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大学教学的危机与重建

在《中国科学报》近日刊发的一篇题为《如何挽救大学“发霉的课堂”？》（2025年9月23日第4版）的文章中，一位高校教师用自己的亲身教学经历描述了当下的课堂现象——教师的声音在课堂回荡，而学生个个低头不语，他们的目光不再投向黑板，而是闪烁在屏幕的反光里。

这就是当代大学课堂的普遍图景。课堂不再是思想的竞技场，而是信息噪声的背景墙。学生低头的动作，成了这一时代最具象征性的学习姿态。

“发霉”当然并非指空气的潮湿，而是指教学活力的腐坏。教师讲得疲惫，学生听得无感；讲台与课桌之间的对话关系已经被智能设备的光屏割裂。课堂上的每一次“低头”，都意味着注意力的出走与灵魂的游离。

这一现象并非中国独有，海外高校的课堂同样被低头现象困扰。美国教育学者厄内斯特·扎拉在《帮助父母理解Z世代的心思与想法》中指出，Z世代学生更擅长与屏幕对话，而非与人交流，他们学习的姿态是低头的，心智的姿态则是离开的。

这种全球性的“课堂沉默”现象，本质上是一场注意力的流亡。当知识不再是稀缺资源，而信息成为无处不在的洪流，课堂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低头”的诱惑：技术如何取代专注

要理解“低头族”的形成，必须正视技术的心理机制。智能手机不仅是通信工具，更是一种认知生态的重构力量，它重新定义了注意力的边界。

事实是，人们的注意力持续时间正在连年下降，对沉浸于数字技术的年轻一代来说更是如此。美国心理学家格洛丽亚·马克的研究表明，人们使用电子设备时的平均注意力持续时间已从2004年的约两分半钟骤降至如今的47秒，过去20年间下降幅度高达66%。

这种注意力持续时间的急剧缩短，对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与信息记忆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心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数十年前就曾指出，信息过剩导致注意力匮乏。如今，源源不断的数字刺激与各类通知争夺着我们的注意力，使大脑逐渐适应了快速浏览和频繁切换的模式，而非耐心专注的沉浸式学习。

必须指出的是，中外课堂的“低头”具有共同的心理学基础——即时满足。智能设备提供的社交、娱乐、反馈机制远比知识获取包具刺激性。结果是，课堂被“算法的奖励机制”击败。

国外一些高校已采取了干预措施。在2024年秋季学期，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教师团队针对所有大一荣誉课程推行全项目范围的“无电子设备”政策。当然，该政策设有例外条款：既考虑有特殊需求的学生的合理安排，也允许教师在教学需要时要求学生使用电脑。

这种做法缘于2015年开始在美国兴起的“数字排毒”运动，指的是有意识地远离电子设备，以缓解屏幕过度使用并促进线下活动。这一实践旨在应对日益增长的技术使用需求，同时减轻屏幕成瘾对身心健康的影响。

这些做法的共识在于，专注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制度化保护的。

然而，在许多课堂中，专注是高度稀缺的。智能设备不仅改变了课堂的注意力分布，还重塑了课堂的伦理结构——教师不再是知识权威，而成了“与手机争夺注意力的对手”。这种变化导致了课堂关系的“去人格化”。教师的激情讲述，被闪烁的屏幕遮蔽；学生的沉默，不再缘于思考，而是逃避的表征。也有人认为，课堂之所以沉默，不仅是因为学生失语，更是因为知识失温。低头的背后，是冷漠；沉默的背后，是断裂。

当教师不再与学生共同构建意义，而是机械地输出信息，学习就沦为“信息的复制”。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曾说：“注意力如果达到最高程度，就与祈祷是一样的。它以信仰和爱为前提。”如今，这种信仰与爱的能力，正被手机一点点剥夺。

国外高校的反思：重建“注意力共同体”

在“低头族”成为全球大学课堂普遍现象的当下，欧美多所高校已经意识到这场“注意力危机”不仅是教学问题，更是教育伦理与心智生态的挑战。经历了十余年的“数字入侵”，它们开始主动反思并尝试重建课堂的“注意力”，重建一个能够在技术时代中重新让师生共同聚焦、共同思考的空间。

这些改革的共同逻辑是，设备不必被排斥，但专注必须被制度化保护；技术可以被使用，但心智不能被吞噬。

首先，许多高校正在选择“禁机”，重新设定课堂边界，为注意力创造“呼吸空间”。美国天普大学近日在一篇题为《这些教授表示，他们正参与一场日益壮大的运动，旨在禁止笔记本电脑进入课堂》的报道中提到，越来越多的教授开始在课堂上执行“无笔记本电脑、无智能手机”规定，要求学生在进入教室前关闭设备或将其放入信号屏蔽袋，以恢复课堂的专注与交流。

