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自费留学，杨振宁“两代恩情”

1948年夏，杨振宁已为杨振平在美国布朗大学申请到半额助学金，父亲杨武之还是决定让振平去美国。正好邓稼先也要去美国读博士，于是振平和邓稼先于当年8月离开上海去美国。

邓稼先站在轮船的甲板上，思绪万千，心潮就像船边的浪花一样起起伏伏。他想起临来美国前，一位对他思想帮助很大的同志袁永厚说过的话：新中国的诞生不会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天快亮了！好友要他留在北平迎接解放，继续发挥骨干作用。但是邓稼先明确地回答袁永厚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一定回来。”事隔40年之后，在1988年的夏天，袁永厚先生作为中国派驻香港人员，在寓所接待了前来访问的许鹿希。当时香港还是英国的属地——回忆起当年的往事，袁先生仍然清楚地记得邓稼先说的“祖国建设需要人才”这句话，不胜感叹。这位在关键时刻往往极有远见的青年，果断地决定走适合自己特点的路来为祖国服务。这一点，稼先心里非常清楚。

1948年10月，他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读物理系。邓稼先为什么选择了核物理，并且以《氘核的光致蜕变》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其缘由在40多年后才明白。1990年杨振宁先生在美国石溪办公室与许鹿希谈话时告诉她，在1948年那个时候，现在所谓的基本粒子还只是刚刚开始。核物理已是比较大的一支了，它起始于1930年左右，到那时核物理已经快有20年的历史。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做核物理的人非常多，很热门。邓稼先到了普渡大学物理系，他的导师荷兰人德尔哈尔是搞核物理研究的，所以邓稼先当然很自然地也做了核物理方面的研究。他的论文题目《氘核的光致蜕变》，在当时是一个很时髦的题目，要细分类的话，属于理论核物理范围。

邓稼先到美国后的第一个强烈感觉就是美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与战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科技水平之间有着难以想象的差距，这个事实再一次刺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他的脾性发生了一点变化，他下死功夫读书了，过去在西南联大上学时的潇洒气派减了，增添了一份玩命似的勤奋。有一段时间，他曾和后来是我国著名的低温物理学家洪朝生院士共租一间房子。

邓稼先刚刚到普渡时是一名自费生，过了一段时间，他各门功课的考试都已达到了85分以上，过了标准分数线。他因此获得了奖学金，生活也就得到了改善。在吃饭前不用发愁，每餐都可以吃饱了。

冯友兰教授1948年自北平清华园寄美国其儿子的航空邮件，摘其内容如下：“现在朋友中的子弟出国成绩最好的是杨振宁，他不但成绩好，而且能省下钱帮助他家用，又把杨振平也叫去了，又帮助邓稼先的费用……”冯友兰教授曾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与杨、邓两家都熟。从此邮件中更证实了杨先生对邓稼先的帮助。邓稼先也曾多次对许鹿希说过，杨振宁对我们家，是两代的恩情。

因为邓稼先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功课的底子打得扎实，他在许多稍微看看书就可能通过的课程上尽量节省精力和时间。尤其是德文课，这是他在联大时学得相当好的第二外国语。在普渡，他一次也没去听过这门课，坐吃老本，考试居然顺利过关，拿到学分。于是邓稼先把自己从过去底子很厚的那些课程上挤出来的时间，当作最宝贵的财富，全部用到钻研物理学发展前沿的新成果方面。一般和他接触较多的同学，对于邓稼先的印象多半是他的热情、诚恳、待人随和以及孩子般的天真，不太容易看到他在关键时刻从大处着墨的眼光和气魄，而这是邓稼先能够在许多方面取得重大成绩的一种最重要的品格。

邓稼先在导师的指导下，夜以继日，只用了一年零十一个月的时间，便修满了学分并完成了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时值1950年8月20日。

在取得学位后，这位只有26岁的物理学博士，立刻准备行装回国，虽然在此以前他曾面临新的选择。因为普渡大学物理系的德尔哈尔教授有意带他到英国去继续深入研究。走去英国的路，将使他成为站在物理学发展前沿冲锋的战士，并且为摘取科学桂冠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这对于一位有志于科学事业的青年当然是一个极富吸引力的召唤。在这样的机会面前，在教授的热情鼓励下，不能说邓稼先内心毫无所动。但是，他婉言辞谢了这位名教授的好意，他要抓紧时间，回到中国去。

特别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邓稼先觉得必须尽快行动，他怕夜长梦多，所以在拿到博士学位后第九天就从洛杉矶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归国了。他的直觉并没有错。那一次，钱学森先生的行李刚搬上船就被扣下来；赵忠尧先生和邓稼先他们同乘一条船，但到日本靠码头时赵忠尧也被扣下来了，后经中国政府交涉才放出，乘后面的船回国。与邓稼先同船的约一百多名中国留学生，其中有他的同学陶愉生，以及后来是北京协和医院著名的眼科专家劳远秀教授等人。他的好朋友王守武、葛修怀及吴大昌、程光玲两对夫妻，都乘下一班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经同样路途回到大陆。此后约有数百名中国留学生从美国被放回来。自从1950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的战斗打响后，由美国乘船直接回到中国大陆的事便暂时停止，其间中断了好几年。

邓稼先的行李不算少，但除了当时算是新鲜的压力饭锅及一点衣物之外，大量的是对他有用的书籍和杂志。这些书籍杂志和他迫切要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心情一样，分量是沉甸甸的，别的东西与它们相比，都不在话下。金秋时节，威尔逊总统号驶抵香港。1950年时中英尚未建交，当时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其他国籍的乘客都能在香港上岸，但是不准船上的中国学生在香港登陆，他们只好分批乘小木船划到中国境内上岸，最后在广州聚集。一群满腔热情的海外学子，第一次踏上了新中国的土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他们受到热情的接待，住在广州爱群大饭店，组织参观，向他们介绍新中国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