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为什么被父母送去劳教？悲惨的“小劳教”

大饥荒。（网络图片）

编者按：2013年5月1日，一部揭露四川2,600个被劳教少年死亡真相的记录片《大堡小劳教》在香港和台湾两地同步首映。有知名学者观看完该影片表示，被劳教的2,600名少年的死亡是发生在1960年代中国的奥斯威辛悲剧，是遭受集体灭绝的惨痛记忆。中共每年大肆宣传六一儿童节，而虚假关怀的背后，是无法掩盖的历史悲剧，证明了中共的专政手段比法西斯更加残忍。

《大堡小劳教》是我独立拍摄、制作的第二部记录片，第一部是《右派李盛照的饥饿报告》。这两部片子，都与1960年代发生在四川的大饥荒有关，我好像在不知不觉中被那段历史缠上了。

《右派李盛照的饥饿报告》基本上是八十岁的李盛照一个人的独白。他在衰老中，坐在光线黯淡的房间里，回忆自己在那个历史时期，对家乡四川省隆昌县、成渝铁路线周边公社饥荒、饿死人情况进行调查，并结集上报中央，以致为此付出二十年监禁的代价和牺牲。片中展示了李盛照、马寅初、邓子恢等五十年前的文字、档案，这些文字、档案与他的陈述相互映证，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

《大堡小劳教》则是一个群体关于少年劳教以及在劳教过程中遭遇大饥荒的惨烈记忆，时间跨度从1957年到1963年。回忆讲述者超过二十人，他们中有当年在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的右派、大组长、教研组长、医生、小劳教、大堡镇的彝族人，汉族人，这些人以不同身分，从不同角度出发，娓娓讲述那段历史，复活那段历史。

历史稍纵即逝，但历史也从来没有随着时空的转变而真正消逝，只是时间久长以后，它的真实面目会日益模糊，尤其那些构成历史事件链条的生动细节，会随着当事人的死亡带入坟墓，而后人要考证其真实性、全面性、透彻性，则需要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成本。我很幸运，在它还闪烁着生动光亮的时刻介入了对它的追索。

历史重新披露出当小劳教遭遇大饥荒。在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县大堡镇，稍微上点年纪的人十分熟悉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他们称那些孩子为“劳教娃”。在他们年少的时候，曾经看见那些穿着蓝色劳教服的孩子在公安干警、成年人的押送下，步行到大堡镇粮站来背粮，他们则跟在队伍后面，捡拾掉在地上的苞谷籽；他们看见“劳教娃”一个个枯瘦如柴，成群结队在夜晚时分来偷地里的农作物，并受到当地干部、彝人毫不留情的惩罚；他们甚至能够准确指认出那些埋葬“劳教娃”尸骨的山沟。大堡镇双石包的中年彝人告诉我，小的时候，他们放牛、放羊，牛羊的蹄子将那些埋得很浅的坟踹开，一排一排小小的孩子的白骨，就暴露在他们面前，令他们惊骇不已。

设想，如果我作为普通旅游者进入大堡，我观察到的也许仅仅是大堡那列“环山”所呈现出来的壮阔阳刚之美，我想，不可能那么幸运地恰好遇上一个急迫地想将这大美之中隐藏的劳教、虐待、惩罚、饥荒、饿死人、为夺取食物相互残杀等罪恶传递出去的当地人。因此，我和这段历史的不期而遇，是我的缘分，我的机遇，也是我的责任。《大堡小劳教》这个题材的意外发现，让我在2010年冬天到2013年春天进行的采访、拍摄、剪辑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充满了探索的热情并保持了盎然的兴致。如果不是这样，我想我早已被采集到的每一个发生在那个历史时期的细节所击溃，因为，太多的细节沉重到令人难以呼吸。真的，将这些沸腾喧嚣于每个人脑海的碎片一一打捞，并用时空这两条线串起来，去寻找每个碎片之间的逻辑关系，对我而言是一件十分有趣的工作，其价值远远超过我做任何一家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因此，可以说，记录这段历史的同时，也增加了我这个个体生命的重量。

这部片子使用了数量有限却十分珍贵的“小劳教”个人档案，以证实其身分的真实性、合法性，当年申请劳教的机构，以及这些孩子被劳教的具体原因。至今，有一点我不能理解，在劳动教养通知书上，他们的年龄普遍被篡改，陈桐均、杨友元、杨泽云、周家厚，均大于他们实际年龄好几岁。在1957年8月由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我找不到关于年龄适用范围这一条。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还有，有观众问我，这些孩子为什么有的是被自己的父母亲或哥哥姐姐送去劳教？这一点在这个片子中没有具体陈述，但我们在采访中发现，一方面来自于当时政府工作人员，包括居民委员、派出所干警以及学校、儿童福利院领导的宣传，给家长做工作，许诺他们国家出钱出力通过模仿前苏联工学团“半工半读”的方式，将这些调皮捣蛋的孩子培养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并将安排他们工作；一方面当时很多家庭子女众多，生活困难，基本属于城市贫民，在前梦感召下，索性将孩子交给政府管理。其实，这是一种信任，一种底层人民对政府以及政府工作人员彻底的信任。谁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孩子会这样一去不回，甚至在他们遭遇饥饿、疾病和死亡威胁的时候，也无法将他们从大堡带走。

也有观众问我，这部片子究竟在说劳教还是大饥荒，重点在哪里。一开始，我脱口而出，大饥荒的比例更大一些。但仔细一想，这两者其实我是很难将它们分清楚的，因为劳教既是这些“小劳教”的身分，又是他们的生存状态，饥荒则是他们在劳教身分和被劳教生存状态下的又一种生存状态。这两者相互作用，将“小劳教”的身体、精神残酷地抽空，令他们在饥饿，在难以与父母相见而哭泣、绝望，并在饥饿、绝望中死亡，继而对死亡的麻木中成为真正的罪犯，一个盗窃国家、集体和个人粮食的罪犯。

现代史上，德国纳粹以各种野蛮残忍的方式屠杀犹太人，但若干年后，他们知道忏悔，并向犹太人表达了充分的歉意。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听到哪一个受访者告诉我，这个专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向他们道歉。过去就过了，就算了，现在，你已经过上好日子了，就不要再去想它，再去提它。似乎这样了，每个受害者的创痛就可以得到平复，宛如根本不曾发生过一样，这是当下大多数中国人对待历史的普遍态度，亦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以史为鉴”如同一句空洞而必需的废话，横陈于报刊杂志、说话者的唇上。

在那个悲惨的时期，众多“小劳教”没有感受到一丝一毫的春天般的温暖。被访者中，唯颜嘉森说，当农场场长的妻子为他找身体上的虱子并掐死它们的时候，他感受到了母爱的光辉。但愿这仅存在他记忆中的光辉，能照亮那些将尸骨遗留在大堡的“小劳教”的幽冥之路，令他们游荡在荒野的魂魄聚集，并安放、安息。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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