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大西洋月刊，作者罗伯特·卡根是《大西洋月刊》的撰稿人，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反叛：反自由主义如何再次撕裂美国》一书的作者。他指出，川普想回到19世纪的国际秩序。他会让美国变得不那么繁荣，也会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加不安全。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美式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已经终结。这并非因为美国在物质上无法维持这一秩序，而是因为美国已经决定，不再愿意继续扮演那个史无前例、为全球提供安全保障的角色。

维系过去80年世界秩序的美国力量，如今将被用于摧毁这个秩序。

美国人正步入自二战以来最危险的世界，一个将让冷战看起来像小孩子过家家、让冷战后时代宛如天堂的世界。事实上，这个新世界将更像1945年前的世界，充满多个大国以及不断升级的竞争与冲突。

美国将不再拥有可靠的朋友或盟友，必须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来生存与繁荣。这将需要增加军费支出，而不是削减，因为美国人长期享有的海外资源、市场和战略基地的自由准入，将不再是同盟带来的附属利益，而是必须与其他大国竞争并加以捍卫的对象。

美国人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心理上，都尚未为这样的未来做好准备。

在过去八十年中，他们生活在一个由美国主导、建立在美方优势之上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他们已经习惯了世界按照某种方式运作：大体上顺从且军事上被动的欧洲和亚洲盟友，在经济和安全事务上与美国合作；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挑战者，受到美国及其盟友财富与力量的联合制约；全球贸易基本自由，不受地缘政治对抗的干扰；海洋安全可通行；核武器的生产和使用受协定限制。

美国人太过习惯这种基本和平、繁荣、开放的世界，以至于他们倾向于认为这是国际事务的常态，并将无限延续。他们无法想象这种秩序会崩解，更无法想象崩解将给他们带来什么后果。

但这也难以苛责。按照弗朗西斯·福山的说法，历史在1989年随着自由主义的胜利“终结”了——连人类原始的暴力本能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既然自由主义注定胜利，又何需强大的美国来保卫它？冷战结束以来，许多有影响力的批评者一直告诉我们，美国的主导地位至多是多余且代价高昂的，最糟时则是破坏性和危险的。

一些欢迎后美国时代、主张回归多极格局的评论者认为，美国秩序带来的大部分好处仍可保留。美国只需学会克制自己，放弃塑造世界的乌托邦努力，接受“其他国家想要建立由自己制定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现实”，正如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阿利森所说。

阿利森和其他人甚至主张，美国人对主导地位的坚持，才是导致与俄罗斯和中国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美国人应当接受多极格局，更加和平、负担更轻。

近期，川普的外交政策支持者甚至开始提出效仿19世纪初“欧洲协调”模式，认为在多极格局中，通过大国之间巧妙的外交手腕，维持和平比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更有效。

但从历史角度看，这种想法是幻想。

即便是最良性运作的多极秩序，其暴力程度和战争频率也远高于美国人过去80年所经历的世界。以所谓的“欧洲长和平”时期（1815年至1914年）为例，那时大国（包括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为争夺战略优势、资源和势力范围，与彼此及小柄之间爆发了几十场战争。这些不是零星冲突，而是全面战争，通常造成数万甚至数十万人的死亡。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造成约50万人死亡；普法战争（1870–1871）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导致约18万军人和最多25万平民死亡。

从1815年至1914年，几乎每十年都有一场涉及两个或多个大国的战争。

如果今天世界回归19世纪的多极格局，那就意味着中国、俄罗斯、美国、德国、日本及其他大国，几乎每十年要打一场大规模战争，重新划分国界，迫使人口迁徙，扰乱国际贸易，甚至带来全球性毁灭性冲突。

这正是1945年前几百年世界的真实样貌。相信那种世界永远不会重现，才是真正的乌托邦。

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冲突循环，那些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美国人，建立了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他们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因为他们对多极格局的可怕后果毫无幻想。他们一生都在多极格局的阴影中度过，深知其带来的灾难。

1945年后，他们没有恢复多极体系，而是将美国转变为全球力量，不仅负责自身安全，也承担维护世界安全的责任。为此必须遏制地区霸权的崛起，尤其是在欧洲和东亚。

他们这样做，并非想把世界变成美国的模样，而是因为他们明白，现代世界是互相联系的，最终美国仍会被卷入欧亚的大国冲突中。

在此之前，没有哪个国家曾像美国那样扮演过这样的角色。这部分是因为，没有哪个大国拥有美国那样独特的条件，凭借其实力和远离其他大国的地理位置，美国几乎不可能遭受外国入侵，因此可以在远离本土数千公里的地区，动用军事力量而无后顾之忧。

