洒泪别故乡 心系大陆苦难

陈光诚走出美国大使馆。（图片来源：美国之声）

文接：向死而生 终获自由 陈光诚的光明之路（三）

2012年5月1日，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与翻译及一名工作人员携带摄像设备来到陈光诚在使馆内的房间。这次会面气氛严肃而正式。骆家辉明确表示，相关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询问他是否愿意按照双方商定的安排离开使馆。此前数日，中美双方围绕陈光诚的去留问题已经进行了多轮谈判，各种方案在紧张气氛中反复磋商。

面对这一提议，陈光诚当场表示拒绝。他指出，自己尚未获得任何具有实际保障意义的承诺，也未看到足以确保自身及家人安全的具体安排，因此不会同意离开。骆家辉在听到明确答复后，没有继续劝说，随即离开房间。整个过程中，美方并未采取强硬态度，也没有对他进行明显施压。

当日下午，中方显然对谈判进展感到焦虑，多次致电美国使馆询问情况。电话中反复追问：条件谈得如何？是否已经达成一致？美方回应称，陈光诚并未接受中方提出的条件，原因在于他对中央政府缺乏信任，认为对方没有展现足够诚意。这一答复令中方颇为震动。随即，中方提出新的条件，表示可以将他的家人接到北京，与他团聚。

5月2日清晨，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与两个孩子在地方官员的陪同下被带往北京，并被安置在朝阳医院。家人抵达北京的消息，使局势出现新的变化。对陈光诚而言，与家人团聚始终是他最为牵挂的核心问题。

当天上午10时左右，使馆工作人员通知他前往骆家辉办公室，并开始为他整理个人物品。尽管他此前并未正式同意离开，但相关安排已在推进。中午时分，使馆方面要求他分别写信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或国家主席胡锦涛，陈述自身处境与诉求。美方承诺，这封信将由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亲手转交中方领导人。这一承诺被多次强调，以显示安排的郑重性与外交层级之高。

与此同时，时间压力逐渐显现。美方告知，如若不能在约定时间内完成离馆安排，中方可能撕毁协议，届时局面将更加复杂。对于陈光诚而言，反复的时间限制与外交表述已经难以改变他内心的疑虑。他所关心的，是家人是否真正安全，以及未来是否会遭遇新的不确定。

2012年5月2日下午，在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六天后，陈光诚最终在美国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与骆家辉的陪同下离开使馆。走出大门的那一刻，象征着一段极为特殊的外交博弈阶段告一段落。车辆驶离使馆区域，直奔朝阳医院。

上车后，美方人员即与希拉里．克林顿取得联系。陈光诚在电话中表达了希望立即与她见面的意愿，希望当面沟通自己的真实处境与担忧。这一通话显示出事件已提升至中美高层外交层面。

抵达朝阳医院后，他终于见到分别半个多月的妻子与孩子。短暂的团聚带来情感上的缓解，但新的不安很快浮现。原先承诺将留在医院陪同的美国使馆工作人员陆续离开，这让他意识到外部保护力量正在减弱，局势可能出现变化。

随后，他致电维权人士滕彪与曾金燕，说明当前状况。滕彪认为，在安全尚未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他应尽可能回到使馆，以确保人身安全，并建议尽早离开中国。曾金燕则指出，此刻离开使馆意味着放弃此前的外交筹码，后果难以预料。陈光诚坦言，他必须与家人在一起，这一选择几乎没有回旋空间。最终，几人达成共识，应将真实情况向媒体公开，以争取包广泛的关注与压力。

5月4日，在美国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主持下，美国国会召开紧急听证会，讨论陈光诚的处境。非政府组织“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通过电话连线陈光诚。陈光诚在视频作证中指出，根据中美双方达成的联合安排，中方承诺保障其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他要求兑现承诺，并给予出国休养的自由。这一公开发声，使事件再次成为国际关注焦点。

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媒体提问，表示陈光诚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如希望出国留学，可以依法通过正常途径办理手续，与其他中国公民并无不同。官方表态强调程序与法律框架，而国际社会则持续关注其个人处境与安全保障。

5月19日，中方正式通知陈光诚一家，将于当日下午乘机前往美国。这一决定意味着此前围绕其去留问题的外交拉锯终于结束。当离境消息最终确认时，他内心复杂难言。多年来，他始终坚持在中国境内进行维权行动，也曾明确表示不愿离开自己的国家。然而现实压力与家人安全的考量，使他不得不作出离开的决定。他形容那种感受为“五味俱全”，其中苦涩尤为明显。

此后，陈光诚与妻子、子女、大哥及母亲定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开始新的生活阶段。然而离开并未终止与过去的联系。

在他出逃及离境之后，多名亲友相继受到拘押或调查。维权人士何培蓉（珍珠）于2012年4月27日被警方拘捕，关押至5月4日。维权人士郭玉闪于2014年10月被拘留，2015年1月以“非法经营罪”被正式逮捕并判刑。其侄子陈克贵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三年三个月有期徒刑，服刑地点为临沂监狱——这一地点也曾关押陈光诚本人。山东东师古村的部分亲属长期受到不同形式的滋扰与压力。

离开的滋味

自上世纪90年代起，陈光诚持续参与维权活动，时间跨度长达十余年。从农村计划生育纠纷到更广泛的公民权利问题，他逐步成为公共事件中的关键人物。在此过程中，他经历软禁、监禁以及持续的监控与压力，家庭亦承受巨大负担。

尽管如此，他从未认真考虑过退出。在他看来，维权并非职业选择，而是一种面对现实处境时几乎本能的回应。当身边发生明显的不公与侵害时，如果选择沉默，内心的煎熬与自责反而更加难以承受。他形容那是一种“条件反射”，是对不公正现象无法视而不见的本能反应。

他也清楚，自己的行动给家人带来了风险与伤害。妻子曾因他遭受殴打与限制，亲友亦承受牵连。他承认家人内心有过怨言与痛苦。但在高压环境下，他刻意控制情绪，不在对方面前流露软弱，以免被视为可以利用的筹码。他认为，一旦对方意识到家人是其最脆弱的部分，施压只会更加严厉。因此，他选择隐忍，将情绪“往肚子里咽”。

在他看来，维权并非为了个人名利，而是出于社会责任。他相信社会不公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具体落在每个人身上的现实问题。每一个社会成员既是潜在的受害者，也应是纠正不公的一分子。如果多数人选择沉默，不公终将蔓延，最终波及更广范围。

他并不认为自己与他人有本质差异，只是在面对现实处境时无法选择忽视。当不公发生在眼前，若反复告诉自己“与我无关”，这种态度终究会反噬自身。对他而言，行动不是英雄主义，而是一种责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