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圣祖康熙并肩而坐，文殊菩萨的智慧化身

银河下的草原蒙古包。（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在蒙古高原辽阔无垠的绿野之上，1635年秋天的一个清冷日子，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衮布多尔吉（Gombodorj）的家族迎来了一名男婴。这位孩子诞生于贵族汗帐之中，传说那日阴云散去，阳光穿破草原天际，映照毡帐，牧民都认为此为吉祥之兆。婴儿被取名为札那巴札尔（Zanabazar），蒙古语意为“智慧的宝石”。谁也未曾料到，这名男孩日后将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的最高领袖——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并以宗教、政治与艺术三重身份，深刻影响外蒙古的历史走向。

在哲布尊丹巴转世系统的传统叙事中，其转世传承地点起源于多安置于印度与西藏之间。有学者认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是觉囊派高僧多罗那他（Tāranātha，1575～1634）的转世。多罗那他学识渊博，著有《印度佛教史》，于十七世纪初应蒙古贵族之邀，在蒙古地区弘法多年，深受王公贵族尊崇，并在蒙古被尊称为“哲布尊丹巴”，意为“尊胜的圣者”。多罗那他被认为是释迦牟尼佛法脉的延续者和佛法的继承者。

多罗那他圆寂于1634年，翌年札那巴札尔诞生。此后，喀尔喀蒙古上层逐渐形成共识，认为这位新生的孩子是多罗那他的转世。札那巴札尔幼年即被视为非凡之人。史料记载，他在年幼时便出家受戒，法名罗桑丹贝坚赞，并迅速成为喀尔喀蒙古的宗教领袖。喀尔喀诸王公贵族竞相供养，为其设帐、奉黄布，以示尊崇。关于他童年显现神通、祈雨解旱等事迹，主要流传于后世佛教文献与民间传说之中。

1649年，札那巴札尔前往西藏深造佛法，开启了他人生中的关键一步。他先后觐见第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并拜会第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此时，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和硕特蒙古固始汗的支持下，已成为西藏的主导宗派。据史料记载，札那巴札尔正是在此时正式由格鲁派体系承认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并接受完整的格鲁派戒律与教法。

返回喀尔喀蒙古后，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开始全面开始藏传佛教格鲁派教法的弘扬。他主持兴建额尔德尼召（Erdene Zuu）与多座寺院，使格鲁派在蒙古草原扎下了深厚根基，并逐渐取代了其他派别，成为主流佛教体系。与此同时，他并未局限于宗教事务，而是成为连结蒙古贵族、藏传佛教与周边政权的重要枢纽人物。

尤为称奇的是，札那巴札尔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艺术家。他精通雕塑、铸造与绘画，被后世誉为蒙古艺术史上的奠基者之一。他所创造的佛像风格——后人称之为“札那巴札尔风格”——线条柔和、比例优雅，兼具藏传佛教的庄严与蒙古审美的灵动，被奉为草原艺术的巅峰之作。这些作品至今仍收藏并展出于乌兰巴托的重要博物馆与寺院之中。在蒙古的宗教文献《尊者传》中，记载了札那巴札尔出生时，身体散发光芒。札那巴札尔在加持佛像时，佛像亦能显现出金光。札那巴札尔最著名的艺术成就之一是铸造了二十一尊度母像。传说他在禅定中亲自见到了度母的化身显现，并以此为原型进行了雕塑。

札那巴札尔的一生中，最重大的政治抉择是带领喀尔喀蒙古（外蒙）投奔清朝康熙皇帝，以对抗准噶尔汗国（葛尔丹）的进攻。1688年，准噶尔汗国首领噶尔丹率军入侵喀尔喀蒙古，草原战火四起，蒙古诸部溃散。面对内忧外患，札那巴札尔在决定投清时，曾对部下说：“俄罗斯服饰不同，又不信佛，不可投；大皇帝（康熙）崇奉黄教，且与我等同文化，可投。”哲布尊丹巴主张率喀尔喀三汗所属部众南迁，归附清朝，以换取军事庇护与宗教自主。这一选择最终避免了喀尔喀蒙古被准噶尔吞并的命运。

1691年，清圣祖康熙帝于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召集喀尔喀诸汗会盟，史称“多伦会盟”。在此次会盟中，清廷正式确认喀尔喀蒙古归属，并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大喇嘛”，赋予其统理外蒙古藏传佛教事务的宗教权威。自此，哲布尊丹巴转世系统被正式纳入清朝的政治—宗教秩序之中，与达赖、班禅、章嘉并列为清廷承认并倚重的四大活佛。

清政府推行“兴黄教以安蒙古”的基本方略，正是借由这些活佛系统来稳定边疆。哲布尊丹巴与章嘉呼图克图在制度上互为转世认证与宗教制衡，共同构成清廷对蒙古—藏传佛教世界的基本架构。根据清代《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等记载，康熙在多伦诺尔会盟时，对札那巴札尔极其礼遇。康熙曾亲自扶札那巴札尔下马，甚至在法会中与他并排而坐，这在阶级森严的清朝是极大的特例。因为康熙帝被称为“曼殊师利大皇帝”，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也是正式的政治与宗教称号。而在蒙文传记《尊者传》（?nd?r Gegeen-üNamtar）中，札那巴札尔常被赋予文殊菩萨的智慧属性。所以在《多伦诺尔会盟》的相关宗教记述中，提到两者见面时，不仅是君臣，更是文殊大皇帝与大活佛的圣神相会。这不是两个人的见面，而是文殊菩萨的“权力”与“智慧”重新合一。

此后，哲布尊丹巴曾长期停留北京，为皇室成员讲经说法，并获赐金册、金印等殊荣，成为清廷极少数享有高度礼遇的宗教领袖之一。其宗教地位，亦在此阶段达到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