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地缘风险中，欧洲核能政策处在拐点

被困在地缘政治动荡中的欧洲再次面临能源危机，正思考从“弃核”转向“求核”。

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已多次表达希望促进欧洲核能发展的言论。3月，她在法国巴黎出席核能峰会时表示，欧盟降低核能在电力生产结构中的比例是一个战略性错误。4月13日，她进一步呼吁加快向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转型。

在欧盟内部，法国长期大力建设核能产能，德国则一直表示反对。1980年代前后全球发生的多起核电站事故，改变了欧洲人对核能的态度。出于对核能安全性、废料管理等的担忧，欧洲逐渐走向去核，并依赖进口天然气、石油等能源。

这种依赖被2022年的俄乌冲突打破。当时，欧洲希望立即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却陷入能源价格飙升、供应紧张的困境。一些国家转向从中东、美国购买能源，同时表露出核政策转向的意愿。今年2月，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导致中东的能源供应链中断。欧洲被困在乌克兰危机和中东乱局的“双重地缘风险”之中。

慕尼黑工业大学环境和气候政策教授米兰达·施罗尔斯对澎湃新闻分析称，中东局势强化了一个观点，即欧洲能源的当务之急是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但欧盟在核能的安全性、建设成本等问题上仍存在内部分歧，短期内难以统一立场。

世界核协会发言人亨利·普雷斯顿则对澎湃新闻指出，能源安全已成为当前欧洲人的首要考量因素。扩大核能的使用对于优先兼顾能源安全和减排是最优选择，统一的欧盟策略则是扩大核能规模的必要条件。

为了重拾核能，冯德莱恩在核能峰会上首次透露，将提供2亿欧元担保基金支持创新核技术投资，尤其是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但施罗尔斯和普雷斯顿都认为，鉴于欧盟目前尚未建成任何SMR，其有效性仍有待观察。未来想要顺利部署SMR，离不开欧盟的统一协作和支持。

德法走了两条道路

欧盟的起源与能源密切相关。二战后，欧洲领导人意识到，成功重建需要安全可靠的电力供应，过度依赖外国能源可能会给重建工作带来重大问题。

1958年，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成立，这是日后欧盟建立的基础之一。《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还为欧盟内的所有民用核活动提供了法律框架。

当时，欧洲能源供应商从美国企业获得核技术授权建设其核能产能，被视为欧洲最终实现能源独立、欧洲一体化的关键。

核能的发展在欧洲持续获得关注，并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时达到顶峰。当时，以中东国家为主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欧美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引发了第一场石油危机。这场危机暴露了欧洲依赖能源进口的脆弱性，推动欧洲成为当时全球核发达程度最高的地区。

法国率先大力发展核能。出于对中东能源供应商、美国主导核能领域的担忧，1974年，时任法国总理皮埃尔·梅斯梅尔提出“梅斯梅尔计划”，引领并推动整个欧洲的核能发展。

普雷斯顿表示：“当时的计划口号是，‘在法国，我们没有石油，但我们有想法’，这凸显了法国缺乏石油的天然情况。法国通过创新，特别是通过加快其核能计划，弥补了（缺少能源的）缺陷。”

但欧洲内部存在政治分歧。和法国不同，德国国内长期存在反核的政治力量。20世纪70年代末，德国绿党崛起，在核问题上成功施压，从而提出逐步淘汰核能的愿望。

此后接二连三的核电站事故，包括197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三哩岛事件、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让欧洲公众对核能的认知迅速恶化。其中，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核辐射直接影响了德国。

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德国的反核情绪达到高潮。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出能源发展（Energiewende） 政策，在2022年前关闭德国17座核电站，通过积极扩张可再生能源和工业脱碳，于2030年前逐步淘汰煤炭发电。

另一边，2012年，法国奥朗德政府有意效仿去核政策，提出把核电在电力生产中的占比从75%降低至50%。

到了2021年，由于欧洲面临经济复苏推高需求、传统能源供应不足、新能源波动性等多重问题，能源价格飙升。2022年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重振核能发电。

欧洲站在十字路口

欧洲能源的进口比例超过50%，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德国和其他欧盟国家依赖从俄罗斯进口廉价化石燃料，尤其是天然气。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站在了十字路口，一边把能源进口来源转向中东、美国，一边重新审视其核能政策。

德国延后了关闭核电站的计划，但仍然在2023年4月关闭了最后三座核电站，成为第一个放弃核能发电的主要工业国家。

在法国的倡议下，2023年欧洲“核联盟”成立，拥有包括比利时、法国在内的11个成员国，以及意大利等观察员国，旨在确立核电在欧洲能源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比利时宣布把2025年废除核能计划延后10年，丹麦和意大利都在考虑打破长达40年的核能禁令。

今年2月，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全球能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中东能源供应链中断。其影响再度传导到欧洲市场：欧盟范围内的汽油价格上涨了15%、柴油价格暴涨30%、天然气价格上涨幅度超过50%。斯洛文尼亚甚至限制燃油购买。

