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闹怀仁堂” 一场未遂的政变与军心震荡

1966年国庆典礼时，叶剑英（右一）与毛泽东等人合影。（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966年文革爆发后，红卫兵、造反派四处打、砸、抢、烧，全国上下一片混乱。连中共党内军内大批元老都对自身权益难保而感到处境岌岌可危，叶剑英、聂荣臻等力主保持军队的稳定，在军队是否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问题上和中央文革小组互不相让，最终演化了一场激烈的当面交恶。

1967年大年初三的2月11日，和2月16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成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怀仁堂开碰头会，这两次会本来的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会上，因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强烈不满，陈毅、李富春、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与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等发生了激烈争吵。

正月初三 喧嚣大战

在2月11日的碰头会上，叶剑英和徐向前等与陈伯达、康生就军队稳定问题发生争执。

叶剑英首先责问康生、陈伯达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叶剑英再质问张春桥：“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徐向前也激愤地拍着桌子质问陈伯达：“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搞乱了，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陈伯达搬出马克思赞扬过巴黎公社来辩解，康生反唇相讥：“你徐向前有什么了不起，军队是你家的吗？”

革命斗争经验丰富的周恩来一直没有表态。最后不咸不淡地总结说，有问题下次再说，宣布散会。

然而一石激起千层浪。三天后的2月14日，毛泽东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江青未到会，陈伯达紧张到了极点，闹得要自杀。

高潮迭起 上演“二月逆流”

2月16日下午，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室，怀仁堂碰头会继续进行。一场包大的激战开始了！

会议室内，两方阵容分明。象征“右派”坐右边：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还有余秋里和谷牧。象征“左派”坐在左边：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江青因事缺席，王力列席。周恩来正襟危坐居中央，哪边也不站。

会议一开始，素有党内“大炮”之称的谭震林拿陈丕显的事借题发挥，质问张春桥为何要迫害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说：“你们的目地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照这样下去，你们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指紧跟毛泽东），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跟你们斗争到底！”

张春桥却打着官腔说：“群众不答应呀！”谭震林说：“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张春桥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了。”张春桥阴阳怪气把谭震林彻底激怒了：“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接下去，谭震林搂不住火了，大喊：“我一生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我不应该活到今天；第二、不应该跟毛泽东干革命；第三、不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说完便拂袖而去！

谭震林一怒惊四座，陈毅、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趁着众人没回过神来，赶紧对准造反派开炮！

陈毅批林彪一伙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叶剑英忙不迭地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于犯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历来的方针是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李先念不失时机地批评了《红旗》杂志一篇社论引起全国各地揪斗老干部的问题；“许多干部被揪出来斗！”一拍桌子站起来、身受其苦的余秋里气得浑身发抖地说：“这样残酷对待干部，照这样下去，下次再揪，我就不去，你们要怎样就怎样去吧！”……

正月会议虽然不欢而散，众元老们总算拚死发泄了一把。这就是文革初期被定为“二月逆流”的“四帅”、“三老”“大闹怀仁堂”。

散会之后 各搬救兵

散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便来到钓鱼台15号楼内，向江青汇报。

江青立即跑到毛泽东住处，急不可耐地汇报：“主席，他们大闹怀仁堂了。”江青十分激动，她把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内讧之事添枝加叶，说了一通，还哭了起来。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的汇报，他最初并没有把事情看得那么重，认为只是几个老帅思想不通，发发牢骚。他不以为然。

直到张春桥念道：“李先念说：‘斯大林死后，出了个赫鲁晓夫，斯大林在世，他比谁唱的调子部高’。”听到这，毛泽东脸色变了，善于察颜观色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也知趣地不念记录了。而是将《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材料放在毛主席的书桌上。

临走前，张春桥不失时机地又拱了一把火，向毛泽东说道：“陈毅同志对延安整风不满，反对延安整风运动……”

