女性一生只会生72个婴儿。一般来说，由于婴儿夭折及患病等原因，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才能实现正常的世代更替。

对于生育率的持续走低，各种解释归根到底都指向一个字——累。这种累也不仅仅体现于教育和社会竞争层面，还体现在人际关系层面。西方人的家庭关系相对比较疏离，但这种疏离不是淡漠，而是建立在独立的基础上。大多数孩子成年后就离开家，与父母分开住，在成长过程中，两代人的相处一般都是朋友模式而非尊卑模式。所以，尽管看起来疏离，但相处反而会比较融洽。



而在东亚社会，家庭关系的连接非常紧密，父辈会将自己认可的家庭价值观全数传递到子女身上，不容任何质疑，这也造成了各种干涉、误会和不理解。也正是因为“我是为你好”这种发自内心、却忽视对方需求与内心的思维方式，很容易让东亚家庭陷入一种“我爱他，但我不理解他”的状态。这种状态在严苛的社会机制之下，会迸发出更具破坏性的力量。

从文化层面来说，“结婚生子”是东亚家庭的最重要目标，也是根深蒂固的思维，但它确实让许多人失去了自己的人生。数据显示，2010年到2015年，东亚三国结婚女性从结婚到生育第一个孩子的间隔时长数据都非常短，中国的中位数数据是婚后第11个月孩子就已出生，韩国的数据是15个月，日本是18个月。也就是说，东亚三国几乎没有真正的“二人世界”。也正因此，许多人在结婚这道关口前便已经选择停下。之前日本有数据显示，目前日本20-30岁左右的男性中，有70%没有配偶或者恋人，而有40%的男性甚至没有约会经验。此外，有超过1000万的日本女性选择保持单身，“不恋爱、不结婚”成为热门理念。相比之下，韩国更为彻底，直接诞生了“N抛世代”。

无论是从小的内卷学习、大学毕业后的被量化和疯狂考公，还是东亚传统叙事里的结婚生子、成家立业式的标准化人生，乃至中老年人的继续无奈奔忙，本质上都说明人不再是人的本身，而是一种社会工具。

在这种工具化倾向中，个体的思想、梦想和个性被疯狂阉割，每个人被规定了不可逾越的人生道路。整个社会缺少包容性与同理心，只遵循单一价值——简单来说就是名与利构成的价值观。人生的所有经历都沦为逐步工具化的手段，比如学习不是为了认知世界与自我，而是获得成为工具的分数，结婚也未必因为爱情，而是为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出国旅行不是开阔视野增广见闻，而是为了丰富自己的求职简历……韩国人的“坐困穷途”，是东亚文化传统与经济结构缺陷合力造就的惨痛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