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收藏”因此避免了一次与“无法核查”划等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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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呦呦鹿鸣

如果不是这个数字：起拍价8800万，普通人很少会注意到《江南春》手卷。现在，人们好奇：为什么，庞莱臣后人向南京博物院捐赠的《江南春》手卷会出现在2025拍卖市场？

昨天晚上9点多，南京博物院发布了《情况说明》：



“高度重视”“迅速开展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尚待进一步查证”，这些词语组合在一起，给我们传递了一种熟悉的安全感：“放心吧，系统正在稳健运转”。

但问题在于，珍贵文物确确实实在系统里“不知去向”了。

昨天文章《退捐还画，两难自解》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不知去向的5幅画分别是：明代仇英《江南春》，北宋赵光辅《双马图轴》、明代王绂《松风萧寺图轴》、清初王时敏《仿北苑山水轴》、清代汤贻汾《设色山水轴》。

其中，明代仇英《江南春》出现在2025年北京某拍卖会春拍市场，起拍价8800万元。曾向南京博物院捐赠《江南春》的庞增和的女儿发现后，向文物管理部门紧急反映，才被撤拍。

《情况说明》虽然说要“深入核查该5幅画作的去向”“进一步查证”“进一步加强对捐赠物品和馆藏文物的规范管理”，言辞说得挺好，可是，恰恰在这一点上，南京博物院的信誉已经透支了。

为什么呢？

早在2016年9月，上海《东方早报》报道： “自去年5月至今，庞增和的遗孀王念瑛和女儿庞叔令屡次向南博申请公开捐赠古画账目等信息无果。现在，她只希望南博能依法依规出示完整的账目，让一切透明化，依法让捐赠人监督、让社会公众监督。”

也就是说，捐赠人申请查明所捐古画账目，已经是十年前（2015年）的事了，当年报道此事的《东方早报》甚至都已经注销，不存在了。

直到2025年6月，庞家通过诉讼，在法院司法文书的支持下，得以进库房查看，这才得知，5件古画不知去向。

因此，长期以来，南京博物院对于查看古画账目一直是拒绝的、不情不愿的、遮遮掩掩的，最后也只是被法院敲开了库房大门。

现在，人们要如何才能相信南博真的会自己“深入核查画作去向”呢？

要多少个十年，才够他们“深入核查”？

其实，如果真的要核查，并没有多大难度。《情况说明》中提到了“依照《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对该5幅画作进行了处置”。我细看了下这个《管理办法》，其中明确的管理程序有：《库房日记》、提用凭证、出库手续、借出手续、登帐、编目、入库手续等，而且，藏品总数及增减数字，每年年终都要报省一级备案并做说明。

如果真的是依照这个《管理办法》的话，那么，账目就太清楚不过了。至少会知道，在哪个环节失踪了。

我个人相信，经过十年官司，对这5幅画作的去向，南京博物院是心里有底的。但是，他们始终没说。所以，这则《情况说明》，水分比较大，至少没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单独来看，没啥漏洞，拉长时间看，就显得很空洞。它丝毫无助于减轻这件事的荒诞感：

一个为国家管理文物的公共机构，竟然需要捐赠人申请十年以上，需要法院强制，才让看一眼账目。



那么，如果外面的人要查，有没有线索呢？

有两个线索。

第一个线索，是这两天文藏界挖掘出来的“姚迁之死”。

确实，谈到南京博物院，就很难绕开姚迁。

姚迁生于1926年江苏如东一个农民家庭，1943年高中毕业，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文教工作（儿童团辅导员、文教科督学、小学教导主任、校长、师范教员），1949年之后，担任县文教科科长、苏北行署教育处小教科副科长、江苏省文化局文化科科长、处长，1958年调江苏省历史研究所任副所长，1962年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

就这个轨迹来看，是那种组织看着一路成长的行政干部。

1964年，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自杀身亡，时年55岁。姚迁接任院长，然而，20年后，1984年，姚迁在院长任上自缢身亡，时年58岁。

“姚迁之死”不仅是当年的国内大事件，也引起国外关注。原因之一是南京博物院地位独特：虽然它现在只是副厅级单位，但前身是1933年成立的“国立中央博物院”，是我国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类博物馆，由于历史原因，承袭了大量文物珍藏，1950年才更名为南京博物院。

