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私下谈起，关于怀孕生子的事儿

2006年杨振宁会回顾近50年前他的生命历程，其来有自，原因是4月间在美国德州的达拉斯，举行了一个宇称不守恒50周年的研讨会。研讨会由当年首先做出实验结果，证实那个物理观念革命的吴健雄的一位女弟子库勒(N. Koller)筹划，吴健雄实验得到确实结果，是在1956年的年底，那年正好是第50年。

吴健雄最早做出了实验结果，造成杨振宁和李政道得到诺贝尔奖。被许多人认为应该共同获奖的吴健雄，1997年已经去世，无缘与会。吴健雄的儿子袁纬承也是物理学家，他出席会议讲述母亲的生平和工作，此外李政道以及当年也做了一个实验证实了宇称不守恒，后来因他项工作得到诺贝尔奖的莱德曼(L. Lederman)，都在会上发表演讲。

杨振宁在会中的演讲，题目是《门在哪个方向？》(In which direction is the door?)。杨振宁讲这个题目，是因为1957年初，杨振宁得知吴健雄实验有了确实的结果之后，给当时在维京群岛度假的奥本海默发了一封电报，告知了这个结果。二战时曾领导美国原子弹发展计划的奥本海默，与杨振宁可说亦师亦友，他给杨振宁的回电只有短短几个字，“走出房门”。奥本海默之所以回这样一个电报，是因为杨振宁在1956年的一个报告中，曾经将当时物理学界面对宇称不守恒的情况，比喻为一个在一间黑暗房子里的人，他知道在某一个方向一定有一扇门，但是门在什么方向呢？

2006年的4月22日，当年曾经密切合作，后来争吵决裂的杨振宁和李政道，在达拉斯的这个会上碰面。李政道先做的演讲，讨论了一些微中子的研究，也谈到吴健雄和她的实验，没有触及当年与杨振宁的合作。接下来莱德曼的演讲，谈论他当年做另外一个证实宇称不守恒实验的过程，杨振宁都在座上。

杨振宁在下一会程中演讲《门在哪个方向？》，也没有触及敏感的与李政道的合作问题，他在演讲中引述了当时方甫去世的杰出物理学家达利兹1982年在巴黎一个物理学历史会议中的谈话，达利兹谈到当年自己如何错失了宇称不守恒的想法。杨振宁演讲中有一句话，大意是“李和我写论文之后，也不认为宇称一定是不守恒的，于是我们转而研究统计物理”。

这时坐在台下的李政道立刻大声说，“这是你的想法。”(That’s what you think.)杨振宁没有理会。接着打出一张有名的照片，那张照片当年曾经登在美国物理学会的《今日物理》封面上，照片是一页物理的笔记，是杨、李写出宇称不守恒论文之后李政道的一个笔记，而内行的物理学家一看便知道，笔记上多半都是统计物理的问题。杨振宁说，李政道看到这张投影片，又在台下大声说：“这是我的，与你无关。”(That’s mine, nothing to do with you.)这是那一年杨振宁3个月美国旅程中的一个插曲。

2006年6月间，杨振宁和翁帆由美国回到中国香港，再度受到新闻界的关注，也问起他们怀孕生子的传闻，后来杨振宁私下谈起此事，说他们也曾考虑此事，但是还是决定不宜有孩子。7月初杨振宁偕翁帆一同到台北参加“中研院”院士会议，由于是两人婚后头一回到台北，自然引起新闻的热潮，也有人再追问怀孕之事，杨振宁神情愉畅，翁帆应对自在，两人出入都拉着手。在媒体访谈中，杨振宁谈到有翁帆做他的伴手，让他觉得安全，他也不讳言谈到生死问题，显见他们缘近气投的情感，得到普遍的好评。

当然，正如杨振宁在和翁帆订婚时所说的，他知道两人年岁的差距，免不了要引起议论，后来也有人以诺贝尔奖得主是有权势地位的，而对这样的婚姻提出严厉批评。在香港也曾经有一位出名的女性作家，以性别主义和传统文化的角度，对杨振宁和翁帆的结婚提出批判。杨振宁和翁帆还联名写了一篇短文回应，这先后的两篇文章，后来都收录到杨振宁出版的一本新书《曙光集》中。杨振宁在新加坡的一次访问中也说，他并没有做过统计，不过觉得在报纸、杂志和网络上，对于他和翁帆的结婚，百分之七八十是正面的，只有百分之一二十是负面的。

对于老年丧偶再婚这样的事，杨振宁是采取一种务实的态度。他在与翁帆结婚后曾公开说过，如果没有和翁帆结婚，他也可能和别的女士结婚。他曾经举出一个例子，那就是杨振宁认为曾经做出十分重要数学工作的19世纪英国数学家哈密顿(W. R. Hamilton)，哈密顿在太太过世之后，过了相当漫长的孤独日子，甚至书页上都有饮食的污渍。杨振宁说，他不要过那样的日子。

