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伊朗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Tasnim）报道，在美军扣押悬挂伊朗国旗的货柜船“图斯卡”号（Touska）后，伊朗对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

美国中央司令部（Centcom）称，“图斯卡”号在长达六个小时的时间里“多次无视美军的警告”，随后“斯普鲁恩斯”号（Spruance）两栖攻击舰“瘫痪了其推进系统”。之后，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乘坐直升机离开“的黎波里号”两栖攻击舰，并使用绳索速降登上“图斯卡号”。

自动识别系统显示，“图斯卡号”于4月12日从马来西亚巴生港（Port Klang）出发，当时距离伊朗位于阿曼湾的恰巴哈尔港（port of Chabahar）约40海里。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图斯卡号”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被“明确警告停止航行”。

“伊朗船员拒绝服从，所以我们的海军舰艇直接炸毁了他们的机舱，阻止了他们的行动，”川普表示，美国海军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这艘290米长的船只。该船此前因“其非法活动历史”而受到美国财政部的制裁，海军陆战队员“正在检查船上的情况”。

美国封锁的决定，使战争时期最古老的胁迫手段之一——切断海上航线以削弱经济、扰乱贸易并迫使对手改变策略或让步——再次成为焦点。

历史表明，虽然此类措施在施加压力方面可能有效，但其更广泛的影响却远比这复杂得多。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海上封锁在削弱一国维持战争的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在其他情况下，例如对加沙和也门，海上封锁加剧了人道危机，却未能带来持久的政治成果。

一战期间英国对德封锁线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柏林居民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根据历史学家估计，战争期间有数十万德国平民死于飢饿。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9）期间对德国的海上封锁常被视为“远程封锁”的经典案例。英国并未直接封锁德国港口，而是依赖其在北海的霸权来控制海上交通。

英国皇家海军检查船只，并对中立国施压，有效地切断了德国与全球贸易的联系。随着时间推移，禁运物品清单从军事物资扩展到食品和化肥。

德国最初透过与中立国的贸易以及国内的调整，勉强缓和了封锁的影响。但随着战争的持续，进口急剧下降，关键进口物资的短缺导致农业和工业产量下降。

封锁造成的社会影响十分严重。到1916年，粮食短缺已演变成一场危机。所谓的“飢饿之冬”成为苦难的象征，据历史学家估计，数十万平民死于营养不良及相关疾病。

虽然封锁并非德国战败的唯一原因，但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它是削弱德国继续战争能力的主要因素。

二战期间盟军对日本的封锁



1945年4月，美军部队和船舰停靠在日本冲绳岛沿岸。

日本对海上补给线的依赖使其极易受到封锁的影响。作为一个岛国，日本依赖航运路线进口石油、原料和食品，并向太平洋彼岸的军队提供补给。

自1943年起，美国潜艇日益频繁地袭击日本商船，而后来的空中布雷行动——尤其是“飢饿行动”（Operation Starvation）——进一步破坏了关键的海上航线。

到战争末期，日本的商船队已基本被摧毁。战后评估表明，商船队的崩溃是导致其战时经济崩溃的重要因素。

与德国不同，日本没有有效的陆路通道来缓解封锁带来的压力。

尽管日本的投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原子弹轰炸和苏联参战——但海上补给线的切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62年对古巴的“海上封锁”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一架美国海王星巡逻机与一艘苏联货船并排飞行。

古巴导弹危机展现了海上压力的另一种运用方式。美国刻意避免将自身行动称为封锁，而是使用“隔离”一词来规避法律后果。

在肯尼迪总统的领导下，美国海军部署兵力阻止苏联军事装备运抵古巴。

其目标明确而有限：阻止苏联进一步部署导弹，并为与莫斯科的谈判创造筹码。

此次行动持续不到一个月，主要起到威慑作用。面对对抗的风险，一些苏联舰艇被迫返航。

在密集外交斡旋下，僵局最终以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以及美国秘密从土耳其撤出导弹而告终。就其既定目标而言，隔离行动被普遍认为是有效的。

联合国对伊拉克实施海上制裁



2003年的伊拉克巴士拉港。1991年战争和多年制裁后，这个伊拉克唯一的深水港沦为了废弃船舶的堆放场。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联合国安理会实施了一系列制裁，其中包括监控和限制海上交通的措施。

这些管制措施贯穿整个20世纪90年代并延续到21世纪初，成为孤立伊拉克经济并迫使其遵守国际要求的重要手段。

伊拉克的出海通道受到限制，海上执法在遏止石油出口方面发挥了作用。然而，陆路通道使得伊拉克得以规避部分制裁，削弱了单纯封锁的影响。

实际上，这些措施与更广泛的制裁和军事压力相结合时最为有效。

对前南斯拉夫实施的海上制裁



1992年北约多国海军特遣部队。联合国部队对塞尔维亚和黑山实施了海上制裁。

在巴尔干战争期间，联合国对南斯拉夫的制裁透过北约和欧盟的联合行动在海上执行。

1992年至1996年间，在亚得里亚海，数千艘船只接受了检查，数百艘船只被勒令改道或被拦截。由于该地区相对封闭，制裁执行更为便利。

这些行动提高了违规成本，从而增强了制裁的有效性。但仅靠这些行动本身并不能结束冲突。

要达成和解，需要更广泛的军事和外交压力结合。

加沙封锁



2018年，巴勒斯坦渔船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走廊的海上封锁。

自2007年以来，对加沙（加萨）的封锁是更广泛的限制行动、贸易和资源取得系统的一部分。

海上封锁——自2009年起不断加强——在限制海上通道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以色列称这些措施对于防止武器走私是必要的。人道组织则认为，这些措施严重损害了加沙的经济和人民生活。

封锁的法律地位仍有争议。国际法院在2024年的咨询意见中强调了对巴勒斯坦领土局势的持续担忧。

尽管多年来实施了各种限制，封锁并未阻止该地区暴力冲突的反复发生。虽然封锁持续施加压力，但并未带来持久的安全或政治解决方案。

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对也门的封锁



根据联合国的说法，也门经历了严重的人道危机。

自2015年以来，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对也门港口和领空实施了限制，旨在阻止武器流入胡塞武装。

也门严重依赖进口，因此这些措施对平民造成了直接影响。联合国多次警告称，也门面临飢荒风险、燃料短缺和医疗系统压力。

检查机制旨在平衡安全考量与人道主义需求，但延误往往导致物资供应中断。

封锁加大了胡塞武装的压力，但并未取得决定性成果。相反，它加剧了人道危机的长期化，并招致国际社会的持续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