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明面上的原因是《光明日报》的报道。1984年8月26日、27日，《光明日报》连续发表两篇报道《南博院长姚迁以权谋私侵占科研人员学术成果》、《姚迁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并配发评论员文章《知识分子的智力成果不容侵占》。报道让姚迁不堪重压。

在江苏作家庞瑞垠先生的报告文学《姚迁之死》中，则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评述：伴随这三篇文章的，是南京博物院文革期间原“造反派”的诬陷，以及省里一些人“一连串非同寻常”的打压，“这里经历了第二次WG”。终于，1984年11月7日，风暴眼中的姚迁在卫生间自缢。

姚迁自杀后，中纪委的调查组南下江苏，给姚迁平反，做出“错案，姚迁含冤去世”的结论，负有直接责任的一位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被撤职。《光明日报》也承认错误，发表《光明日报编辑部关于姚迁事件报道严重失实的检查》。

在报告文学《姚迁之死》中，将原因归结于不正常的派系斗争、“南博的第二次文革”，没有提到和文物去向有关。但是，在红学家冯其庸先生的口述自传《风雨平生》（商务印书馆版）中，专门写了一篇《姚迁事件》。原文如下：

“为什么1984年会出现“姚迁事件”呢？因为江苏省委有一些老同志喜欢文物，尤其是字画，经常到南京博物院去借有名的字画去看。

按说这种做法都已经不合适了，因为博物馆的藏品，一般不能外借给私人的，只能展览的时候你来看。

有些专家来了专门要看哪一件，调出来看，这也是可以的，借回去看是绝无可能的。但是因为他们是省委领导，姚迁也无奈，就让他们借回去了。但是姚迁非常认真，他都记录了，谁借什么，借的时间多久，到时间他就去催，催不回来他也去催，经常是隔一段时间就去催。后来这些老同志心里有点不高兴了。

有一次，有一位老同志就跟我打招呼，他说，你以后有事不必去找姚迁，你们红学方面的事找我们就行了，姚迁有问题，估计要退下来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没有去问。

后来是姚迁跟我讲的。好几位老同志借了博物院的字画不还，姚迁非常头痛，当然，他职责所在，不能不去催。”



冯其庸先生说，得知姚迁自杀后，他找到了中央很多领导，最后中央派了调查组到江苏去，为姚迁平反。冯其庸先生在文中认定：

“经过这一番调查，一清二楚，姚迁是为了保护国家的文物，最后遭到种种打击、诬蔑，弄得他觉得已经走投无路了，国内外都传开来了，所以他上吊自杀了。”

虽然，在这份材料中，冯其庸先生的话可信度比较高，大家也很受震动，可是，由于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央的调查报告内容，而姚迁自杀的直接原因（发表文章的署名问题）又与文物保护没有直接关系，庞瑞垠《姚迁之死》更是对文物保护只字不提——我们现在暂时只得到来自冯其庸先生的一个孤证，就很难一口断定：姚迁是因为保护文物而死。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看到一些反面证据。



姚迁担任20年院长，和庞家有直接交集，而庞家和南京博物院的冲突，恰恰姚迁也是极为重要的当事人。

在庞家于1959年向南京博物院捐赠137件文物之后，南博继续动员庞家将剩余文物征集给南博。根据2009年出版的曾昭燏日记记载，从1962年12月至1963年11月之间，南博向庞增和家征集了11件“虚斋旧藏”古画。其中除了宋徽宗赵佶的一幅《鸲鹆图》出价1万元外，其他几件都以象征性的价格给了南博。

1963年，南京博物院征集员徐沄湫找到庞增和，请求借两件画用来办画展（元四家之一吴镇的 《松泉图》轴、清初吴历的《仿古山水册页》），说好展期三个月后就归还，不料，这两幅画就此杳无音讯。

偏偏1964年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自杀身亡，庞增和就不好意思去讨要这幅画，偏偏紧接着就是WG，庞家全家被下放到苏北大丰农村，庞家也被抄家。家中古画全部被抄走，包括借据。直到1979年，庞增和一家才得以回到苏州，这时，他们开始联系南博。

