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岁的王长生和70岁的肖凤玉，是广西桂北小镇上的一对老年夫妻。60多岁的时候，磨了20多年豆腐的两人终于干不动了，王长生耳聋，长年封闭自己，肖凤玉有心脑血管疾病，又突遭至亲之人离世的悲剧，他们33岁的独女王坪担心，“既没有能力用物质来弥补他们，也没办法长期陪在他们身边。他们余下的人生要怎么度过？”

王坪绞尽脑汁，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她开始鼓励父母写作、绘画，试着将自己的人生写出来，画下来。母亲后来写道，“从没有人知道我的一生是怎么样的，如果写出来画出来给别人看，至少向世界白纸黑字地证明，我是怎么样地活过。”

两位老人逐渐写到了更大的平台，得到不少年轻人的关注，也逐渐找到自己后半程的人生目标。而王坪最终选择从大城市回到小镇，看到了更多和父母相似的老人，整日困守在空荡荡的房屋，余生目标似乎只剩下等待死亡。过去两年，她试图像打捞父母那样，为其他老人也寻找一个出口。

以下为王坪的讲述，部分内容结合王坪在社交平台的记录整理：



我六十二岁才重新拿起笔，就像我春天种下的瓜，它从不问现在是不是太晚了。——肖凤玉

妈妈写作的地方一般就在她卧室里面，有一张小木床，一些柜子，一个小书架，一个老式的缝纫机。年轻的时候她会做衣服拿出去卖，现在不用了，缝纫机收起来，就变成了她写写画画的一个台子。

爸爸的房间在二楼，采光特别好，一张小书桌，一台电脑，他可以在网上探索喜欢的电影和书。他每天几乎就在这里面，凌晨天不亮跑个六七公里，回来打套太极拳，然后就是看书、看电影、写作。

最早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开始让爸爸妈妈写下自己的故事。他们四十岁上下才有了我这一个女儿，而且因为长年劳作，他们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还大许多，小时候上街，别人会把他们看成是我的爷爷奶奶。

我记得从小妈妈经常说，她48岁那年，算命先生说她过不了52岁，到了52岁，又说过不了64岁。她还会跟我交代后事，等她和我爸爸去世了，她担心我一个女孩也大办不了葬礼，就把他们的骨灰撒在海里，正好他们这辈子从来没有出过远门，都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可以顺着海水去游一遍。

所以我总觉得，我好像随时会面临生离死别。他们也在担忧，万一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怎么办？在我们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下，一直暗涌着死亡焦虑。

小时候我们真正交流的时间很少，他们以前磨豆腐为生，几乎没有什么说话的时间，我爸每天从晚上工作到上午，泡黄豆，磨豆浆，煮好后要等它冷却凝固，加特定比例的石膏，脱模，忙到中午睡四五个小时，然后起床，继续通宵达旦，每天就这么循环。

放假的时候我会跟我妈去卖豆腐，人没那么多的时候，我妈也会跟我说一说，她最近在街上看到了一个离谱的人，或者很可怜的人。但这些交流都是碎片化的，尤其我爸爸，因为年轻时就有精神性的耳聋，后来症状越来越严重，除了磨豆腐，他要么在睡觉，要么自己想事情，几乎感觉这个人已经跟世界隔开了。

所以我一直很希望他们能写下来，我不知道哪天他们就离开我了，可是至少在他们离开之前，我想了解，我的爸爸妈妈经历了什么？他们的一生是怎么过的？



●王坪的父亲王长生在二楼房间读书、写作

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就是个文艺青年，爱文学、哲学，读海德格尔、黑格尔，最近看得很兴奋的一本小说叫《撒旦探戈》。他很快就开始写了。

妈妈以前没有那么爱好文艺，所以还是没有开始。一直到2016年，我小舅舅在拉萨意外去世，他也是一个有点文学天赋的人，和我妈妈感情特别好。她那么强韧的，撑着一个家的人，好像整个就崩塌了。我很想把她拉出来，就一直鼓励她尝试一下，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可能是为了自救也怕我担心，她开始写写画画。有一天她突然给我发一张图，是她画的一只蝴蝶，我觉得她画得很好，才突然醒悟原来她的“天赋点”在这里。我就给她买各种画材，说你不用就浪费了。她特别节俭惜物，就开始画了更多家里的花花草草。