正是这种地理优势与全球投送能力的结合，使得美国能在二战后为欧洲和东亚带来和平与安全。那些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得以专注于发展经济，进而促进全球繁荣与国际合作。

也许比美国具备这种能力和意愿更非凡的是，其他大多数大国也愿意接受并正当化美国的主导地位，甚至不惜削弱自己的实力。

1945年后数十年间，几乎所有参加过世界大战的国家都放弃了领土野心、势力范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权力。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不仅摒弃了延续数世纪的大国心态与行为，还将国家安全和人民福祉交托给一个遥远的美国超级大国。

这是极不寻常的行为，违背了所有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惯例。

通常情况下，当一个国家崛起为主导力量，其他国家的反应是联合制衡。例如人们曾联合抗衡路易十四、拿破仑、德国帝国、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但美国崛起后，世界大多数大国并未将其视为威胁，反而视之为可以合作的伙伴。

美国的盟友作出了两项惊人的赌注：一是相信美国会在需要时保卫他们；二是相信美国不会利用其不对等的强大力量损人利己。恰恰相反，美国将推动并从盟友的经济繁荣中获益。

这就是1945年后的美式秩序所达成的大交易，也是接下来几十年非同寻常的和平与稳定得以实现的原因，即便在冷战时期亦是如此。美式秩序在其内部实现了大国之间的协调，而把俄罗斯和中国排除在外，使它们相对孤立、感到不安。两国虽然对现有全球安排感到不满，但改变这一格局的能力十分有限。

而这一切正在终结。川普公开为这项大交易的终结而喝彩。他的政府已告知欧洲人，要在2027年前准备好自行防务，并建议包括日本、台湾（中华民国）、韩国在内的盟友与战略伙伴应向美国支付“保护费”。

川普对几乎所有盟友发起了激烈的关税战；他对欧洲政府展开意识形态和政治攻击，并公开威胁对两个北约盟友——加拿大和丹麦，发动领土侵略。

与此同时，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俄罗斯和中国视为合作伙伴，而非对手或竞争者，共同瓜分世界。这一战略重点强调在西半球恢复“美国的主导地位”，实际上接受了一个多极世界，其中俄罗斯、中国与美国各自支配自己的势力范围。

川普及支持者似乎相信，世界其他国家会简单地接受这一新的美国战略，盟友尤其会继续跟随一个在战略上抛弃他们、在经济上榨取他们、却又试图与直接威胁他们的国家建立“协调体制”的美国。

但美国战略的这一激进转变，势必促使曾经的朋友和盟友也作出同样激进的应对。

例如，面对东西两侧的敌对与咄咄逼人的大国，欧洲该如何自处？不仅是俄罗斯，如今美国也威胁着欧洲国家的安全与领土完整，并试图破坏其自由主义政府。

若继续被动接受，欧洲将沦为分裂的封建领地，部分受俄罗斯影响、部分受美国影响、也许还有部分受中国影响，各国主权遭到削弱，经济被三大帝国之一或全部掠夺。

曾经强盛的欧洲国家会甘愿接受这样的命运吗？

如果历史可以借鉴，那他们的选择将是重新武装。而这项任务将极为艰巨。既要对抗俄罗斯可能进一步的领土扩张，又要遏制来自美国的威胁，仅靠微幅增加军费远远不够，而是需要在战略和经济上彻底重建自立自强之路——重构欧洲的工业、经济和社会体系。

但如果德国、英国、法国和波兰都以最大能力重整军备，包括核武器，并决定坚决捍卫自身的经济独立，那么他们将联合具备足够实力，不仅能够威慑俄罗斯，还能让美国总统在试图霸凌他们前慎重三思。

如果另一个选项是沦为附庸，欧洲人很可能会迎难而上。

美国的亚洲伙伴也将面临类似选择。日本领导人早已开始质疑美国是否可靠，而川普的姿态则迫使这一问题浮上台面。他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征收关税，并多次表示他们应为美国的保护付费，“就像保险公司一样”。

川普的国家安全战略将重心放在西半球，牺牲了对亚洲的关注，其政府也热切寻求与北京达成贸易协议并进行战略协调。日本可能不得不在两种选择中作出决定：要么接受对中国的从属地位，要么增强军力，以实现自主威慑。

