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集团首脑陈志 是怎么被北京养大的？

冷战以来，威权政权时常被指控利用各种灰色产业——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经济活动，如跨国诈骗、地下金融、人口贩运、毒品交易、伪钞制造及走私等——来达成自身战略和经济目的。

在21世纪，这类现象在中国与柬埔寨之间的关系表现得尤为显著。 近年来柬埔寨成为众多跨国诈骗和网络犯罪集团的温床，而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与中国犯罪网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灰色产业成为对自由世界的混合战。

中国—柬埔寨灰色产业协作的现况

中国与柬埔寨之间在灰色产业上的默契合作由来已久，但在近二十年尤其突出。 2010年代中期，随着大量中国资金与人员涌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等经济特区，大批跨国诈骗园区（scam compounds）应运而生。

这些园区表面上可能是由中国投资的特别经济区或博弈度假村，但实际上却混杂合法商业与非法勾当，被称为“灰色经济特区”。 中国私人投资者有时自行创建此类特区以掩护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非法业务，利用东南亚国家提供的税收减免、土地优惠和执法松弛等条件，大肆牟利。

以西哈努克港为例，短短数年间便聚集数百家实体赌场与网络赌博公司，吸引大批中国犯罪集团进驻。 尽管柬政府在2019年底在中国要求下形式上禁止网络赌博，但许多犯罪集团转而将空荡的赌场大楼改造成电信诈骗中心。

疫情期间旅游业萧条，这些园区更全面转型为诈骗工厂，甚至通过人口贩运从周边国家诱骗劳工赴柬从事诈骗。 国际刑警组织在2023年罕见发出全球警告称，在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地出现“产业化规模”的强迫网络诈骗劳工现象，柬埔寨已成为跨国诈骗犯罪的集散地。

这一局面离不开中国和柬埔寨当局的默契配合，中国犯罪网络在东南亚运营的诈骗产业规模惊人，每年诈取全球数百亿美元，堪称可与全球毒品贸易匹敌的犯罪经济。 其中相当部分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公民，美国受害者在2024年因这类与中国相关的投资诈骗损失估计超过50亿美元，较2023年激增42%。

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的研究指出，这些中国诈骗集团往往采取亲中爱国姿态，主动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并在海外传播亲北京的宣传，以换取某种程度上中国官方的默许或庇护，至少可以说获得中国某些权力部门“默示的支持”。

例如：西哈努克港的大型企业集团太子集团（Prince Group）表面上从事地产、金融等合法生意，实则被多国指控为全球最大诈骗集团之一。 其掌舵人陈志是一位在柬经商的神秘华裔富豪，狙膛曾是广东某市书记的管家，长期逍遥法外，在东南亚与台湾结交政商阶层。 直到美国和中国联合施压下，柬埔寨当局才突然逮捕陈志并迅速将其引渡中国受审。

然而，中柬在灰色领域的合作与纵容已带来双方实质利益，柬埔寨揽获中国资金与经济利益以支撑政权与精英阶层; 中国则通过这些非法网络扩大对柬的影响力和治安触角，并将国内不稳定因素外移，同时容许诈骗集团转向针对西方目标牟利，为自身的政权输血。



中国诈骗集团首脑陈志被柬埔寨逮捕并迅速将其引渡中国受审。 （资料照片）

中柬灰色产业目标是自由世界

中国默许这些诈骗势力在海外继续壮大，只要不损及中国自身利益，从而变相将危害转嫁给西方社会。 在此意义上，中柬围绕灰色产业的合作与纵容具有某种对抗自由世界的效果，大量自由世界的民众因东南亚诈骗集团而受害，金融秩序和社会信任亦遭侵蚀，而幕后推手却逍遥于主权责任之外。

除了电信诈骗，中柬在黑市金融、毒品和走私领域也存在密切互动。 柬埔寨蓬勃发展的赌博业和地产业近年被国际认定为洗钱高风险行业。 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UNODC）的调查发现，柬埔寨、老挝、缅甸的数百家赌场已成为全球网络诈欺所得洗钱的枢纽，建构出一套平行于银行体系的影子银行网络。