杨振宁直到逾八旬之龄，健康情形都很好，思虑清明、眼力未衰，只有在大演讲厅里，需要助听器帮忙改善听力。过去一向有惊人记忆力的杨振宁，还是旧事新物、博闻强记，不过私下会半开玩笑地承认，过去如果有人说他会记不住事情，他绝对不信，后来开始相信了。

他和翁帆的生活，除了在外旅行，多是居家生活。翁帆过去并不长于家事烹饪，不过杨振宁对饮食不讲究，有时翁帆在家做些简单的食物，杨振宁也都很能欣赏。两人在家有时消遣会看一些电影，对许多事认知能力过人的杨振宁，对于电影中的角色关系，常会弄不明白，总要靠翁帆的解说。杨振宁也承认自己认识人的眼力，似乎比较慢。他还犯过一个错误，就是头一天见到一位知名的女作家，第二天再见面时，居然很高兴地把这位女作家称呼作另一位女作家。

翁帆的个性一如杨振宁在宣布他们订婚短信中形容的，开朗乐观，虽然她认为杨振宁很固执，做事的性子很急，但是她并不会把两人的关系推向一个僵局，有着比她年龄更成熟的历练。在物理界一向以不善于动手出名的杨振宁，也是翁帆眼中不动手的人，不过杨振宁倒是很热衷于在计算机上编制他过去生活和家庭的电影。

杨振宁也曾经说过，一个人年纪大了，对于婚姻的态度和年轻的时候会有不同，不会想要去改变你的配偶。他说和翁帆在一起后，使他更了解了像翁帆这一代中国年轻人的想法。

杨振宁的研究兴趣是物理数学方面，有时也会出个数学题目让翁帆试试。两人在外访问旅行，如果参观博物馆或美术馆，会玩一个小游戏，就是在里头参观时不讨论，出来后交换意见，看各自最喜欢哪一幅画。翁帆觉得杨振宁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不会令她沉闷，她也十分尊敬杨振宁为人的品德。

如果是在清华大学或者香港中文大学，杨振宁每天早上都会到办公室工作，下午基本不去，也会睡一个多钟头的午觉，他在计算机网络上相当积极，一般来说电子邮件的回复相当迅速。

耄耋之龄的杨振宁，虽然也已不如过去那样奋力在物理前沿工作，但是仍然写了几篇很好的论文，发表在一流期刊。这些工作是延续他20世纪60年代所做的统计物理研究，这方面研究当年因为没有实验技术可以证实，所以到70年代他就不再做了。近年这方面的实验技术精进，有了许多极其美妙的新的实验，成为一个被称之为“冷原子”的热门领域，他20世纪60年代的工作也多被证实，杨振宁于是重拾旧笔，再成新篇。

杨振宁也说自己十分幸运，到了这样的年纪，还有机会和能力能够在科学前沿上工作；他说在科学历史上，这样的情形是很少见的。

搬回北京之后，杨振宁除了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书，更多关心广泛的教育、文化甚至政治问题，他不但经常受邀在中国各地公开演讲，也在新加坡等华人地区多次演讲。

对于中国的大学教育，杨振宁以他在美国大学教书50多年的经验，认为中国大学学生的平均贡献，并不低于美国的顶尖大学，这种言论与中国知识界的一种“批评才是硬道理”的潮流，似乎形成对立之势，因而有些人就批评杨振宁的看法是为了讨好中国政府。

2004年杨振宁做了一个题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演讲，他提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也认为是造成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他大胆提出假设，认为《易经》的浓缩、精简和符号化精神，影响了单音汉字的发展，以及中华文化的审美观。

杨振宁的这个演讲和后来写成的文章，并没有批评《易经》和中国传统的哲学，主要还是在指出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与西方走了一个不同的方向，但是同样是不符合中国近年来的某一种以西方为进步思维的影响，尤其是他说的《易经》没有演绎法，而造成中国没能发展出近代科学的观点，更引起《易经》专家和一些持科学进步论点看法人士的大力批评。

另外一回，他回答记者中国该如何创新的问题，说现在全世界都在提倡创新，他认为有四种创新：一是爱因斯坦式的创新，一是杜甫式的创新，一是比尔·盖茨式的创新，一是任天堂式的创新。杨振宁认为，这些创新名字是一样的，但是性质很不同。

他认为，必须注意这些性质的创新，哪些对当前社会最为重要。他说，对中国来说，比尔·盖茨和发明任天堂的创新，对当今中国是最需要的。他也说比起这些，得诺贝尔奖反而不是最重要。结果，报纸出来，变成杨振宁主张诺贝尔奖无用论，使他又被痛骂。

摘自江才健的《杨振宁传：规范与对称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