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家研究机构关于人工智能可能引发一系列经济、金融动荡的预测报告引发关注，这份剧情演绎式的报告甚至让华尔街的投资人惊慌失措，科技股一度大跌。尽管我们已经有了几百年应对科技创新的经验和教训，当今的制度体系已远非前几次科技革命时期能比，但是在人工智能的不确定性面前，我们仍然难免恐慌不安。

科技创新的反噬效应可能如何展开，应对之策可能有哪些经验和教训？不妨回到科技史和经济史中，把历史经历当作一份“检查清单”，看看哪些细节容易被当下的我们所忽视。

1768年的一个夜晚，英国兰开夏郡，一群怒气冲冲的工人撞开纺织工人兼木匠哈格里夫斯的家门。这群人不由分说，将几台珍妮纺纱机砸得稀碎，甚至有人还放火点燃了哈格里夫斯的房屋。

当时，距离哈格里夫斯制造出能够同时纺出8根线的多轴纺纱机不过一两年光景，他还没有拿到专利证书，机器也没有被大规模投入使用，只不过是哈格里夫斯自产自用增加了一些纺纱产量而已，但是他迅速就成为了当地不受欢迎的人。机器被毁还险些搭上性命，从惊喜到惊吓的哈格里夫斯仓皇出逃到诺丁汉避祸。

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历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拉开帷幕的。

此外，18 世纪 60—70 年代到 19 世纪 50 年代，与纺纱机、蒸汽机、蒸汽轮船、铁路等历史性发明创造相交织的，还有持续多年的大国争霸战争、反殖民独立战争和民权革命，以及市场体系、全球贸易、社会保障等制度的探索和改进。谈科技革命的影响和应对，离不开这段时代大背景。

机器冲击与时代巨变



面对工人破坏机器的骚乱，当时的英国政府显示出少有的预见性，在1769年就颁行了制止骚乱的法令——这一年，蒸汽机尚在实验室，机器大规模替代人工的现象还没有发生，瓦特本人还困于债务问题缺乏研究经费。英国的法令规定，无论单独一个人或者一伙不法的、叛乱的人群把安装着机器的建筑物故意毁掉，都按重罪论处，犯罪人最高将被判处死刑。

然而，严刑峻法并没有阻止破坏机器的事件再次发生，反而是骚乱暴力事件越来越频繁和严重。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上半叶，几十年里从零星几十人的砸机器行动，到数万人的集体暴动、游行请愿在英国主要工业区此起彼伏。

在那个机械化肇始、产业革命发轫的年代，新技术的蓬勃发展和社会的灰暗低沉几乎同频。1842年英国政府发布的《关于大英帝国劳动人口的卫生情况报告》为例，该报告显示，当时曼彻斯特男性居民中约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失业。索尔福德郡一份报纸说：“面容憔悴、衣不蔽体的男男女女，蹒跚在街道上，向人讨要面包。”由于居住环境拥挤不堪，卫生条件差，这份报告还说，1842年的“技工和劳工”平均寿命只有17岁。【1】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战争因素外，机器对劳动者的冲击显而易见：

第一，就业结构的变化。机器让原来的职业技能显著贬值，原来需要跟随师傅学习多年才能掌握的“手艺活”，现在通过使用机器只需要少量训练就能完成。如此一来，劳动力的供给模式和劳动力潜在供给数量明显改变。

比如，工厂主开始大批量雇佣妇女儿童。对于纺织工业中的某些工序来说，儿童的矮小身材、妇女纤细的手指使其成为机器的最好助手，一些需要钻到机器下面清理棉絮或者钻到高耸的烟囱里面做清洁的工作大量使用妇女儿童。

更重要的是，相比于有成熟技能的男性工人，雇佣妇女儿童意味着更低的工资。

第二，失业。在市场需求没有扩大之前，工厂主使用机器的目的就是替代人工、降低成本，因此，就业替代造成的失业在机器出现之初最为明显。

同时，劳动力的大量供给也是失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工厂的高工资吸引农村移民涌入到城市和工业中心，在圈地运动中丧失土地的农民也被迫聚集城市。比如，1790年时曼彻斯特有五万居民，到1801年数量猛增到9万5千。当劳动力需求增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人口涌入城市的速度，失业就大幅增加。

第三，工资的不对称变化。之所以说工资的不对称变化，是因为技术进步并没有使工资单向上升或下降。比如，工人的工资显著高于农民收入，随着产业繁荣，工人工资也有上涨。但是另一方面，产品产量增加价格下降又直接冲击了传统家庭作坊手工业者的收入。