国际能源署（IEA）署长法提赫·比罗尔4月16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受中东冲突影响，欧洲的航空燃油目前仅够用约六周。

普雷斯顿分析称，近期的冲突进一步凸显了化石燃料市场的波动性，以及能源进口依赖型国家所面临的巨大风险。核能可通过提供长期、国内可控且清洁的能源来解决这一脆弱性问题。

“尽管欧洲仍需在能源效率提升等方面加大投入，但从长远看这将增强欧洲的能源安全，并使欧洲免受地缘政治不稳定环境中，石油和天然气供应波动所带来的不稳定影响。最重要的是，要有推动这些转变所需的政治意愿和公众支持。”施罗尔斯分析称。

多位欧洲领导人已公开发声反思去核政策。“欧洲放弃这种可靠、可负担得起且低排放的能源来源，实属战略失误。”冯德莱恩在3月的核能峰会上说。

马克龙在这次峰会上也提到，在平衡能源独立和实现碳中和进程中，核能是关键。他还强调了人工智能（AI）对能源需求的增加，相信核能能为欧洲带来竞争优势。

4月1日，马克龙访问日本期间，法日两国签署了关于推动核电与核聚变合作的首脑联合声明。

最反核的德国也在重新审视其立场。4月1日，德国经济部长莱歇表示，前几届政府关闭核电站的决定，意味着现在没有替代天然气的能源来满足需求，高价油气“对已承受巨大压力的高耗能产业构成了严重额外负担”。

和莱歇同属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德国总理默茨则称，他认同冯德莱恩把放弃核能视为战略错误的表态，但德国放弃发展核能的决定不可逆。

施罗尔斯提到，由于德国已经关闭了所有的核反应堆，且国内仍有强烈反对声，很难想象核能在德国“全面回归”。而葡萄牙等依赖可再生能源的国家则拒绝使用核能。因此，欧洲很可能会延续“一些国家推进核能，一些不会”的态势。

“支持者会强调核能几十年来的安全记录，把核事故视为人为失误，不太可能再次发生，且核能更稳定、排放量低。反对者则会提出核事故对人类健康和生态会造成风险，这些风险可能会延续数代人之久，还会给后代留下处理核废料的负担，也会占用部署可再生能源的资金。”施罗尔斯说。

核能是不是“万灵药”？

在多重背景下，欧洲的政策制定者正在讨论核能的未来：核能究竟是欧洲能源转型的关键推动力，还是在部署可再生能源时的危险障碍。

冯德莱恩曾表示，欧洲再度提起对核能的兴趣，出现在欧盟实现气候目标、确保能源安全与提升竞争力的关键时刻。

核能在欧洲实现能源安全、自主和减少排放三大方面至关重要，这些都是更广泛的净零战略的一部分。

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文章分析称，尽管政治家存在不同看法，但对欧洲能源形势和发展轨迹的分析均表明，没有核能，欧洲无法实现净零目标。

普雷斯顿进一步表示，欧盟内对核能的态度逐渐务实，与全球趋势保持一致。目前有38个国家支持到2050年将全球核能产能增加3倍，多边机构也在重新评估对核能的融资框架。

在核能峰会上，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核能复兴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趋势”，电气化、数字化以及AI发展正在改变全球能源需求的结构，越来越多国家正重新评估其核能发展。

目前核电约占全球电力生产的10%。国际原子能机构测算，核电每年可减少约2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

英国广播公司（BBC）则刊文称，核能并非“万灵药”。这是一个长期项目，而非解决当前能源安全的短期方案。

欧洲许多核反应堆已经过时，需要政府的大量投资予以维持或延长其工作寿命。但欧洲同时面临其他更紧迫的优先事项，包括维持其高福利体系、国防开支提升至对美国总统川普承诺的水平。

建设核反应堆可能面临延误，例如英国仍然在建的欣克利角C核电站。此外，核废料管理和公众对核能安全的担忧依然存在。

施罗尔斯介绍称，欧洲的核设施正面临关键转折，仅有少数几个正在或计划建设。相对而言，在2011年至2024年期间，欧盟、英国和瑞士有37座反应堆被关闭，到2030年还有15座计划关闭。

相较核反应堆，欧盟把SMR视作更具成本效益的核能来源，希望在2030年代初实现首批SMR投运。

与传统核电站相比，SMR体积更小，建设周期更短，安全性更高，可以实现大规模工厂生产，并可灵活应用于工业供热、数据中心等场景。

普雷斯顿分析称，和其他核能项目的条件一样，SMR的顺利部署，取决于高效的协同许可流程、扩大的供应链能力，以及支持系列化生产的融资模式。

施罗尔斯进一步表示，鉴于目前尚未建成任何SMR，其建造成本和速度是否优于传统核设施，尚不能下定论。可以肯定的是，没有欧盟的资金支持，欧洲国家难以发展SMR。在地缘政治冲突的时代，SMR和其他核项目一样，还需要防范恐怖主义和无人机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