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病院敛财和参与维稳黑幕被揭

2月初，一篇卧底调查报道揭露湖北襄阳、宜昌多家精神病院涉嫌违规收治、系统性骗取医保资金，引发社会震动。

受访的人权律师与医界人士指出，骗保只是冰山一角，中国精神病院更长期被用作维稳工具，成为迫害异议人士、访民与宗教信仰者的黑箱空间，其背后牵动的是权力、利益与制度性失控。

卧底揭黑幕：精神病院如何“制造病人”骗取医保

2026年2月3日，《新京报》刊出《记者卧底调查精神病医院骗保内幕》，披露其记者早于2025年12月以护工身份，潜入湖北襄阳、宜昌多家精神病院，揭发一套高度成熟的骗保操作模式。报道披露，部分医院以“免费住院、免费接送”为诱因，招揽老人、戒酒者，甚至由护工、保安假扮精神病人充数。

卧底调查发现，医院透过虚构诊疗项目、伪造病历与夸大用药，向医保系统申报费用；为规避监管，还会定期安排病人“假出院、再入院”。多名被收治者不仅未获有效治疗，反而遭遇严苛封闭管理，甚至传出打骂、自杀事件。

事件曝光后，湖北省医疗保障局于2月3日回应称，已会同卫健部门介入调查；襄阳市亦展开“起底式排查”。然而，官方回应亦坦言，精神病院因长期封闭运作，监管难度极高。

“一旦入院即被消音”：法律身份被剥夺的制度陷阱

旅美中国人权律师吴绍平表示，精神病院之所以成为骗保与迫害的温床，关键在于其“法律黑箱”特性。他直言：“一个人被送进精神病院的那一刻，在法律上就已经变成精神病人了。”

依现行实务，被收治者多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从而丧失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实际监护权则转移至医院。吴绍平强调，精神病鉴定权长期由政府与医院垄断，“你是不是精神病，不取决于你自己，而是他们一句话。”

在此架构下，所有治疗、用药与费用申报，均由医院单方面决定。“很多人根本不需要用药，但医院只要‘嘴巴一张’，就能虚报用药和治疗项目，钱就进来了，实际上可能什么都没做。”吴绍平说。

维稳与敛财并行：精神病院的政治功能

受访者指出，精神病院早已不只是医疗机构，而是被嵌入维稳体系的工具。吴绍平说，异议人士、访民、法轮功学员等群体，长期被以“精神病”名义强制收治，以达到隔离、封口的政治目的。

“对地方官员来说，这是一举多得。”他分析，一方面将敏感人士置于封闭环境，外界无法接触；另一方面，医院每多收一人，就能多一份医保报销与财政补贴，形成官员与医院间的利益勾兑。

曾任职湖北三甲医院十年的医界人士张宇向大纪元表示，精神科诊断高度依赖主观问卷与医生判断，“病例只要写得像，外界几乎无法从技术层面推翻”。

她分析，相较需大量检查的综合医院，精神病院运营成本相对低廉，主要为发药与供餐，却能获得稳定医保补贴，因此具有高套利空间。

据《新京报》披露，人口仅约500万的襄阳市就有二十多家精神病院。在张宇看来，“数量越多，可操纵空间越大，利润也越大”，反映医保制度被系统性利用。

此外，张宇认为，精神病诊断在特定情境下可被用来规避刑责。部分有权势者若涉重罪，可透过与医院勾结取得精神病诊断，从监狱转入医院“疗养”，医院管理较松散、出院时间有弹性，社会难以追踪其动向。

被制度吞没的受害者：个案映照黑箱暴力

对于制度黑箱的残酷，在多起具名案例中清晰可见。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功25年来遭到严酷迫害，大批学员被精神病院药物迫害致死；仅2025年一年，就有124人被迫害离世，部分人生前曾遭精神病院关押。

例如，38岁的刘兵欢于2024年9月在广东清远被警方送入精神病院，被反复注射不明药物后出现严重精神与生活障碍，于2025年7月28日离世；68岁的何镜如，曾被冤判18年，2024年再遭广东惠东县国保警察关入精神病院，于2025年5月20日被迫害致死；92岁的徐德玉老太太则于2025年6月被关入四川江油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院），虽无精神病仍被长期拘禁，并与三名男性病人同室。

此外，也有诸多民众遭精神病院迫害案例曝光。曾震惊全国的江西女子李宜雪案，她因告遭辅警猥亵，被当地政府强制关入精神病院；她又在网络上发布大量视频揭露江西省精神病院与警方勾结对正常人进行精神迫害黑幕，引发超过10亿流量关注，但最终她也没告成功。

更具象征性的案例是四川女大学生徐欣蕊。她仅因举报社区书记，便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至2025年已被关押八年。即便院方称其“病情稳定”，仍因“需送诊单位接人”且父母双亡，陷入永无出院之日的死循环。吴绍平形容她为“被丢进制度孤岛的人”。

为何此时揭露？“打击骗保”背后的“平帐”动机

对于官方此时高调揭露精神病院骗保，张宇提出一个尖锐观点——“平帐说”。她质疑，当前中国医保基金本就存在巨大亏空，选择从边缘、弱势且社会影响相对有限的精神病体系开刀，或许是为了替庞大账目漏洞寻找“替罪羊”。

“如果揭露三甲医院全面问题，社会冲击会太大。精神病群体本来就被污名化，也更容易承受。”她以“美术馆失火”比喻——账面上烧毁300件展品，实际可能一件未烧转移了，只是需要一个说法。她暗示部分曝光未必出于正义，而是政治与财政算计的结果。

《新京报》的揭露未必直指政治迫害，但无意中撕开了黑箱一角。她说，当鉴定权被垄断、监护权被转移、敛财与维稳交织，精神病院便不再是治疗场所，而成为制度性暴力的节点。

正如吴绍平所言：“很多人还是以善意看待这个社会，但精神病院证明，（中共）体制能把正常人变成无声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