根据2016年《东方早报》报道，庞增和之妻王念瑛说：自1979年到1988年间的十年内，夫妻俩几次到南京博物院讨要两幅被借走的画作，却被干晾在办公室无人接见。“特别是当年到苏州参与征集的姚迁院长，曾经的殷勤变为冷漠，使庞增和夫妻心酸不已。庞增和遂在1988年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希望确认两件“虚斋旧藏”古画的所有权。”

法院的判决是：两幅画是南京博物院从庞家“征购”的，判令南博支付2.6万元画款、2.8万元利息。

法庭上的证据也令庞家唏嘘，因为1978年的藏品简目显示，被借走的《松泉图》和《仿古山水册页》，却被登记为捐赠，且捐赠人不是庞家，被登记为陶白。时任南京博物院院长徐湖平向法庭解释说：“是当时的院长姚迁关照，将这件藏品登记在陶白名下。”

从这些信息来看，院长姚迁在庞家古画文物上的态度令庞家心寒，而且有意改捐赠人名字的操作也相当可疑。

我非常希望姚迁是一位为保护文物而殚精竭虑、四处奔走、不惧权贵的人，这会让我更安心，只可惜，如今，却得知姚迁在院长任上未能善待庞家。对庞家如此，其他文物藏品是怎么管的呢？我不知道。

因此，对于姚迁之死，我还停留在“同情”上。

1964年，姚迁38岁，担任了南京博物院的院长，而这个位置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岗位，它的要求极高，也受国际瞩目。或者，他就是那种中规中矩的、努力的但最终又受了委屈的行政干部吧。

或许他曾试图守住某些边界，也或许在另一些地方选择了妥协。历史的残酷之处在于，它往往同时容纳这两种可能。

历史常常是灰色的。在制度混乱的环境中，一个人既可能是受害者，也可能是问题链条的一环。

似乎，也不能责怪谁。毕竟，在本土，管理混乱缺乏章法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即便早就建章立制的领域也是如此。我记得2004年时，我曾经进入一个古战场开掘现场采访，当时来到一个单位，地上成堆新出土的青铜器，但凡我当时起了一点歪心思，拿走了也就拿走了，了无痕迹。这种场合太考验一个人的道德水准了。

斯人已去，关注姚迁，不如关注文物管理制度本身：为什么庞家作为捐赠者想要知道捐赠文物去向竟如此之难？

有没有可能，我们不需要去不断考验那些文物管理者的道德水平，就能管理好文物呢？有没有可能，当一个博物馆拒绝查阅、公开账册，负责人就立即会被制裁呢？

或许，少一些道德模范，少一些英雄，少一些“圣人”，自然而然地按公开规则运转，才是一个更加让人安心，更加稳健的社会。



另一个线索是《江南春》的公开拍卖。

这个线索更加明确，《江南春》手卷出现在2025年拍卖会上，且起拍价8800万元，可见，这件大概率是真品。

那么，它是从哪来的呢？

在《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3月刊上，我找到了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丁蔚文的《仇英 卷考辩》一文。

这篇文章第一段说：“艺兰斋收藏的《江南春》卷， 得于庞氏后人”。



这位作者丁蔚文，恰就是艺兰斋陆挺的妻子。

从文章看，这件《江南春》手卷是流传有序的，上面一共有60方印鉴，按年代顺序排列，其中，庞莱臣一共盖了12枚收藏印：

“庞莱臣珍藏印、虚斋珍藏、虚斋至精之品、莱臣欣赏、虚斋审定、虚斋秘藏、莱臣欣赏、虚斋、虚斋秘笈之印、虚斋秘玩、庞莱臣……”

可见，庞莱臣对《江南春》手卷的喜爱。爱到极致的那种。

《江南春》手卷价值点在哪？简单说就是“传统中国文人的诗情画意”。它记录的是一场诗文集会，先有了倪云林一首《江南春》词，沈周和了两首，仇英补上了绘画，，然后文征明、王宠、文彭、王榖祥、文嘉等等，继续和《江南春》词，累计三十多名文人名士在此留墨，陈鎏为此题了引首“江南佳丽”。

这幅长卷有7米，从题跋到绘画，花费了几十年。所以，这是一幅集体作品，是文学史、美术史上的一个精彩片段，它描绘的是一个文人理想中的世界：诗酒唱和，山水悠然，时间被拉长，世事被暂时搁置。它可以带着我们，完成一次对逼仄现实的短暂疏离。

