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篇文章讨论法官隐名一事，昨天，后台接到一位读者的回复。

这是一篇一气呵成的文章，作者甚至想起了我5年前写法官的一篇文章，可见是老读者了。言为心声，来自审判一线的真情实感，在三缄其口的环境里，尤其具有参考价值。

特此推送，愿局中诸君能有所触动。

员额法官办案的司法责任制实施已进入第10个年头。2016年开年之际，读“呦呦鹿鸣”鹿鸣君新作——一篇关于裁判文书上网隐去法官姓名的文章，思绪不自觉链接到他曾写就的《》。文章里，鹿鸣君郑重嘱咐一线法官们，把握好工作的度。

周国霞，这位勤奋、有才华、善良又隐忍的全国法院办案标兵，于2020年3月9日晚坠楼离去。如今五年已过，算来已是近6年光阴，可一切如故，法官的生存环境非但没有丝毫改善，反而日益恶化。这是事实，是不容辩驳的客观存在。

法官们每天执笔写判决，在案件里认定事实，却偏偏无法将自己所处的生存事实，完整呈现于世人面前。为什么？！

十几年如一日的辛苦工作，为国霞换来荣誉的光环，却也让她陷入“鞭打快牛、能者多劳”的困境。荣誉加身的背后，是个别体制内有话语权的人无尽的压榨与“吃干抹净”式的捧杀。

正是在这种所谓适者生存的重压之下，国霞被逼得无路可走。她生前曾打算退出员额法官序列，转而进入法官助理岗位。可外人如何体味她独自熬过多少漫漫长夜，多少次辗转反侧，回念起自己数十年寒窗苦读的艰辛，一旦退出员额，于考核体系、于组织、于体制而言，便失去了利用价值。在体制之内，如何做到彻底放下、重新开始？恐怕99%的人都难有理想答案。这份进退两难的挣扎与绝望，若非有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法院工作经历的人，旁人根本无法体味。

如果不信，请看各法院一线法官们倾尽全力办案，为的就是进入庭长序列少办案，进入领导序列不办案或挑简易案办，这是法院人都心知肚明的潜规则。问一下，这种扭曲的规则，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会存在？何时能破除？

外人眼中，法官手握定分止争之权，甚至掌握着生杀予夺的裁量权，可鲜少有人知道，这份职业的内部，每天都在上演着同工不同酬、同酬不同工的机制性不公。

就是这样一个默默承受着不公平KPI考核体系的群体，却承担着海量天量案件的定分止争重任。现实比戏剧更荒诞。

更让人无奈的是，这份职业没有任何容错空间——入额办案是原罪，出判决是原罪，判后答疑是原罪，办理疑难复杂案件更是原罪。有话语权的人及群体，自然最善于趋利避害，不办案，少办案，疑难复杂案不办，矛盾尖锐的不办，有信访风险的不办，最终，所有的重担，都落到了每一位具体的“人”、也就是真正的“法官”身上。你如果做不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法官，不配当员额法官，只能自己知难而退，把岗位留给其他人来干。

法院之内，也有阶级。

就这样，被“统治”的法官带着浑身“罪”证，踽踽独行在自己的职业道路上。这是一道无解的题，确实无解。

刚过去的2025年，有两件事，不得不说。一位干了三十多年审判工作的法官，积劳成疾，无奈退出员额序列，两年后因病去世。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所在单位竟然连一份生平简介都没有准备。他的妻儿单纯、善良又包容，只能看着一个人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

再一件事。2025年最后一天的晚上8点，某院领导看着终于攀升达标的办案数据，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祝词发到微信群，字里行间称赞法官们的兢兢业业、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又勉励大家新一年再接再厉、勇挑重担。可群里的回应者寥寥无几，且大多是班子成员和综合部门中层，其余百分之九十的人，选择了沉默。这沉默的背后，是无声的抗拒、深深的失望与彻骨的心寒。因为过了这天，新一年的办案数据又要重新清零计数——每日通报、每日亮灯、每日鞭挞、每日督办，压得员额法官们连牛马都不如！

拥有话语权的高层们，最清楚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也最清楚资源该如何分配。一线的法官们，不求绝对的公平，只求适度的公正。中央政法委关于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要求，早已为院长、副院长们划定了明确的办案指标——仅需办理普通法官30%的案件量，文件更明确要求他们带头办理疑难复杂案件。可这些要求，他们又是如何落实的呢？省斑院每月通报院庭长办案数量，纯属掩耳盗铃。

去问问一线法官，如果可以选择办理案件的类型，大家都宁可一年办理1000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也绝不选择办理100件建设工程类、人身损害赔偿类、劳动争议类、离婚继承等婚姻家庭类案件，其中的原因，圈内人心知肚明。毕竟，院领导们都不惜违反最高法院“带头办理疑难复杂案件”的规定，率先垂范，坚决不碰后者这类案件。如此一来，司法责任制改革推行10年，究竟有何成果，有何倒退，有何弊端，又有何希望？

掌握着资源倾斜话语权的人，身居正位者，若不能躬身入局，又如何要求一线法官负重前行？

感恩有“呦呦鹿鸣”的鹿鸣君，为国霞们发声！

今天是2026年1月8日，承载着十几万法官命运的齿轮，能否从这一天开始转动？我们满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