日本新上任的右翼民族主义首相高市早苗当选，表明日本打算走哪条路。川普及顾问可能以为他们在高市身上看到了“让日本再次伟大”的盟友，但日本民族主义的抬头，其实正是对一个合理恐惧的回应：日本已经不能再依赖美国来防卫自己。

韩国和澳大利亚也正在重新审视自身的国防与经济政策，因为他们意识到，挑战正同时来自东西两方。

因此，一个变得不再可靠、甚至带有敌意的美国，后果很可能是曾经的盟友纷纷大规模扩军备战。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会继续分担集体安全责任，因为这些重新武装的国家将不再是美国的盟友。他们将成为独立的大国，在多极世界中追求自己的战略利益。他们对美国没有任何义务；相反，他们可能会像对待俄罗斯和中国一样，对美国怀有敌意和恐惧。

事实上，在遭到美国战略上的抛弃、遭受经济压榨、甚至可能面临领土威胁之后，他们很可能成为反美情绪高涨的地区。至少，他们将不再是美国人所熟悉的那些国家。

以德国为例。当下这个民主、和平的德国，是在美式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成长起来的。这一秩序促成了1950年代西德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奇迹，进而使德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欧洲繁荣与民主稳定的基石。追求正常、独立的大国外交政策的诱惑，一直被经济利益和德国人所享受的相对良好环境所抑制——那是一个与他们过去经历截然不同的环境。

德国愿意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保持“异常国家”的身份——放弃地缘政治野心、自私利益和民族主义自豪感，早在当前自由主义秩序开始瓦解之前就已成为疑问。而如今，由于美国的战略转向，德国别无选择，只能迅速“恢复正常”。

而正如美国战略迫使德国重新武装，美国也确保了这一过程将在一个愈加民族主义、愈加分裂的欧洲进行。美式秩序的缔造者，在战后努力削弱欧洲民族主义，其中一个手段便是支持泛欧洲机构。

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认为，欧洲统一是解决“德国问题”的“唯一可行方案”。然而今天，这些机构正面临压力，而川普政府则希望它们彻底消失。与此同时，川普政府也在试图煽动欧洲民族主义，尤其是在德国，而且极有可能得逞。

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如今已是德国议会第二大党，1930年时纳粹党也是第二大党。

即使德国没有被极右翼掌控，一个在缺乏美国安全保障下重新武装的德国，也势必会以更民族主义的视角来看待自身利益。

德国周边国家亦是如此。波兰夹在强大的德国和俄罗斯之间，几个世纪以来多次遭到瓜分、占领，有时甚至被从地图上抹去。如果没有遥远的超级大国保护，波兰人很可能决定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包括核武器。

同时，法国距民族主义胜选只差一次选举，一旦发生，欧洲将为之一震。法国领导人已告诫全国要为与俄罗斯的战争做准备。但想象一下，一个重新武装的民族主义法国面对一个同样民族主义的德国，两国也许会在对抗美国与俄罗斯压力中找到共同点，但它们之间也有复杂的历史——在美国建立起稳定和平之前的70年内，两国曾爆发三场大战。

日本的重新武装也将带来类似影响，将加剧邻国的不安，特别是韩国。韩国同样是对华盛顿防务承诺感到动摇的盟友。面对敌对且拥有核武器的朝鲜，以及一个重新武装、可能拥有核武器的日本（日本历史上曾三次侵略并占领朝鲜），韩国又能坚持多久不走上同样道路？

潜在冲突的爆发点正不断增加。过去八十年中，美国秩序不仅为盟友与伙伴提供安全承诺，也确保了对关键资源、军事基地、航道和空域的共同准入——理论界称之为“公共物品”。在美国不再扮演这一角色的情况下，这些资源将再次成为多方竞争的目标。

这种竞争不会仅限于欧洲和东亚。迄今为止，德国和日本乐于依赖美国维持对波斯湾石油的海上通道。但现在，他们和其他重新武装的大国，包括印度、英国和法国，都将需要另寻出路。

中国已经为他们展示出一条可行的道路。二十年前中国几乎没有海军，也没有波斯湾基地，如今却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在吉布提设有基地，并与阿联酋和阿曼达成合作协议，为中国建设相关设施。