报道称，课堂上该校生物学教授乔迪·海伊的学生在纸质笔记本上奋笔疾书。课堂上不见笔记本电脑，也无手机踪影。没有学生被屏幕遮挡面容。海伊表示，约一年半前他禁止学生使用电子设备，因为研究表明当笔记本电脑摆在面前时，学生往往容易分心，而将讲座内容提炼成手写笔记反而能提升学习效果。

“最明显的改变是学生更专注了。”在天普大学执教逾12年的海伊说，“而且，他们参与课堂的积极性比以前高得多。”

报道说，海伊是众多选择禁止课堂使用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的教授之一，仅为需要特殊安排的残障学生保留例外。多位教授表示，他们作出此决定缘于目睹学生上课时专注于笔记本电脑。

可以说，课堂上电子设备的缺席让人重新体会到了“当下”的意义。这似乎也可以表明，“禁机”并不是教育的倒退，而是一种为注意力创造空间的教学干预机制。

其次，不少高校开始让技术为学习服务，而非取代学习。与“禁机”相对，这类高校选择了“引导式技术整合”模式，承认设备存在的不可逆性，但通过教学设计让其成为学习的助力。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鼓励教师以教学目标为核心、以互动为导向整合数字工具。这并非“技术崇拜”，而是通过活动设计让学生以学习为中心使用设备。这说明，技术不是问题，缺乏反思地使用技术才是问题。这些实验说明，真正有效的策略并非“禁用”或“放任”，而是让学生对技术使用拥有主动权——从“被使用”转向“自主使用”。

最后，不少高校正在践行从控制设备到重建心智的转变。从禁机课堂到手写笔记实验，再到高校的数字自觉教育，一个明显的趋势正在形成：高校不再单纯地“控制设备”，而是尝试“重建心智”；不再把手机视作敌人，而是视作心智训练的镜子。

众所周知，当代青年正深度沉浸于数字媒体之中。哈佛大学霍华德·加德纳与华盛顿大学凯蒂·戴维斯两位教授早在2013年出版的著作《应用程序的一代：当代青年如何在数字世界中探索身份认同、亲密关系与想象力》（注：书名为本文作者译）中，就将当代年轻人命名为“应用程序的一代”。在这部引人入胜的著作中，他们深入探讨了“应用程序依赖”与“应用程序赋能”的本质差异，以及这一代人的生活与数字时代前的生活有何不同。

在他们看来，技术不是毁掉教育的力量，而是暴露教育缺陷的镜子。因此，当教师与学生共同学习如何与设备相处时，课堂就会重新成为一个思考人与技术关系的实验场。

这些实践，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真相：禁机不是目的，专注才是目的；技术不是问题，心智才是问题。真正的教育，不在于让学生远离屏幕，而在于教他们如何在屏幕时代仍然保持心智的清醒与思想的温度。

重建课堂的4个支点

为此，我提出重建课堂的4个支点：

第一，教师应成为“学习体验的设计师”。在数字时代，教师应从“讲授者”转变为“引导者”。问题导向学习、翻转课堂、项目学习等方法，都能让学生重新成为学习的主体。

第二，学生要培养“数字自觉”。大学应将数字素养教育纳入通识课程，教授学生控制注意力的能力，而非单纯限制使用。

第三，学校需营造“注意力生态”。学校可通过设置“无设备课堂”、建立“专注时间计划”等方式，形成制度化保护机制。规律性的“数字断连期”可显著提升认知持续性。

第四，社会需恢复对课堂的敬意。社会评价体系应重回教育本质，不再将大学视为“职业中转站”。教育是文化的根基，而非经济的附庸。

这些支点的共同方向是“重建人”。当教育重新以人文精神为中心，课堂的意义才会复苏。低头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价值问题。技术只是镜子，照出了我们教育理念的空洞。

在数字时代，“低头”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命运。它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被屏幕吞噬的焦虑与无力。

但教育的使命，从来不是依附于时代，而是建构时代。课堂的意义，不在于传递知识，而在于唤醒思想。当教师重新点燃热情，学生重新抬起头，课堂才会重新成为“思想发生的现场”。

法国思想家莫里斯·梅洛-庞蒂曾说，真正的教育，是让人重新看见世界。在数字时代的风暴中，我们也必须让大学课堂重新成为让人“抬头”的地方：看见知识的重量，聆听他人的声音，以及思考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

当课堂重新抬起头，教育的灵魂也将随之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