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躺平潮 分析：对制度的无声抗议

近年中国青年群体中，“躺平”与“低欲望生活”成为广泛讨论的社会现象。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追逐高薪，只求一份能维持生活的“正常工作”。分析认为，这种看似“降档”的选择，除了与当下严峻的就业环境有关，更是对社会信心、对制度的“无声判决”及抗议。

年轻人从“躺平”到“老鼠人”

“没事干再休息一会儿，困了回床上躺会，躺着躺着不知道啥时候睡着了。”一位抖音网红近期分享了她的慵懒生活，几乎整天窝在床上滑手机，晚上7点才吃上第一餐的一天，她半夜才拆放了一周的包裹，并在短影音中自嘲是“国内老鼠人实录”。

这一系列的短影音，成为中国年轻人从“躺平”到“老鼠人”风潮的起点。

这种生活态度源于“躺平”，并被认为是“躺平”文化的延续，是对高强度工作和社会竞争压力的逃避。在中国经济放缓、青年失业率高企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退出“卷王”战场，进入“摆烂”模式。

网上一则热门评论点出了“老鼠人”的心态：“我们厌倦了强加给我们的精致、快节奏、高效的生活方式，我们只想随地大小躺的生活。”

旅美中国人权律师吴绍平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指出，“这一次的躺平是被迫躺平，绝大多数年轻人没有家庭财务的支撑和帮助，也没有社会救助，同时又面临就业难、婚姻、住房等一系列生活困难。”

从希望到失望：社会信心的转折

在吴绍平看来，青年心理变化其实反映出社会信心的逐渐流失。

他形容，十多年前中国社会仍普遍相信“奋斗改变命运”。当时只要努力读书或工作，许多人仍有机会改善生活、改变社会地位。然而近年情况已出现明显转变。

“七八年前很多年轻人还充满希望，但短短十几年时间，人们从希望走向失望，又从失望走向无望，最后变成绝望。”

在他看来，当社会阶层逐渐固化，个人努力难以带来明显改变时，“奋斗改变命运”的叙事便逐渐失去说服力。他指出：“普通老百姓的子女，基本上没有办法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

在官僚体系、人脉关系与腐败等因素影响下，社会资源逐渐集中于少数群体，“现在甚至找一份普通工作，都可能需要托关系”。

降低档次 年轻人生活策略的转变

在多重压力交织之下，许多年轻人不得不下调人生预期，吴绍平说，“只要求一份能温饱的工作，用最低的成本维持生活与活动。”

台湾东海大学前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执行长洪浦钊在《上报》撰文总结“中国社会近年出现彼此呼应的三个现象”：

首先是年轻人不再盲目追逐大型企业高薪职位，而是寻求一份能准时下班、准时发薪的“正常工作”；再者，洗浴中心成为部分青年暂时躲避竞争压力的公共空间；第三，低成本的“回旋镖旅行”则在社交媒体迅速走红，年轻人透过精算联程机票与中转规则，以极低预算换取短暂的感官体验。

洪浦钊认为，如果仅将这些现象视为生活方式潮流，便低估了其社会意义。这些行为背后其实是一种“风险收缩”：当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时，年轻人倾向降低投入与期待，以避免承担更大的生活风险。

就业困局：青年竞争空间持续收窄

青年心态转变的背后，是日益严峻的就业现实。官方统计显示，2025年12月中国青年失业率约16.5%，同年8月时曾达18.9%。自2023年底起，中共国家统计局采用新的统计口径，使失业率从21.3%的历史高点下降。但多数观察人士认为，青年失业压力仍然沉重。

2025年中国应届毕业生人数达1,222万人，创下历史新高，而未来十多年每年毕业生规模预计仍将维持在千万以上。与此同时，房地产、互联网、教培与金融等过去大量吸纳高学历人才的产业近年普遍缩减招聘。

2025年上半年，面向大学生的职缺较前一年减少22%，求职人数却增加8%。

当局的统计方式本身也受到质疑。按照现行标准，只要在调查周内工作一小时以上便被视为“就业”。因此，一些分析人士在评估中国青年就业时，往往会在官方失业率之外加入约10%至15%的修正估算，以尝试反映“隐性失业”或“低度就业”人口，例如学历与职位严重不匹配的工作者，或每周仅工作数小时的兼职人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丹丹曾估计，如果将约1600万名未积极求职的青年纳入统计，实际青年失业率可能远高于官方数据。

制度与阶层：特权结构的再形成

劳动市场结构失衡也在加剧青年就业困境。

随着互联网与教育培训产业收缩，大量大学毕业生被迫流入低技能服务业。例如外送平台“美团”与“饿了么”的骑手中，超过20%拥有大学学历，其中甚至包括数万名硕士毕业生。

同时，越来越多年轻人转而寻求稳定的体制内职位。2025年中国公务员考试吸引约370万人报名，但职缺仅约3.8万个；中国核工业集团招聘1,730个职位，却收到超过120万份履历，竞争比例高达150比1。

《六四诗集》主编、美国国会图书馆国藏作家蒋品超对大纪元表示，这些现象与中国近年权力与资源高度集中有关。他表示：“习近平对权力与经济的垄断，使新的特权阶层形成。特权阶层形成之后，就扼杀了公平竞争。”

在他看来，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曾让许多底层民众有机会透过创业改善生活，然而近年政治与经济权力重新集中，使这种社会阶层流动空间逐渐收缩。“过去几代人努力打开的社会流动空间，在习近平手上又被翻转回去了。”

蒋品超认为，中国人本身仍具有勤劳与奋斗精神，但在制度限制下，这种能量无法转化为社会动力。他并提到，文化大革命时期青年思想者遇罗克曾在著作《出身论》中批判“出身决定命运”的制度逻辑，但最终因此遭处决。

他担忧，当特权阶层再次固化、竞争空间收缩时，社会对制度不公平的质疑也可能重新累积。

年轻世代退缩：对制度的无声判决

分析认为，当越来越多年轻人降低期待、减少投入并避免冒险，问题已不再只是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是社会结构面临的挑战。

近年中国网络上也流行新的语汇来描述年轻人这类现象，如“内卷”、“躺平”、“润”以及“政治性抑郁”等，其中“政治性抑郁”一词，据《中国制造学刊》（Made in China Journal）3月9日报道，最早出现在2019年疫情期间，后来在长期的高压政策与社会压力下，被用来描述“无力感与耗竭感”的集体情绪。

吴绍平警告，当整个世代普遍陷入失望甚至绝望时，社会活力与创新能力都可能受到削弱。

洪浦钊则指出，过去中国社会稳定很大程度建立在经济持续成长与“努力即可改善生活”的想像之上。但当经济增速放缓、社会流动趋于固化，维系社会信心的基础也随之动摇。

他认为，当努力与回报之间的连结持续松动，年轻世代的退缩，也被视为对制度与未来的“无声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