对于某些人来说，什么文人名士，什么诗情画意，一文不值。但对于传统文化来说，这属于精神世界，意义非凡。



《江南春》手卷局部



2006年《南方周末》对艺兰斋的报道中，使用了这张图片：陆挺(左)与鉴定大师杨仁恺先生共同鉴赏仇英的《江南春卷》

在《瞭望新闻周刊》的报道中，陆挺说，《江南春卷》是艺兰斋的镇馆之宝。

那么，艺兰斋是从哪位“庞氏后人”手上得到它的呢？

前面说是得自“庞氏后人”。在2016年的《东方早报》、2025年澎湃新闻的报道中，庞家诉南京博物院名誉权案的法庭上，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庞鸥提供的证据说，《江南春》原属庞莱臣在苏州的女儿，90年代被艺兰斋所收藏。

“后人”明确为“女儿”。但这件事最大的漏洞在于：庞莱臣并没有女儿。

根据当前已有信息，庞莱臣只有一个儿子，但31岁时病笔了，给庞莱臣留下两个幼孙庞增和、庞增祥。由于独子早逝，庞莱臣将侄子庞维谨过继来作为嗣子，因此，庞莱臣在1949年去世之前，将藏品分为三份，分别留给两个孙子和这位嗣子，另有一小部分藏品由继室庞贺氏保管。

清晰的时间线是：庞莱臣1949年将《江南春》手卷留给了庞增和，庞增和1959年将它捐赠给南京博物院。

那么，艺兰斋这件到底哪来的？它“流传有序”是怎样的序？

艺兰斋的上一家是谁？是一个很接近真相的线索。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最终答案为何，总有一个人在说谎。



如今，南京博物院《情况说明》说，1959年庞家捐赠的《江南春》在1961年就被鉴定是伪作，是假的。

这种说法对捐赠者的名誉当然是一种损害，这意味着当年庞家竟拿伪作欺骗新兴的人民政府。

捐赠人庞增和的女儿庞叔令说，家中保存有父亲1959年向南京博物院捐赠时，亲笔写的全部137件（116种、268幅）藏品清册，字迹端正如同印刷一般，分为册页、立轴、成扇，时任苏盅棠化局局长的段东战和苏州博物馆馆长钱镛都在各页分别写下“以上逐件点过”，江苏博物馆和南博也出具公函确认收到“虚斋旧藏”古画。

我有几个简单的疑问：既然《江南春》手卷如艺兰斋丁蔚文所说，是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点名“非要不可”的，所有当事人都知道它的重要性，那么，如果1961年就认定是“伪作”，为什么不立即提出并向庞家询问真品去向呢？为什么直到2025年直到庞家通过法院查到《江南春》手卷去向不明了，才告知他们这是伪作呢？而且，这件“伪作”为什么不见了？还有，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艺兰斋宣布收藏《江南春》手卷之后，南京博物院不去找他们核查呢？

其他问题还挺多的。

迄今为止，这件事唯一让我感动的，就是庞家。自1979年从大丰农村回到苏州后，他们就一直没有放弃对这批文物的追问，虽然屡屡碰壁，不断吃闭门羹，坐冷板凳，被泼脏水，但，从庞增和、王念瑛到庞叔令，他们两代人接力，不断申请、申诉，王念瑛甚至因此气得心脏病发作而故去，最后，他们通过法院让南京博物院打开了库房大门，也才终于将藏品不知去向的事实大白于天下，将当前文物管理体系的弊病展现在所有人面前，“国家收藏”因此避免了一次与“无法核查”划等号的命运，恰巧也中止了一次起拍价8800万元的可疑拍卖。

由此受益的，是中国的文脉，而一直以来受委屈的，是他们一家。

1979-2025，他们跨越46年的耐心本身，就很了不起。时局波诡云谲，而时间将证明一切——这种对待文物的态度本身，对得起他们的家族先辈庞莱臣先生，也对得起文物本身在时间上的厚重。

文物不应在黑箱里消失。昨天的文章里，我提出了“退捐还画”的建议。今天，写完这篇文章后，仍觉得这个建议最为合理。

江南依旧，春色何辜？愿你我仍能唱和，愿江南秀美暖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