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谈论气候变化时，总觉得它是一个漫长而又抽象的概念。可对于那些十年如一日坚持在生产一线、每天都与天气打交道的劳动者们来说，气候变化的影响往往更为具体。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他们为了生计总是在极端天气下默默忍耐，承受着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平等的代价。当我们看见时，他们又总是以受伤、死亡等悲剧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

2025刚刚过去，他们又走过了一个春夏秋冬，作为史上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三个年份之一，这一年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减轻他们承受的伤害？

一个始终关注劳动权益的志愿者团队正在努力记录这一切。在新年前一天，他们发布了《2025年劳动权益事件盘点》，这是他们尝试记录各行各业劳动者困境的第五年。本文摘自报告的第十三章“气候危机与生产安全事故：不平等的代价”，感谢志愿者团队成员授权发布。

近年来，全球变暖已经逐渐从气象学家的遥远预警，转变成人们切实可感的日常现实。夏季变得更漫长，更炎热，极端高温天气也在持续向高纬度地区蔓延。全球变暖带来的挑战远不止是极端高温，旱涝灾害的发生频率与强度也随之显著攀升。这些灾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烈度，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环境与日常生活。



?八个数据集显示1850年至2025年相对于1850年至1900年平均水平的年度全球平均气温异常情况。如图所示，2025年全球平均表面温度比1850至1900年、即工业化前的平均值高出1.44摄氏度

尽管气候危机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挑战，但其后果却依据社会资源与权力分布，以极度不平等的态势落到最缺乏抵御能力的群体身上。聚焦国内，气候不平等的受害者集中指向了两类群体：农村人口和在社会阶层上处于弱势的城市劳动者。在城市中，高温的严峻代价，主要由缺乏充分劳动保障的户外劳动者承担，如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等等。今年7月10日，河南信阳一名快递员和辽宁沈阳一名园林绿化工人，都在工作中因热射病倒下，最终不幸离世。6月26日，江苏扬州两名维修工人因高温中暑被困塔吊，由消防员救出送医。7月，江苏常州一储能项目被投诉，高温天强制工人上工，每天都有十几名工人中暑。在缺乏降温措施的封闭空间内，劳动者也同样面临极高的风险。7月6日，青岛大学一名宿管员因中暑去世。7月15日，陕西西安一名小区保安因高温在保安亭猝死。

这些由高温引发的伤亡案例集中暴露出劳动保护制度在应对气候不平等时存在的系统性问题。首先是规章制度设计的不合理。7月，“气象部门不敢报40摄氏度”成为热搜话题。《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定，气温达到40度时应当停止室外露天作业。公众质疑为了避免停工，气象部门会刻意压低温度。气象专家在回应中否认了此事，但同时呼吁，无论是防暑降温措施还是停工停学的规定，都应该更灵活、更人性化，比如是否停工应该取决于实际工作场所的温度。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此外，很多机构的规定都更偏向其服务的对象或消费群体，而忽略了劳动者。7月1日，有乘客坐高铁到达山西大同时弄丢了儿童手表，打12345热线求助。两名环卫工人在领导要求下于酷暑天气花费4小时徒手在8吨垃圾中找表。当地媒体报道此事，仅强调城市的暖心服务，从而引发网友普遍质疑，认为环卫工的权益受到忽视。8月3日，上海迪士尼花车巡游过程中一名身着跳跳虎服装的演职人员疑似中暑晕倒，现场救助时为了遵守演员不得当众摘头套的规定，并没有摘掉中暑者的头套。



?大同两名环卫工人花费4小时寻找儿童手表，引发网友讨论

尽管前述管理办法已对高温下的工时限制、降温设施以及高温补贴做出了明确规定，用工单位却往往未能严格执行，政府监管同样十分不力。7月高温下，浙江横店影视城仍然有剧组违反规定，没有在正午停止露天拍摄，有相关视频显示，多位女明星身穿厚重戏服在酷暑下拍戏。有工作人员表示，由于高温天气，群演很难找，并且待遇没有明显提升，剧组也没有发放高温补贴。在沈阳，即便在有绿化工人因热射病去世之后，其他工人仍然从下午一点开始工作。Ta们表示，从没听说过要避开高温作业时间。青岛大学宿管员的事故则与缺乏降温设施有关。学校的行政楼早已安装了空调，学生宿舍今年暑假才开始安装，而宿管员值班室等基层工作场所被明确排除在安装计划之外，从中可以看出青岛大学的降温资源分配极不平等。



?山东青岛大学一宿管大爷被发现在值班室昏迷，送医后抢救无效去世

除了传统用工场景下的管理问题，新兴的零工经济架构则通过模糊劳动关系，使得平台更容易逃避责任，从而将矛盾转移到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7月引发关注的网约车司机有偿开空调事件印证了这一点：当乘客在网上反映司机加收空调费时，争议的另一边是，由于平台压低单价并提高高温补贴门槛，司机无力承担开空调的成本。本应属于职业安全保障的降温投入，在没有平台担责的情况下，演变成了司机与乘客之间的个体冲突。