“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么？要想翻案，把王明请回来吗？”毛泽东铁青着脸，终于发火了。

哪知，“大炮”谭震林岂是个省油的灯，他还不想消停。2月17日，谭震林竟然给林彪去信，信中称江青等人“比武则天还凶”，自己“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林彪火速把这封信呈送毛泽东，并附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于意料之外。”毛泽东异常冷静，只批示两个大字“已阅”。

山雨欲来风满楼 谭震林再呛毛泽东

2月18日，毛把叶群叫到住所谈话：“陈毅、谭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几个，都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听我的话，不跟我走了。他们讨厌群众运动，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是不理解，而是从根本上反对。我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他们不跟我走，还有林彪和你，我就带你们两个到南方去。”叶群当即表示，林彪永远忠于毛。

毛在2月18日亲自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并大发雷霆，称“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大不了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还责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停职检查。

谭震林不服，会上称自己没有错，并再度告白：“我不该早入党四十年，不该跟你干革命，也不该活到65岁”。毛气的中途离开了会场。此后，谭被毛责令“请假检讨”。

3月14日，在林彪、陈伯达等人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10万学生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喊反击“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5位副总理和军委4个副主席，“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掀起了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高潮。

毛泽东在1967年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再次对“二月逆流”进行了批判。此后，毛在全国掀起了“反击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浪潮，凡参与了“大闹怀仁堂”的元帅和副总理均受到批斗和迫害。

副总理被打成“大叛徒”

谭震林（左）、毛泽东（中）、陈毅（右）（图片来源：网络）

1968年3月21日，在京西宾馆礼堂，一群来自江苏的汇报团成员在等待中央领导的接见，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等出席。在会上，江青向人们宣布了一条爆炸性的消息：“我们有确凿证据，谭震林是大叛徒！”第二天的“红卫兵”小报，几乎全部刊登了“谭震林是大叛徒”的消息。

6天后，江青、康生又在首都工人体育场的主席台上，再次声称“谭震林是一个叛徒”。一时间“打倒大叛徒谭震林”的标语铺天盖地而来，全国各地也相继掀起了揪斗“谭式人物”的狂潮。

毛泽东防军变安插卧底 谭震林因林彪出逃捡了条命

据中共文史资料显示，二月元老大闹怀仁堂后，毛泽东对老帅们不放心，特别担心他们在军队中的影响，决定在老帅们身边派卧底。在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共元帅身边，毛泽东一一安排眼线，监视他们的言行。

据《吴法宪回忆录》记述：毛泽东不知几位老帅在受到批判后，背地里有什么不满，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有没有转变，他们在西山干些什么，就想派人去暗地里察看一下。

毛泽东让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刘素媛告诉叶群，要叶群把王秉璋送到西山，和老帅们住到一起，看看老帅们在干什么，说什么，有没有串联等。毛泽东要王秉璋经常了解一点情况直接向他汇报。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称：“后来，王秉璋通过我转给毛泽东的报告至少有两个。我还记得，这两个报告都是用记录本的纸写成的。在报告里，王秉璋把他与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元帅，大概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一起散步、谈话什么的，都写得清清楚楚。”两个报告都说，老帅们在受到批判以后，接受了教训，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都有所转变，一致认为这个运动搞得好，对“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作用很大。

吴法宪书中评论：“王秉璋实际上是做了一件好事，他这两个报告实际上起到了保护几位老帅的作用。”1967年五一节，毛泽东批准除谭震林以外的其他老帅和副总理登上天安门城楼。他们总算暂时过了一关。

谭震林为何没被整死？算他命大，1971年林彪出逃后，毛对“二月逆流”成员态度有所改变，谭也给毛写信认错。1973年，谭震林在毛的特批下，被恢复了原来的生活待遇，还被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并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比起惨死的原国家主席刘少奇，比起同为惨死的功高盖世的彭德怀、贺龙两位元帅，他平地惊雷喊出“后悔入党”反而捡了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