我妈妈还有一个天赋是特别会讲故事，小时候讲起家乡的人和事情，特别活灵活现。我就让她写下来，刚开始她还觉得自己水平太差了，我就让她想象是在对着我讲故事，也不用什么华丽的辞藻，也可以用方言写，怎么说话就怎么写。写了几篇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后面慢慢的，她就开始正经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我开始在公共平台给我妈发布作品，想让更多人看到她的创作和故事。没几天，官方就找到我们，希望邀请她参加平台的文学节，给她办一个画展，我们一家都很开心，我就顺便把我爸爸的作品也发上去一些，也入选了。

（2025年）年底，我们一起去了上海参加文学节。回来之后，我爸爸写了一篇游记，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对他的重要性。因为耳聋，加上过去的经历，他一直没有办法跟周遭的人产生比较深的联系，唯一能跟他说话的可能只有我一个人。

但在文学节现场，靠着助听器听到那么多热爱文学的人彼此交流，我记得他在游记里形容，觉得自己像是大半生活都在陆地上的一条鱼，突然之间回到了水里，原来他在这个小镇上格格不入，也不是他自己的问题。



●王坪的母亲肖凤玉在阳台上绘画



我已七十有五，我已老到牙齿掉光、眼睛看不清、耳朵听不见了，假牙、眼睛、助听器……重要器官都换成了假的。但我不想就这样惶惑等死。——王长生

小时候，我对家乡的印象并不好。在广西桂北这个小镇上，我们家庭算是贫弱的、风雨飘摇的。人们总是争抢着有限的资源，因为谁家起房子多了两厘米，或者种田挖水渠起了口角。

所有人都在告诉我，你一定要走出去，不然留在家里只能挖地、养猪、卖豆腐，有什么出息。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多赚点钱，有房有车，风风光光把父母接去享福，这才是给我们乡下孩子写的爽文剧本。

大学我考上中国美术学院，我们一家从来不喜欢社交，我妈却大办了一次升学宴，我觉得她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受了一辈子委屈，想告诉镇上的人我们家没钱又怎么样，没有儿子又怎么样，我女儿还是很优秀的。

他们对我的期许也是非常传统的出人头地。毕业后，我去了上海，那时我没有任何职业规划和想法，我的专业其实就是搞当代艺术，培养当代艺术家，你说这有什么对口的职业？

后来经朋友介绍，我进了一个广告公司，一个月3000多工资，上海生活成本又高，大部分时候入不敷出，得靠朋友经常接济，真的非常困顿。我很不擅长这份工作，也能模仿着做，都有一些套路。可是我始终觉得，如果我不能全心全意热爱这个事情，我就做不到用心，自己就会很难受。

我也不大适应城市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上海大家都是Andy、Sandy，我在里面一直是一个没有英文名字的土包子。



大学毕业的时候，因为妈妈提到的“以后要把骨灰撒进大海”，我带着父母和摄影师朋友去涠洲岛看海，把整个过程记录下来。因为这个毕业作品，我认识了很多电影界的朋友，去了First电影节，当时我很喜欢的导演贝拉·塔尔来电影节招募10个年轻的导演，做短期的训练营，我是被选中的其中一个。

所以那时候我的状态很割裂，我在职场上一直比较挫败，可是在艺术圈你又得到了很多欣赏的目光。但很现实的是，我的创作又不是商业电影，独立电影做出来，还是没有钱，我要去哪想办法搞钱？

难道我要回家吗？回去，就意味着没出息、丢脸、失败。回去，又能做什么？

2019下半年，我申请到一个资助我创作的机会，我想拍摄已经去世的小舅舅。他是在拉萨去世的，他当时在一个小小的旅行社里，半夜出去接客人的时候，闯了红灯，被大货车给碾压了。

我小舅舅性格特别鲜明，做过各种工作，但是他和我爸爸年轻时一样，经常拿不到工钱。他写诗，也写作，以前会去投稿，很多时候没有饿死，也是因为他那点稿费。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自由的人，对这个世界也很好奇，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做了我没有勇气做的事情。

