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生人丁 永不加赋”康熙皇帝的魄力令中共汗颜

经济政策，是国家的首要政策。康熙皇帝的强国富民的经济政策是怎样的呢？(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经济政策，是国家的首要政策。康熙皇帝的强国富民的经济政策是怎样的呢？本文即试图探讨和回答。

康熙帝(即爱新觉罗?玄烨)是清朝第三代皇帝，也是我国杰出帝王之一。他在位凡61年(1662～1722年)，创造并成就了强国富民的巨大伟业。他在发展经济的事业中，尽心竭力，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较为主要的有：

一、调整政策 废除“圈田令”

原先，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主北京后，满洲贵族大量涌进内地。清朝政府为了满洲贵族的利益，曾在四年中，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地。当时圈占的地区是直隶、山东、山西三省，其中以直隶的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县为最。圈地的结果是人民破产、逃亡，既破坏了生产力，又人为的激化了民族矛盾，造成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康熙帝有鉴于此，便于康熙八年(1669年)下令：“比年以来复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衣食无资，流离困苦……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清圣祖实录》卷三十)，至此，祸国殃民的圈地的举措，得以彻底结束。

二、免除“人头税” 实行“摊丁人亩制”

在中国以往的社会里，人民除交纳田赋外，还要另交丁税(即人头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政府宣布以康熙五十年的丁银额作为固定丁银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九)。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康熙皇帝又下令在四川、广东两省，进行试点，不再另收丁税，把固定的丁税，按地亩的多少，分摊下去，合并到地亩税里，一体征收。这种办法叫做“地丁合一”或“地丁银”，也叫作“摊丁入亩”制度。摊丁入亩的数额大致是：原来纳一两银子的田赋，摊入一二钱的丁银，使田赋改为纳一两一二钱，不再另收人头税。这种税收制，不仅保证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也减轻了穷苦百姓的负担。到了雍正时期，这种税收制度，终于在全国普遍实行，并一直成为我国税收的定制。

康熙帝在太和殿内登基称帝。图为清《万国来朝图》局部，前为太和门，后为太和殿。（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三、招民垦荒

康熙帝为了开辟荒地，多次宣布放宽荒地起课年限，后来又发展为凡新垦土地，均“不事加征”。他又鼓励地主乡绅组织人民垦荒，规定凡垦田20顷以上，授以县丞或把总之职；垦田百顷以上，授以知县或守备之职。这种办法施行的结果，使天下田土“开垦无遗”，收到“尽皆耕种”之效。据统计，到康熙六十一年时(1722年)，比顺治年间耕地面积增加了将近600万顷。

四、行“更名田”

在明末农民起义过程中，有不少官僚地主和皇亲国戚的“庄田”，已转为农民和中小地主所有。清王朝建立之初，曾规定这些土地，除缴纳常税以外，还要交纳“易价银两”，作为地租，政府才承认这些农民和中小地主对“庄田”的所有权，叫作“更名田”。

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帝发布诏令：承认这些田地可以“永为世业”，与其它民田一样，只交常税。对于已交过“易价银两”的，可以从来年的常税中冲洗。这个诏令，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对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

五、修治黄河 淮河和永定河

清朝初年，黄河多次泛滥成灾，在河南、安徽一带经常决口，后来竟改道与淮河合流，从今天的苏北地区入海，既影响了漕运，又使许多良田成了沙洲，严重的威胁着国库的收入和人民的生活。

对此，康熙帝表示十分关切。他曾把“三藩、河务、漕运”作为其时三件大事，并亲自书写成条幅，悬挂于宫中大柱上。他选派靳辅（人名）为河道总督，又对治河专家陈湟，委以重任。经过十年(1677～1687年)的辛苦经营，终于使黄河、淮河各归故道。

永定河原名浑河，又称“小黄河”，在流经北京附近时，常常淤塞成灾。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清政府招募了十几万民夫，在芦沟桥附近的良乡到东安，开掘了一条200里长的新河道，使原来的斥卤之地，成为膏腴良田。康熙帝曾亲自视察，并将浑河改名为“永定河”赋予永远安定之义。

六、“利商便民”和取消“海禁”

在清朝初年，凡手工业工匠，均另有匠籍，要按政府规定服劳役，或者交纳班匠银代役。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他下令将班匠银并入田赋中征收，从而使工匠们，都摆脱了人身的控制，有利于促进手工业发展。对于商业，康熙帝也本着“恤商”和“利商便民”的原则，禁止官商利用权势，强索、购买私人的工商业品，不得向商人征收重税和摊派苛捐杂税。

特别要强调的是，康熙帝宣布取消“海禁”。原来，在清王朝建立之初，为防止东南地区的张煌言、郑成功等人北上抗清，曾颁布过“迁海令”，规定凡山东至广东的沿海各省居民，均得内迁30里，并禁止片帆只船出海，否则以通敌论处。这样一来，渔民不敢出海捕鱼，盐户无法在沿海煮盐，连外国的商船，也不能停泊靠岸。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他下诏取消“海禁”，让原来被迫内迁的人民，重返故地，重操旧业。又准许国内商人，出海贸易。对于外国商人，则设立商馆，以利通商。为了发展对海外诸国的贸易，康熙帝还诏令在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等四处，设立海关，作为对外贸易的港口。

以上是康熙帝为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所采取的主要措施。由于调整了国家的各项政策，革除了过去的种种流弊，使得在他治理的后期，社会秩序安定，国库储存充足。即以耕地面积而言，据统计：在顺治八年(1651年)时，全国耕地面积为290多万顷，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时，已增加到740多万顷。又如人口一项，据统计，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只有2460万(这个数字显然不够准确)，由于废除了在我国行之几千年的人头税，人口急剧上升，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全国人口达到2．055亿多人。到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更增加至3．6亿人以上。在封建社会里，人口增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正是：
一代圣君，
强国富民；
呕心沥血，
废食忘寝；
尽智竭力，
举措公允；
政策恰当，
施惠众生；
家国双利，
青史芳馨！

（事据《清史》等，本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