在大多数工业中，上升之后跟着就是悲惨的下降。比如，英国织布工人在享受了1792年前几年短暂的繁荣之后，一场堡业危机随即而来：工厂主为了限制可怕的失业扩大，就对在家劳动的工人规定一个最大的工作量，接下来工人织一匹布所获得的工资持续下降。【2】加之新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宁愿接受更低的工资以保证急需的生存条件，从而导致劳动力市场开始“逐底式内卷”。

更重要的是，无论在哪个年代，工资都是相对的。在19世纪的最后十多年，英国农业连年歉收，圈地运动和农民进城导致农业的凋零，英国国内粮食短缺。而且，1815年以英国为首的反法同盟挫败拿破仑之前，贸易封锁禁运，国际贸易受到了严重干扰。因此，工资的涨幅赶不上粮食价格的腾飞，遍地响起对食物腾贵的怨言。

第四，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变化。机器生产以及随之兴起的大工厂制摧毁了家庭小作坊，也将原来习惯于自由灵活工作的小作坊手工业者推进了运转不停、规则森严、嘈杂肮脏又经常出现危险的机械工厂之中。随着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和工业区，居住环境恶化，疾病流行。19世纪上半叶，英国遭遇过两次霍乱流行病，第一次暴发于1831年至1832年，造成32000人丧生。第二次则暴发于1848年至1849年，夺走了62 000人的生命。【3】

一场社会保护的“陷阱”和制度的演进



在科技革命引起的社会巨变之际，英国政府的制度供给没有缺位，一场对平民、劳动者的保护运动提上日程。

实际上，在工业革命开始前的两百年，英国于1601年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就颁布了《济贫法》，它为最弱势群体提供最低生活保障，避免贫困人口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甚至在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尔·莫基尔看来，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在英国而非其它国家发生，包含《济贫法》在内的启蒙思想原则是必要条件之一。

《济贫法》的施救包含了一些前提条件以避免人们因可以获得救济而懒惰，比如，获得救济的人需要付出劳动，对犯懒惰罪的人会施以鞭打、烙火印或者被投入监狱般的救济院。

进入18世纪后期，随着贫困人口和社会骚乱的加重，也为了避免发生像法国那般的大革命浪潮，《济贫法》更加宽松和仁慈，贫民不再被严酷地对待，即便是健壮的成年人也可以获得救济而且不会被投入监狱般的救济院遭受处罚。

即便如此，仁慈的救济制度并没有改变人民的贫困和饥馑。到了18世纪90年代，由于粮食价格普遍持续上涨，工人的生存危机更加严重，抢劫商店的骚乱时有发生。

1795年5月，伯克郡的治安法官在斯品汉姆兰小镇召开会议商量应对之策，结论是，贫民需要比以前更多的救济。这次会议提出了被称为《斯品汉姆兰法令》的救济方案，即将救济标准与食品的市场价格挂钩，其最早标准为：

“当1加仑二等面粉做的面包价格为1先令时，每名勤勉的穷人每周必须有3先令才能维持生活，另需1先令6便士能供养他的妻子或家中其他一人。当1加仑面包价格是1先令6便士时，则每周需4先令才能维持生活，而供养家中其他一人则另需1先令10便士。”若工资无法达到上述标准时，教区应动用济贫税补足差额。

《斯品汉姆兰法令》先在伯克郡推行，很快便推行到全英国。然而，这一救济原则推出不出数年，劳动者反而陷入难以自拔的深渊。有了这个不设前提条件的基本补贴，雇主们可以任意降低工资，因为有济贫补贴可以将工人收入提升至最低限度以上。如此一来，劳动生产率就下降至赤贫劳工的生产率水平，这反过来又为雇主拒绝提高工资提供了理由。而且，它要求保证每个人的生存权利而不管他是否能通过工作来赚取生活所需的工资，劳动者无论是忙于工作还是无所事事都可以远离饥饿，救济变成了一种对懒惰的奖励。【4】

更进一步，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法令制定者的预期，对救济的依赖就像病毒一样会“人传人”，申请救济的人数与日俱增。最直观的表现是用于补贴的开支急剧增加，这让该项开支的来源——济贫税同步飙升，从1785年的200万镑，到1801年增加到400万镑，1812年已增加到650万镑。【5】

卡尔·波兰尼一针见血地指出，《斯品汉姆兰法令》这种以财政手段保障的“生存权”，反而摧毁了它表面上旨在救助的民众。

不过，以该法令为标准的济贫救济制度也并非完全负面的作用，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者的痛苦处境，反抗机器的骚乱事件得以减少，在那个战乱纷争的时代也让英国免于爆发法国那般的大革命。

后来，随着济贫税上涨，纳税人怨声载道，要求改革。越救济越贫困的现实甚至让受救济的劳动者自身也意识到必须废除无条件获得救济的权利。各地开始取消对贫民直接发放津贴的救济措施，取而代之的是管理极为严格、具有威慑性质的济贫院救济，降低济贫院生活质量的办法也被逐渐推广。