我想到像我小舅舅这样，在底层社会里去追求精神生活的人，这种人是很尴尬的。我理解的底层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什么资源，没有什么钱的地方，不存在贬义，而是一个现实的状况。

我觉得我小舅舅如此，我也如此，其实我爸爸也如此。在你所处的环境里，你是非常格格不入的，人家不会看你读几本书，只会看你凶不凶，有没有钱，有没有势力。你适应不了这个环境，但是又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跳出去，同样很割裂。

最后我到了拉萨，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小舅舅最后找到的答案，不过我在那里体会了无数真实且善意的连接，一度想留下来。（但）我也看到了一些年轻人，在拉萨他们就叫“拉漂”，他们待在那个地方，其实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归宿。我眷恋（家乡）小镇的山水，还有我的爸爸妈妈，我可以走，可是他们基本一生都将继续留在我又恨又爱的故乡。

我想，是不是可以不用总想着逃离，而是可以主动地给大家带来好的东西？我最终还是决定回家。

我花了两个月时间去梳理我的想法，既然决定留下，我可以为家乡做一点什么力所能及的事情，让我的人生也多少有点意义？我发现家乡有很多和我父母相似的老人，年老让他们逐渐丧失了价值感，他们的人生一样精彩，经历过社会历史变革，有说也说不完的故事，但是由于这些都跟现代化没有关系了，所以变得好像没有价值了。

（老人们）手上有点零花钱的，就打牌、赌钱，没钱的就站在旁边凑热闹；还有的就是佝偻着身躯干点农活，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来走去，守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发呆，等待生命最后时刻的降临。

我还在上海工作时，我妈有天给我打电话，说镇上弄了一个高电位电磁治疗仪体验店，好多人都去，一起学个拍手操、唱歌，时不时还发鸡蛋、廉价保温杯。店员态度也特别好，对老人们嘘寒问暖的，大家在里面都好开心。

又过了大概不到半年，我妈妈说想拿出2万块买一个电磁治疗仪。我惊呆了，她平时连两块钱风油精都不舍得买，我说他们宣传的治百病都是假的。她已经有点被洗脑了，刚开始还不信，我给她查资料，各种劝说打消了她的想法。但有些老人就买了保健品，还借钱买这个电磁治疗仪。

我后来一直想，为什么这么多老人会被骗？因为他们心里太孤单了，孩子不在家。农村也没有什么公共空间让他们互相来往，大家各自在家，要不就各自在摊位上卖东西，不是亲戚关系，就是利益关系，除此以外很难建立别的关系。

当时我父母已经从写作、画画里得到了很多快乐。我妈妈以前的状态就很典型，好像就是为了完成不知道谁颁发的任务，要结婚生孩子光宗耀祖，但是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活着？现在我经常觉得她很天真可爱，会注意到生活里许多美好的东西。我再也没听过我妈妈说她可能活不过多少岁这种话，她以前不太在意吃饭这些日常事，现在她会说要吃得健康一点，多出去锻炼，更珍惜自己的生命，因为她要写完画完她一生的故事。



我觉得其他老人也可以享受这样的精神生活，从治疗仪体验店那件事也能发现，他们对陪伴也是有需求的。他们以前只是没有这种机会，他们从那个年代走过来，其实是满身伤痕的，心里也有很多委屈或者是想不通的事情，但是没有人可以诉说，也没有人理解。

我爸一直是很支持我的。妈妈最开始不理解，我一直跟她说，我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她就会觉得你首先得赚钱，好不容易考出去了，现在跑回来你不有病。

但是她也能感觉到我在城市工作时的身心俱疲，后面身体都出问题了。而且她也有一种很朴素的共情能力，她的作品里能看到别人的苦难，她写和她年纪相当的老姐妹，依旧在为生活苦苦挣扎，还有被二维码拦住，被时代抛下的老头。她看到其他农村老人的困境，慢慢地觉得我做这个事情可能真的能带来一些意义。

她如何累，我是看在眼里的，半夜就去地里扯菜，天刚亮就到了市场，有多辛苦用脚趾头想都晓得。不觉间我也鼻头发酸，眼里汪了一眶泪水。

她低下脑壳，左手离开膝盖，抹了把眼泪水。又长长地叹口气：“老姊妹啊，一天不死要张床，一餐不死要顿粮……如今还能动就来卖点，万一走不动了，我就一瓶农药打发自己上路准了。”——肖凤玉

