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观“易”之德仪 凡人窥“易”之凶吉

心中的雅致胜过外在的华丽。（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易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极高，被列为儒家“六经”之首。许多人提到中国文化源头，往往会追溯到上古三皇五帝时期。传说那是人类文明初开的时代，人心淳朴，与天地万物保持着某种和谐关系。人在天地之间生活，顺应自然节律而作息，敬天知命，不妄自作为。这种理想化的上古图景，成为后世理解《易经》精神的一种文化背景。

相传伏羲氏“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八卦由三爻组成，象征天地人“三才”。后来在此基础上重叠演化为六十四卦，形成完整的卦象体系。到夏代有《连山》，商代有《归藏》，周文王演绎卦辞，形成《周易》；周公作爻辞；孔子及其后学为之作《彖传》《象传》《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等“十翼”。因此传统上称“易经三圣”为伏羲、文王、孔子。

《易经》之所以被尊为群经之首，不只是因为它古老，更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理解世界变化的方式。“易”字本身就含有变易、不易、简易之义。它既承认万物不断变化，又强调变化背后有恒常的规律。正如《系辞》所言：“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书可以传世，道则随时运而展现不同面貌。

在《易经》的思想体系中，最核心的观念是阴阳。古人以奇数象天，以偶数象地；阴阳相对，相推而生变化。卦象中的阳爻为“—”，阴爻为“--”，通过阴阳的组合与变动，模拟天地万物的运行状态。《说卦传》指出：“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段话揭示了一个重要观念：宇宙的阴阳变化，不只是自然现象，也映射到社会与人伦。

在天为阴阳，在地为刚柔，在人为仁义。仁是内在的善意与恻隐，义是外在的正当与原则。阴阳的平衡，在人身上体现为德行的中正与和谐。也就是说，《易经》并非单纯讲占卜吉凶，而是通过象数之学，引导人反观自身的德行。

古人行卜筮之礼时，须焚香净心，以示敬慎。这不仅是一种仪式，更是一种提醒：若内心不正，即使得到卦象，也难以真正理解。因为卦象所示，并非表层形状，而是事物背后的“像”——那种由阴阳消长所形成的趋势与结构。“爻也者，效天下之动也。”爻的变化，象征万事万物的运动状态。

因此，《易经》的学习，最终落在“修身”二字上。每一个卦象，既描述一种处境，也指出应对之道。例如《履》强调谨慎行事，是德行的基础；《谦》主张虚己下人，是持德之柄；《复》象征返本归真，是德之本；《恒》代表持守不变，是德之固；《损》《益》讲取舍之道；《困》教人辨别处境；《井》象征滋养之源；《巽》强调顺势而为。不同境况之中，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守正不偏，《易经》都给予原则性的启示。

孔子晚年尤为重视《易》，曾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意思是，如果真正理解《易》的精神，行事便能少犯重大错误。又有记载，子贡问孔子是否相信占筮，孔子答：“我观其德义耳。”可见他更重视其中的道德义理，而非单纯预测吉凶。

从这个角度看，《易经》既关乎宇宙运行，也关乎人心修养。它把天地变化与人的道德实践联系在一起，认为顺应本性、守持仁义，便能与天地之道相合。若违背本性、失去德行，则如“离位之变”，终将带来失衡。

尽管历史变迁、学派分流，《易经》在儒家、道家乃至其他思想体系中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无论如何诠释，它始终指向一个核心：在变化无常的世界中，寻找恒常之德。通过观象知变，通过知变修德，使自身与天地运行保持协调。

也正因为如此，《易经》并不是一部单纯的占卜之书，而是一部关于变化、秩序与德行的经典。学《易》若只停留在吉凶预测，便失其大义；若能以之反观自身，谨守本心，则或可如孔子所言，“无大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