在多极世界中，势力范围重新变得重要。几个世纪以来，维持并保护势力范围是大国地位的体现。但势力范围往往相互重迭，因此也是战争最常见的根源之一。俄罗斯、奥地利与奥斯曼帝国之间在巴尔干地区的三方长期争夺就曾引发多场冲突，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重新获取或建立势力范围，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三个“失意”国家——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主要动因之一。

二战结束后，全球普遍放弃了势力范围的概念。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之所以“自由”，部分原因就在于将“民族自决”原则写入《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宪章》。虽然这一原则有时遭到违反（包括美国自身），但在以往的多极秩序中，大国甚至无需考虑小柄的权利，更不会在乎。而美式秩序的自由主义，迫使强国不得不将主权与独立让渡给处于其势力范围中的小柄。

英国逐步解构了自己的帝国，法国也是如此。德国被迫放弃了“中欧帝国”的梦想，日本则接受了其在亚洲大陆势力范围的终结，这个势力范围从1895年至1945年，日本为之发动了多场战争。

在美国主导的秩序下，这些国家从未尝试恢复其旧有势力范围。二战后的中国则完全失去了势力范围，甚至无力掌控近在咫尺、居民原本为中国公民的台湾。唯一剩下的势力范围，是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夺得的东欧和中欧地区。但那一势力范围从一开始就饱受压力，苏联为维系它投入的成本最终超出承受能力，导致国家解体。

美国及其支持的自由主义秩序的存在，为中小柄家提供了此前数百年多极格局中无法获得的机会。莫斯科的卫星国之所以迫切想逃离控制，是因为有了逃离的方向。美式秩序承诺更高的生活水平、国家主权以及法律与制度上的平等。这为生活在苏联阴影下的国家，提供了除了妥协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而一旦有机会摆脱莫斯科的掌控，这些国家便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行动。

近年来，不少自称“现实主义者”的人，呼吁美国接受势力范围的回归，作为单极格局的替代。但他们大多只承认俄罗斯和中国的势力范围。这已经够成问题了。

我们是否清楚中国对其“应有”势力范围的界定有多广？是否包括越南？整个东南亚？韩国？还有所谓的“第一岛链”，也就是日本？

俄罗斯自彼得大帝以来，其传统势力范围始终涵盖波罗的海国家和至少部分波兰。普京正公开效仿彼得大帝，并坦言希望恢复冷战时期的苏联帝国。

承认俄罗斯与中国的势力范围，就意味着接受在目前仍享有主权独立的一大片国家上的支配。而在这个新世界里，不只有俄罗斯和中国会想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如果德国和日本也要重新成为大国，他们势必也会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与中俄的利益重迭，正如历史上多极格局下频繁爆发的冲突那样。

由此我们来到广为宣传的主张：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达成类似19世纪“欧洲协调”的新协议。但若要达成真正有效的安排，就必须划定各自势力范围的边界。这种协议可能实现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新的多极世界不会具有19世纪多极秩序的性质。梅特涅时期的奥地利是维持现状的大国，只希望保护保守秩序免受自由派挑战。俾斯麦则认为新统一的德国已经“满足”。他们都寻求维持已有平衡，而非继续扩张。

而中国和俄罗斯绝非满足、维稳的大国。他们是失意的大国。自冷战结束以来，两国始终对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感到不满，努力恢复他们所认为的自然与传统的地区霸权。

即使在今天，中国对东南亚的控制也只是局部性的，不控制台湾，更谈不上从日本与韩国获得希望的“顺从”。俄罗斯也仅仅是在重建其在东欧与中欧势力范围的初始阶段。乌克兰不过是普京设想中的秩序的起点，而非终点。

那美国能与这两国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来满足两国的野心？绝不会是像“欧洲协调”那样仅仅对现状加以确认的协议。而是必须容纳俄罗斯和中国所认为“必要”的欧洲和亚洲地缘政治大变革——为此，俄罗斯至少已经准备好动用战争手段。

这种转变，对那些被迫放弃独立、接受北京、莫斯科甚至未来的华盛顿、柏林或东京支配的中小柄家而言，将不会是愉快的过程。20世纪前4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和失意的大国达成稳定和平极为困难。每让出一块领土或一个国家，只会让其得寸进尺、继续索取。