在《斯品汉姆兰法令》实施近40年后，1834年，英国议会颁布《济贫法修正案》。该法案规定身体健康的人获得的救济应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目的是让穷人不敢寻求援助，除非走投无路；只有那些愿意进入济贫院、接受集中管理和强制劳动的人，才有资格获得救济。这份新的《济贫法》实施了100多年，直到1948年现代福利国家建成时才被完全废除，对英国的政治与社会改革影响深远。

无论是《斯品汉姆兰法令》还是修订后的《济贫法》都只是起到了缓解劳动者痛苦的作用，这些保障措施是“安慰剂”而非带领劳动者走出困境的解药。

在19世纪中叶，英国开始认识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局限性：自由贸易、流动性、市场门槛低及依赖竞争市场会遇上市场失灵和不平等的残酷现实。【6】除了救济制度之外，英国也推出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

比如，1850年后，英国开始提供免费教育，1860年推出《食品掺假法》，这项法律加大了对消费者的保护力度。此外，议会通过了新的法案，明确公共责任，以解决人们认定的众多市场失灵问题，贫困、失业、不宜雇佣和收入分配非常不公平等问题被纳入公共政策议程。

此外，1815年后，特别是到19世纪中后期，世界难得的长期和平也创造了消化吸收前期社会问题的条件。随着大国战争的相对消弭，全球市场的逐步建立，消费需求上升特别是海外需求的扩张，市场进一步繁荣，社会总财富的增长，工厂吸纳更多劳动力，失业问题减轻，工资的购买力上升，以及工会运动、民权运动等，劳动者的生活状态和政治地位才逐渐改善。

到了1850年，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和头号强国。1851年，英国水晶宫博览会展览了工业革命的一系列创新发明成就，人们对科技创新的敌意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对科技改变国运的无上信仰和追赶竞争。

AI的时代和时代的AI



人工智能浪潮汹涌而来，重复历史，并不能希冀在故纸堆中找到预测未来的模版，更没有解决当下问题的现成答案，回顾这段第一次工业革命与人类社会的交互史，至少可以让我们有如下的思考：

一是超越“技术决定论”，强化“嵌套”的思维。不能仅就AI谈AI，讨论AI的影响离不开它所处的时代大背景。诚如19世纪初英国面临的大国争霸战争、农业凋敝和不平等加剧，这些因素成为技术创新影响的“放大器”。而AI的时代背景又如何呢？是在全球承平之世下发生，还是在战火频仍的大争之世发生？是在人口增长、劳动力剩余的时代发生，还是在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发生？是在一个收入分配公平的环境发生，还是在一个分配差距高度极化的环境中发生？

二是科技革命带给人的影响不是线性的，而是周期的。AI浪潮之下，发展与衰退或将交织发生。特别是在AI导致的破坏大于其创造之前，部分群体大概率未获其利、先尝其苦。但是，人的生命是单向的，难道只能寄望于命运的垂怜生在科技的福利期吗？因此，当下的行动至关重要：在AI的“破坏期”最大化社会保护与人力资本投资，主动塑造其发展方向，并为可能到来的新一轮增长与繁荣储备包容性的社会结构。

三是善意的“陷阱”不容忽视。正如《斯品汉姆兰法令》所显示的结局，并不是所有出于善意的制度都有好的结果。因此，必须建立“适应性治理”框架：政策应像敏捷软件一样，具备“监测-评估-调整”的循环能力。这意味着需要强大的社会影响实时评估体系、政策沙盒机制以及定期修订的法律法规。我们不必因惧怕犯错而“躺平”，但必须为可能的政策纠偏留出空间和弹性。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查了各国是否对人工智能的到来做好了准备，构造了人工智能准备指数并进行了国际比较。该指数系由数字基础设施、创新与经济一体化、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市场政策、监管与伦理4个分指数合并而成。总体来看，中国的人工智能准备指数排在第31位，明显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位更靠前，这同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是一致的。【7】

当我们回望科技造福社会的历史，莫不是将科技嵌套于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和人性之中，如果脱离这种嵌套关系，我们或将受其反噬。正如尤瓦尔·赫拉利所说：永远别去召唤自己控制不了的力量。【8】

参考资料：

1、西蒙·沙玛：《英国史（第三卷）》，第163页，中信出版社。

2、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第383页，商务印书馆。

3、乔尔·莫基尔：《启蒙经济：英国经济史新论》，中信出版集团。

4、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第89页，商务印书馆。5、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第386页，商务印书馆。6、乔尔·莫基尔：《启蒙经济：英国经济史新论》，中信出版集团。

7、蔡昉：《中国就业新趋势：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劳动力市场》，第6页，中信出版社。

8、尤瓦尔·赫拉利：《智人之上：从石器时代到AI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