这些赌场和地下钱庄能将大笔资金不受监管地在各司法管辖区之间转移，降低犯罪资金跨境流动的难度。 例如：新加坡警方在2023年查获庞大的跨国洗钱案，冻结价值超过20亿美元的资产，其中一个涉及柬埔寨的犯罪集团，透过黄金和珠宝走私将诈骗资金从东南亚转移回中国。

再看毒品领域，柬埔寨地处金三角毒品走廊延伸地带，亦逐渐卷入区域毒品生产与中转。 中国和东南亚毒枭在柬合作开设制毒工厂的案例时有发生，而执法腐败让柬埔寨成为毒品外运的便捷路径，透过虚拟货币作，犯罪网络跨越日韩与台湾。

野生动物制品、珍稀木材、假珠宝与贵金属的走私也在中柬之间形成黑色供应链。 中国市场对象牙、穿山甲鳞片、红木的巨大需求，推动柬埔寨境内相关走私猖獗。 许多中国走私商人通过贿赂柬埔寨官员大举采购和运输野生动物和濒危木材，此类灰色经济不但破坏生态，亦为两国腐败集团带来暴利。

在地缘政治层面，这种合作产生削弱西方秩序的间接效果。 不论是诈骗、毒品走私，还是虚拟货币的地下交易，造成其他国家的金融稳定、社会健康构成挑战，混合战早已在我们身边开打。

冷战时期的苏联模式

中国与柬埔寨今日的灰色产业合作并非孤例。 冷战高峰期，苏联及其卫星国、朝鲜、古巴等威权政权均曾涉足或被指涉足各类非法或灰色活动，以达到对抗西方、维持政权的目的。 这些活动涵盖伪钞、毒品、军火、人口贩运乃至恐怖主义资助等。

在苏联方面，莫斯科虽然表面上是维护世界革命的领导者，但也被指利用非法经济手段削弱西方阵营或为自身谋利。 早在二战后初期，苏联情报部门就考虑过制造伪造货币来扰乱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被视为冷战“次要武器”之一。

苏联克格勃曾伺机印制假美钞，透过间谍网络向西方偷运，以图破坏美元信用或套取资金。 更广为人知的是“积极措施”（active measures）计划，苏联透过造假文件、散布阴谋论等方式削弱西方的政治稳定，其中就包括策划经济恐慌或鼓励毒品泛滥等手段。

东欧共产阵营中，类似的案例更为明确，东德执政党建立一个名为商业协调会（KoKo）的秘密机构，由沙尔克（Alexander Schalck-Golodkowski）盘，专门从事灰色国际贸易来换取西方资金。 东德KoKo通过第三国秘密出售武器、走私黄金和奢侈品，甚至不惜违反社会主义阵营原则，与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和西方企业暗中交易。

同时，东欧一些国家也被卷入国际毒品走廊，保加利亚情报部门在1970-80年代涉嫌协助贩运中东产的鸦片类毒品至西欧。 由于东方集团内部经济困境，不少政权默许国营公司或情报机构参与黑市买卖，如波兰在1980年代亦爆出高官参与走私的丑闻。

朝鲜与古巴持续至今

朝鲜则是更典型的案例，作为极权体制并长期受制裁，朝鲜政权自冷战后尤其依赖非法活动来维持经济和发展军备，被称为“犯罪型国家”（criminal state）的代表。 美军战争学院更是将朝鲜的伪钞、毒品、生化药品、走私烟酒等统称为“不法行为综合体”，认为其目的在于绕过制裁取得外汇，同时对西方构成非常规安全威胁。

其中最著名的是伪造美钞计划，自1990年代起，美国指控平壤大量制造极高质量，俗称“超级美钞”的百美元假钞在全球流通。 对美国而言，这等同于直接攻击美元金融体系的行为，因此多次被列为制裁和平壤核谈判的议题。 美国财政部甚至将朝鲜伪钞视为“对受保护的美国国家资产的直接攻击”，足见其严重性。

除伪钞外，朝鲜还大规模生产走私毒品，包括可卡因和冰毒，输往东亚及西方市场。 早在1970年代，朝鲜外交人员就多次因在国外贩毒被抓; 2000年代初澳洲和日本查获的巨量毒品案件也指向朝鲜营背景。