当时还是我妈妈带我去镇上的老年协会，我就在台上对着两百多位老人，跟他们讲我是谁，告诉他们，他们有多珍贵。我愿意陪着他们一起画画、写作、讲故事、拍片子、以后办我们自己的艺术展览等等，希望在他们的人生最后，心里是快乐的，有价值感的。

演讲之前，我特别紧张，前一天晚上就睡不踏实，一直在改发言稿。说着说着，我感觉台下的老人，眼睛好像在发光，我觉得我做对了。

但最后实际上来找我报名的只有十来位。我们把家里的阳台收拾出来，第一次是聊彼此的名字是怎么来的，让他们写写自己想说的话。他们就说我笔都没拿过，怎么写？气氛就有点尴尬。后来再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要么说要带孙子，或者家里搞装修，走不开，或者要看铺子什么的。第二次活动，那天还下着雨，只来了一个伯伯。我心里是有点咯噔一下，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这些老人彼此之间还不熟，很多人可能连小学都没读完，盲目地就让他们去搞写作绘画，他们心里也是发怵的。

我男朋友建议，要不转换形式拍电影，演戏对普通人还是比较新奇的。我自己的计划里，也是想把家乡的一些传说，以电影形式拍出来。于是很快敲定了这个计划。再跟老人们打电话说要拍电影的时候，他们都很感兴趣，几乎所有人都到场了，孙子也不带了，铺子也不看了。

我们从剧本开始，大家一起聊我们当地的文化传说，一块讨论剧情，什么情节更有意思，或者哪个角色说什么话更好，都是十几个人一起参与创作的。

我还给他们安排了电影制作流程学习课、肢体表演课、观影会、分镜头学习等等，一个是为了每次弄点新花样，持续吸引他们参与的兴趣。但最重要的目的是，让老人了解到，我们是在一起相处、陪伴，共同完成一件有趣且有意义的事。

我不想把他们当成工具，我给你一个剧本，你就背这个台词，站这个位置，完了我们就拍，然后就结束了，那他们的参与感和体验感都是没有的，怎么达到陪伴的目的呢？我想让他们明白拍电影大概是怎么回事，不是真的要学会怎么拍，最起码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他会觉得我真的是参与其中的。



●王坪和老人们在阳台讨论、排练剧本



●王坪和小镇上的老人们一块拍摄电影

剧本定下来，就是每周排练两次。然后我自己花钱去给大家租服装，买那种古装剧用的头套，取景就在小镇附近的山上、溪边，条件也很简陋，花了一年多时间好不容易拍完、剪完。

成品其实还是挺粗糙的，但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感觉自己好像真的在一个电影里，做成了一个演员。后来我们还排练了一台戏剧，在我们当地的文化广场演出，那天我第一次看到原来我们镇上这么多人，来了上千人吧，感觉那是我们参与演出的老老小小的高光时刻。

做这些事的时候，包括去老年协会演讲之前，我都反问过自己，精神生活是他们需要的东西吗？也许他们就是想要打牌、打麻将，觉得这样就挺好，干嘛非要像你一样去搞精神生活？

但是从我妈妈，包括这些参与的老人身上的改变，我觉得精神生活就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当时有个伯伯，他长年喝酒，要么醉了要么在醉的路上，开始参与电影之后，他说不行，不能喝酒了，一喝就记不住台词，就开始戒酒了。

我们不一定非要写和画，这太局限了，需要一点基础文化水平。但是大家说故事，随便演，也不是非要很专业，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只是很多人的生活里过去没有这样的选项，他也没有体验过，所以他以为自己就只想打麻将，唠点家常，吵吵架。

我自己想做的还有很多，比如举办一些真正的民间艺人的比赛，或者是方言写作大赛等等，我没收过也不想收老人的钱，我一个人解决不了很多运营的事，所以基于现实的能力问题，还没办法安排上。我也不能确定哪一天真的把自己掏空，但是我觉得我尽力就好了。

爸爸妈妈从上海回来之后更加来劲了，我爸现在每天工作量很大的，几天就能写出一篇，每天写到头痛了下来看看我，我给他按头，他又上楼继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