事实上，北京和莫斯科既没有意愿，也没有必要与美国达成任何限制性协议。恰恰相反，两国有充分理由相信，现在正是继续推进的时机。

习近平曾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国带来“战略机遇期”。而对普京来说，川普摧毁跨大西洋联盟正是这样的“大变局”。他为何不趁机行动？他不知道川普时代会持续多久，如果欧洲重新武装，克里姆林宫的窗口期可能很快关闭。

此前普京行动一直缓慢——从入侵格鲁吉亚到吞并克里米亚之间隔了六年，再到全面入侵乌克兰又过了八年，而那次入侵受到美方及盟友的严重遏制。现在，美国已打破这一团结，普京很可能认为此刻正是加快征服步伐的时机。

这意味着，多极时代的最初几年不会是灵活、互相妥协的外交博弈，而是激烈竞争与冲突的时期。世界将更像20世纪初那种残酷的多极格局，而不是19世纪相对有序（即便依旧残酷）的世界。

这就是美国正自愿走入的新时代，一个失去了最大优势的世界。中国有影响力的战略思想家阎学通曾指出，美中之间最重要的差距，并不在于军事或经济力量——中国都可以逐步拥有， 而是美国所建立的全球同盟与伙伴体系。

当俄罗斯或中国发动战争时，是孤军作战。而美国即使参与像伊拉克这样的不受欢迎的战争，也能获得几十个盟友支持。美国的军事力量之所以能全球部署，正是依靠世界各地为美国提供基地的国家——这些国家信任美国是伙伴，愿意忍受驻军所带来的不便。

但若美国不再保障他们的安全，反而对他们发动经济战争，并提出他们无法接受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要求，他们很可能重新考量与美关系。

川普政府似乎希望，欧洲与亚洲国家在华盛顿有需要时随叫随到——比如在施压中国时，但美方却什么也不提供。你能一边抛弃盟友，一边又要他们配合吗？

如果美国真的退回本土、回归19世纪的孤立主义，那倒也说得过去。但川普政府外交政策中最奇特的一点是：尽管口口声声“美国优先”，川普却表现出几乎无边无际的全球野心。

他一边挥霍美国的力量，一边乐此不疲地运用它。他重返白宫的第一年就对伊朗和叙利亚发动打击；威胁夺取加拿大和格陵兰；推翻委内瑞拉政府并承诺“接管”该国；无效地干预东南亚、中非和中东的战争；甚至提出在加沙地带修建需由美军防守的工程项目。

这就是所谓的“克制”吗？

川普的理论支持者一方面赞扬他抛弃了“无知精英”的“荒唐乌托邦目标”，另一方面又称赞他要“重塑整个世界”。问题是：重塑成什么样？为了让川普自己发财、获得荣耀？

川普的妄想症，正在将美国从国际领导者变成国际弃儿，而美国人民将在多年内承受其后果。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韦格在1916年曾担心，德国的行为正在使其变成“国家中的疯狗”，并将招致“整个文明世界的谴责”。

他是对的。德国领导人对他们坚定不移的“现实主义”感到自豪，认为赤裸裸追求自身利益是国家应有之道。但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指出，德国对“赤裸裸强权政治”的不断诉求，最终促使世界大国联合起来打败了它。

川普政府公然追求自利，以实力为乐，对他国利益毫不在意。川普首任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在与经济学家加里·科恩合写的一篇文章中表示，世界不是一个“全球共同体”，而是“国家、非政府行为体和企业为获取利益而竞争的竞技场”；而在这个强权政治的世界中，美国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

但这样的力量能维持多久？麦克马斯特的论述，以及川普对自私的颂扬，建立在对美国真正力量源泉的深刻无知之上。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将他国视为民主国家共同体或战略伙伴的一部分。

别人看得清楚，即使许多美国人看不清。阎学通指出，维系美式秩序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美国在道德与国际规范方面的声誉。西奥多·罗斯福常被视为典型的美国现实主义者，也擅长运用力量，但他认为，大国最终必须受一种“国际社会意识”指引——不仅要考虑本国利益，也要顾及“他国的利益”。他指出，一个成功的大国不能“无视真正道德的基本原则”。

几十年来，正是因为美国奉行这些原则，世界上许多国家才支持它、接受它的力量，尽管美国也有缺陷和失误。因为并非纯粹出于狭隘的自利——更不是出于一人之私利。

这一时代已经终结。川普只用了短短一年时间，就摧毁了那个曾经的美式秩序，并削弱了美国在未来世界中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

如果美国人曾认为捍卫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代价太高，那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即将付出的代价要更沉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