在军火方面，平壤长年透过秘密渠道向中东、非洲的冲突方出售武器，包括弹道导弹技术，既牟取资金又破坏地区稳定。 朝鲜这种国家主导下的犯罪输出实际上已成为其对外战略的一环，因此被称之为异乎寻常的国家犯罪企业。 朝鲜将灰色产业发挥到极致，直接由统治菁英控，以极不对称的方式挑战国际秩序。

古巴在冷战后期也卷入国际毒品走私风波。 1980年代，美国情报机构揭露古巴高层可能涉入协助拉美毒枭将可卡因运往美国。 最轰动的是1989年卡斯特罗下令逮捕并处决一批军方高官，指控其私下从事毒品交易。 根据随后公布的审讯资料，自1986年起，首脑奥乔亚（Arnaldo Ochoa Sánchez）多次与哥伦比亚大毒枭合作，使古巴成为运输美国毒品的新管道。

卡斯特罗政权坚称这是将军贪腐自作主张，并未获高层授意; 但外界普遍怀疑古巴政府至少是默许甚至主导这一地下生意。 毕竟在苏联援助减少后，哈瓦那亟需美元，而毒品买卖提供隐秘财源。 美国方面当时指控古巴参与所谓“毒品恐怖主义”（narco-terrorism），意即利用毒品削弱美国社会的阴谋。

无论是柬埔寨的诈骗集团、苏联的伪钞与情报战、朝鲜的国家犯罪体系，还是古巴与东欧国家的灰色交易，都呈现出利用非法产业遂行国家战略的共同逻辑。 中国与柬埔寨当前在诈骗等灰色领域的合作，如同此模式的当代延续和变体。



中国与柬埔寨之间在灰色产业上的默契合作由来已久，但在近二十年尤其突出。 （美联社）

威权国家的灰色空间治理性

威权国家在灰色产业的运作体现治理性的地缘政治。 这类政权将非法活动纳入其统治经济体系，但采取模棱两可的合法性策略。 这些国家刻意模糊主权责任，将犯罪活动安排在境外或灰色地带进行，借此逃避本国法律和国际谴责。

它们表面宣称严打犯罪、履行国际义务，实际上却至利用这些非法收益来维系统治，或达成地缘战略目标。 例如：中国的跨国诈骗集团大多盘踞于境外如柬埔寨、缅甸的自治区，这些地方治安失控且鞭长莫及，中国政府便可以撇清责任，同时透过外交和情报渠道暗中影响当地局势。

当国际舆论谴责诈骗猖獗时，北京可以高调参与联合行动、签署协议示意配合，以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 但在实际执行上，中方重点关注的只是危害中国利益的部分，对针对外国人的犯罪网络则相对低调处理。

这种选择性执法充分体现治理的算计，国家将何种非法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何种则可以默认进行策略性划分，从而既维系统治秩序，又将灰色利益最大化。

威权国家对灰色产业的运用还体现一种反治理的治理，即对外声称严厉治理非法活动，对内实际运用非法活动来维持政权本身。 这种悖论可用意大利学者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的“免疫”隐喻来解读：国家为了自我保存，有时会像自体免疫疾病一样利用破坏性手段，牺牲部分法治原则或他国福祉来增强自身免疫力。

例如，中国容忍诈骗集团祸害境外人士，相当于将犯罪毒素引向外部环境，以换取柄内相对干净的网络空间和金融秩序，从而保护自身体制的稳定。 这些灰色产业往往盘踞在主权边界地带，如缅甸果敢、柬埔寨西港等处于国家边陲或管辖暧昧的区域，被有意塑造为法律监管的漏洞地带。

在这些空间，传统主权规则被悬置，所谓的“例外状态”，法律在此失效，人们沦为不受法律保护的“裸命”，听任强权摆布。 这些无主权秩序的灰色飞地表面上不属任何国家管辖，实则由跨国犯罪组织统治，而犯罪组织背后又暗藏着威权国家的影子。

面对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科技的不断进步，威权国家持续创新其组织犯罪手法，并把这些行动纳入战略工具，重要性可比拟情报单位或代理人。 他们甚至运用新媒体及社交媒体来隐藏身份、执行任务。 因此，台湾必须警觉权力运作中的灰色治理策略所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