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就叫熊太行也行”公号针对河南鲁山县女教师婚礼当天跳楼一事，推送了一篇《这几年女性想逃婚，确实越来越难了》。文中写道：“很多被父母逼婚的女性都是好学生，不见得是成绩很好，而是从小就乖。很多乖，不是本性，而是规训出来的。”

女孩在家庭的过度控制下，日子会更难。如果生在封闭地区的县城或农村，还要支持弟弟购房，女孩的处境就更凄惨。所以熊太行写道：“大城市是庇护逃避不幸婚姻、不行家庭的年轻人的最好空间。女孩子如果和爸妈关系不好，那就不要在家乡县城考编，因为这会让你跑不掉，能被父母随时找到，甚至用你的工作来要挟。一定要考编，就走远一点，让他们跑去控制你的时候，身边没有得力助手，没有可以帮腔的亲戚。”

我也在朋友圈里写道：“我认识的不少同代际女性（70后和80后），都有逃离家庭和老家，揣着几百块钱只身前往北上广深的经历（甚至还一个人带着孩子）。但在考公考编已近疯狂的当下，那些逼婚逼生的悲剧事件中的女性，多半都离不开自己的编制——小城市或小县城的编制。”

疯狂考公考编从来就不只是经济层面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下滑导致的追求稳定。它会传导到各个领域，造成全方位的后退。

1978年后，农村女性的自杀率逐渐下滑，在90年代已降到很低。这当然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有关，在画地为牢、户口和集体约束个体一切的年代，女性没有离开农村的渠道，更没有经济主动权，即使婚姻不幸福甚至存在家暴，也只能逆来顺受。1978年后，社会逐步开放，无数农村女性获得经济自主与地理迁徙的自由，选择进城打工，离开了原有的人际圈子。这种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移动，打破了两千年来女性被绑定在土地与宗族中的命运。

掌握了经济主动权，也就有了自主选择幸福、好好过日子的权利。这种权利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会抛弃原有家庭，因为哪怕是两夫妻一起离开农村进城打工，喘息空间都比留在农村大得多，幸福几率也大得多。

但如今，当大城市无法容纳人们的梦想，社会上升通道收窄，人们要退而求次回到县城这类封闭系统，将体制内视为唯一安稳选择时，其实也交出了自主权。被编制锁死的不仅仅是梦想，对于很多成长于封闭压抑家庭的女性来说，还包括自己的人生。一旦进入这个系统，个体便与特定地域、特定生活方式深度绑定。

在小县城，编制意味着稳定工作和相对安心的生活。但它的封闭性也限制了人们（不仅仅是女性）的选择，需要面对严苛的社会期望和家庭压力，被迫走上婚姻或生育之路，牺牲自己的梦想与追求。

我一直都说“传统文化是个宝，文盲无赖都说好”，在中国社会和家庭的许多冲突中，文化层次、认知水平越低的人，越是讲不出真正的道理，就越喜欢搬出“传统”来试图压制对方。面对这种人，只需要引用鲁迅那句“从来如此，便对么”就可以反驳，但稍有生活经验就知道，谁也无法在认知上挽救他们。

“传统”就是文盲和无赖们最好的武器，他们依托于所谓的传统，将女性的价值与家庭和丈夫的成就挂钩，忽视女性个人的追求和梦想。县域社会的熟人网络与道德监控，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念、有限的资讯渠道，又会加剧这些压迫。

考公考编原本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经济理性，但如今早已被人异化为生存教条，变成是否懂事、是否成熟的判断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女性还是男性，人生实际上已经被一种标准深度绑定。在经济上依附性极大，一份工资就能将人困在原地。社会评价当然也是单一的，“体制内工作”成为评价个人价值的核心标尺，脱离这一轨道意味着社会地位的直线下降。“稳定”被内化为最高价值时，对心理也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任何冒险与改变都会引发强烈的焦虑。

县城女性所受冲击相对更大。县城处于城乡连续体的特殊位置：它既有城市的行政架构与公共服务，又保留了农村的紧密人际网络与传统观念。在这里，个体的行为受到来自家庭、单位、社区的多重凝视。一个体制内女性的婚恋选择、生育计划、甚至衣着打扮，都可能成为公共讨论的议题。女性一旦偏离规范（离婚、晚婚、不生育、职业流动），便成为舆论靶子，进而影响家庭声誉与经济资源分配。这种无处不在的“道德监控”，构成了无形的压迫机制。

在县域婚恋市场中，女性编制身份常常被物化为“优质婚姻筹码”，这反而加剧了家庭对其婚育选择的干预。鲁山县女教师的悲剧背后，正是这种“编制优越性”与个人意志的剧烈冲突——社会期待她因编制而“安分守己”，却无视她作为独立个体的情感需求与人生规划。

前两年有个一度火爆但实际上很可笑的说法——县城婆罗门。它刻意强调县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体制内的“代际传承”，将县域体制内群体描绘为生活安逸、社会地位优越的“地方贵族”。这种叙事强调他们低于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高于平均水平的稳定性以及在地方社会网络中的中心位置。

这在某种程度上当然是事实，但“安逸”绝非永远。在经济联动如此紧密的现代社会，没有真正的避风港，县域的短暂安逸，只是因为它对市场和经济的反应比大城市慢一拍而已。一线城市的问题终究会传导至小城市、县城和农村，而且当这些问题到来时，县域和农村原有的封闭守旧等缺陷会放大甚至激化。

县城的“体制内安逸”，隐藏着深刻的生存困境。所谓的“社会地位”高度依赖于体制身份，个体价值被简化为职位与单位，县域资源有限导致的机会匮乏也被“安逸”叙事所掩盖，更何况这种生活模式的代价是个人选择空间的极大压缩。

对女性而言，县城神话更具欺骗性。它许诺了一种“体面”的生存方式，却往往要求女性接受传统性别角色的全面回归。事业上的“玻璃天花板”比大城市更为坚硬，家庭责任的压力更为直接，个人发展路径更为狭窄。编制带来的“安全感”与性别角色期待结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规训体系。

鲁山女教师的悲剧再次揭开那个原本清晰但很多人一辈子也看不明白的事实：当社会将所有人推向同一条狭窄通道时，最先被挤压的往往是那些已经处于结构性不利位置的群体。当社会流动通道收窄，考公考编变成理性选择，且地方文化以家族与父权为中介时，女性会同时遭遇经济与人身自主的双重窒息。编制不应成为人生的囚笼，县域不应成为观念的孤岛，稳定不应成为可能性的坟墓，现代文明社会的每个人都应保有说“不”的权利与离开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