?网友反映自己遇到网约车开空调要单独加钱的情况

在劳动保障的末端，高温劳动引发的工伤工亡事故往往由于维权举证成本高而难以追责。很多高温下的劳动者处在不正规的雇佣关系中，劳动关系的模糊性给了相关责任方互相推诿的空间。沈阳去世的绿化工人是退休返聘的高龄劳动者，没有签署正式劳动合同。因高温去世的青岛大学宿管员和西安的小区保安都属于外包劳工，这种间接用工模式使责任认定更为困难。即便最终能够通过法律程序获得工伤认定，劳动者及其家属也常需投入巨大的时间与精力成本。以2022年8月四川南充搬运工因热射病去世一案为例，家属在经历长达两年半的多轮仲裁与诉讼后，直到今年2月才获得相应的工亡补助金。



?辽宁沈阳园林绿化工人张拥伦的工作服和鞋子。他今年夏天在户外工作时倒下后，再也没有醒来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在采取降温措施来保障劳动者的安全的过程中，是否会陷入片面且急功近利的治理逻辑，最终以牺牲另一部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代价。针对青岛大学宿管员的事件，公众讨论往往止步于增设室内空调，却忽略了空调排出的热量也在无形中加剧着户外劳动者的作业风险。在短期内用空调解决迫切的问题之外，我们能否探索出更高效、更低碳的降温技术？我们能否在建筑规划之初就考虑好避暑的需求，从而降低对空调的依赖？我们的制度设计又能否打破室内外的隔阂，给户外劳动者提供同等的安全保障？

此外，降温措施背后的劳动权益也必须纳入考量。空调需求的激增，直接导致了安装维修岗位的超负荷，今年郑州、南京、上海等地仍有空调工人坠落、坠亡事故发生。而对于户外环境，冰块是必不可少的降温物资，但这背后的制冰工人，同样面临着严峻的工作处境：郑州一家产品用于工地和矿井的制冰厂因人手不足，安排工人们每日工作时长近 17 小时。如果在应对高温问题的过程中，降温产业一线劳动者的权益被忽视，那么所谓的保障，实质上只是将高温风险从一个群体转移到了另一个群体。

除了高温以外，大风、暴雨和异常干燥的天气都在今年引发了各种灾难，由此导致次生劳动事故。4月12日，安徽芜湖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一名外卖员途经一小区时被掉落的墙体外立面砸伤。7月20日，湖南长沙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一道路施工现场有四名井下施工人员被困，已致一人死亡一人失联。7月23日，四川宜宾一名外卖员骑电动车经过当地一条河流时，因连日大雨导致河水漫过桥面，不慎落水身亡。7月27日，山西大同14名蔬菜采摘女工在乘坐中巴车去大棚的路上因暴雨遇险失联。11月26日，香港大埔区宏福苑发生重大火灾事故，极端干燥的大风天气也是这场灾难的诱因之一。



?暴雨天，即使大雨漫过膝盖，但仍被要求出勤的外卖员

在愈发频繁且复杂的气候灾难下，如何真正保护劳动者的安全，是我们迫切要解决的难题。然而面对台风这种司空见惯的旧挑战，各个企业能否按照规定落实停工都打上了问号。9月23日上午，为应对超强台风“桦加沙”，深圳终于发布了当日14时起停工的通知，但仍然有网友表示，比亚迪公司没有停工，在员工向民生诉求平台投诉后，才陆续有了提前下班的口头通知。引起更大争议的是华为公司号召员工9月23日正常下班，自主解决返程问题。封闭的高速路口甚至设置了华为员工专用通道，这无疑是对员工生命安全的漠视，也反映了监管部门的失职。



?台风天气，华为号召员工正常下班的公告

尽管官方制度尚不完善，并且在执行层面常常落空，但今年依然出现不少针对劳动者极端天气权益的民间讨论与行动。食通社在《暴雨中的商战，外卖员的苦夏》中记录了几位外卖员在恶劣天气之下遭遇到的困境，并直言城市居民通过点外卖，将恶劣天气的风险转嫁到了外卖员身上，随即在评论区引发了一场必于“暴雨天要不要点外卖”的激烈讨论。在总结这一讨论的后续文章中，作者进一步追问代价是否真的转移了——由于平台压缩成本而导致的食品安全隐患，以及外卖员赶时间引发的交通风险，这些后果最终仍会以不同方式作用在每一个人身上。



?暴雨中送外卖的骑手。

另外，针对外卖员的高温劳动保护问题，一群行动者在7-8月开展了多个城市的小范围调研，并且发布了一份针对平台、政府和消费者的三方倡议《高温沸腾时代，如何保护烈日下的外卖骑手》。Ta们还发起了人人都能参与的“贴纸送水”行动，通过赠送贴有“骑手高温指南”的矿泉水，为骑手提供了防暑支持，也宣传了劳动权益，同时鼓励大家在平台留言以督促其落实劳动保护措施。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行动起来，气候危机导致的劳动问题才有可能真正迎来改善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