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又侠案或加剧军中不满情绪和党内深层危机-墙外头条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及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突然落马，官方迅速对其定性，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专家分析，当局意在对军队形成心理震慑，以防范军内不稳或兵变风险，但此举也可能加剧军中紧张与不满情绪，反而给内部稳定增加新的压力。

分析：当局快速官宣意在震慑

中共国防部1月24日官宣张又侠和刘振立落马，随后，《解放军报》发社论，以5个“严重”对张、刘二人定性，其中包括“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助长影响中共对军队绝对领导”、“严重影响军委班子形象威信”等。相较此前针对何卫东、苗华等军方高层，军报此次社论新增了“践踏”等词句，语义更为激烈。

旅美政论评论员陈破空1月25日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当局选择在传闻出现后迅速官宣，而非采取以往‘低调处理、延后公布’的方式，主要目的在于对军队形成心理震慑，防范可能的军内不稳甚至兵变风险。”

他说，张又侠和刘振立在军中长期被视为具有实务与作战背景的高级将领，形象相对稳健，在现役高层将领中地位特殊。

不过，陈破空同时指出，这种快速、高调的处理方式，可能在短期内形成威慑效果，但也可能加剧军中紧张与不满情绪，反而给内部稳定增加新的压力。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室则对大纪元分析指出，此案在处理节奏和定性方式上，明显不同于魏凤和、李尚福、何卫东等人落马案例。

“以往案件往往经历较长的‘观察期’，先由中纪委介入调查，最终以贪腐或受贿问题定性；而此次张、刘二人几乎在传闻出现后即被官宣，且官方刻意回避具体贪腐问题，转而突出政治纪律与军权忠诚问题。”

两位专家均认为，此次指控的核心并非经济腐败，而是明确的政治定性。“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一官方指控本身，具有高度政治象征意义。

陈破空分析，官方以这一表述为主要罪名，间接反映出当前军委运行机制中存在异常，也暗示高层内部长期存在严重分歧。

他认为，如果严格追究军委集体责任，那么近年来多名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亲自提拔的高级将领接连出事，本身就构成对中共现行体制合法性的冲击。

沈明室则认为，这一政治定性暗示张又侠和刘振立可能在重大军事或安全决策上未完全服从最高领导层指令，甚至被质疑存在挑战现有权力结构的行为。

“虽然有关‘京西宾馆兵变’等传闻并未得到官方证实，但从军报社论的政治指控强度来看，唯有政变或兵变级别的事件，才能支撑如此严厉的指控。”他说。

此次官宣后的一个特殊现象也引发关注。

陈破空注意到，与以往高层官员落马后迅速出现的大规模“表态式支持”不同，此次官宣后，公开表态相对有限。

他认为，这种沉默反映出党内外普遍存在观望与不安情绪。“人人自危”已成为真实状态，不仅非最高层干部保持沉默，连被视为核心派系的人物也难以公开表态支持。

沈明室同样注意到这一现象。他说，按常规应由中共中央宣传系统迅速形成统一口径，但目前除《解放军报》针对军队系统发表社论外，尚未形成覆盖全党的统一宣传节奏。这种相对迟缓的舆论反应，可能反映出部分高层对当前权力结构的不确定性同样感到焦虑。

他认为，当前军队仍处于观望状态，军内尚未出现大规模、高调的表忠或站队行为，舆论场也未见统一、密集的“保卫核心”式宣传。

对于事件的长期影响，分析人士提出不同判断。

陈破空认为，通过非常规方式处理军中高层，短期内或可强化个人控制。但从长期看，可能削弱制度稳定性，加剧信息不透明和决策失真，增加误判风险。

他表示，中共当前的政治运作呈现高度安全化与集中化特征，党政军内部的信任基础正在持续流失。

沈明室则提出三种可能走向：一是各方力量对峙至下一次党代会，通过权力自然过渡化解矛盾；二是军中力量对现有权力结构形成实质挑战，导致路线调整；三是最高领导人彻底掌控军权，进入更为严厉的权力集中阶段。

他认为，目前事态发展更接近第三种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解除。相反，若此次行动仅是通过公开清洗暂时压制危机，未来仍可能出现新的权力冲突，对中共外交政策、两岸关系及经济决策产生深远影响。

对于围绕张又侠落马的各种传闻，陈破空表示，在高度封闭的政治体系中，信息碎片化和版本分化在所难免，真正值得关注的并非具体细节，而是事件所揭示的结构性问题。

沈明室也指出，部分最初信息来自海外自媒体，虽然真假混杂，但在信息高度受控的环境下，仍具有一定的“预警”意义。本身即反映出体制内部协调与信任机制的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