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如何偷走人的灵魂？陈毅绝命诗还原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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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陈毅（右）、谭震林。（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兴起之时，许多追随者出于救国救民的愿望而学习、接受它，对其深层的内涵和毁坏人类文明的后果并没有认识。其中很多人一直保持着比较传统的价值观，在共产党的精神宣传和政治谎言中错误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道德追求。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林彪，崇尚儒家思想，私下讲“克己复礼”，直到文革时期去世后和孔子一起被批斗否定。而另一方面，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又在共产党的思想影响下发生着微妙的改变，使他们误入歧途，参与巨大的罪行，成为神州大地饱受赤祸蹂躏的关键工具。本文以“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所作的一套著名的绝命诗《梅岭三章》为主题，谈谈共产党对人精神的变异在陈毅身上的体现。

原文如下：

“一九三六年冬，梅山被围。余伤病伏丛莽间二十余日，虑不得脱，得诗三首留衣底。旋围解。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当时作者因为战事中的意外落入危险境地，觉的恐怕将要兵败而死于此时，所以如自古以来很多大义之士一样，写下了这套诗，展现自己临死前的思想情感。文中确实展现出了其无畏生死、真诚无私的精神，也因而被历来的政治宣传、评价者盛赞。虽然共产党习惯于进行虚伪的宣传，但这首诗的创作背景使得其确实是内心思想很真实的展现；现在较老一辈的许多人及历史爱好者可能对这种“革命精神”还有很深的印象和认可。

然而，此诗也恰好表现出了作者绝不同于正统文化的变异思想。最突出的一处是“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表现的豪气十足、宁死不屈，死后也要继续战斗。诗中说要在阴间重整部下的亡灵，起兵“斩阎罗”；如果说是他希望继续参加革命，那阎罗王大概就成了革命的对象，阴间的“反动统治者”。许多中共视角的诗评确实这么说，认为“阎罗”在这里就象征“革命”的敌人。

但为何阎罗王在陈毅的心目中被视为要“斩”的敌人？既然他在诗中写了这些，说明他对冥间是有概念和认识的，否则在那种环境下不太可能把自己完全不相信、不理解的事物写进来（毕竟也不是历史典故）。传统文化中阎罗王是统治冥府的主宰，相当于阴间的领导者，审判亡灵的功过，安排其转生，和世人的善恶、道德关联很大。生命行善行恶的报应，缘分的安排，都需要由阎罗王细细审辨。古人相信天理，讲究善恶有报，认为冥府的审判就是关键的一环。而陈毅却想要造冥府的反，把这个伸张天理正义的冥王给斩杀，这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

共产党讲究斗争，红军就是武装造反而生的。所谓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实质上不是指无畏于敌人，而是敢自行否认一切规则。国民政府把共产党判为非法，那就认为政府有罪，是“阶级敌人”，起兵造反；冥府可能判参与共产党的鬼有罪，那就把神也看成是“万恶的”，肆意亵渎神灵，乃至想到斩杀冥王。“阶级斗争”的理论鼓动着这种观念，产生一套错误的价值观，让人在仇恨的不理智中把人间的法律、道德的规则、君王的统治乃至神圣的天理视为“罪恶”的“剥削”；暴力革命的观念直接诱导人使用残暴的方式去对待所谓的敌人。这一切与马克思主义反神、反宇宙的根本因素有着紧密的关联——“神”的概念直接对应着“阶级敌人”的“压迫”，尽管人对神的真相可能一无所知。“战天斗地”“无法无天”等等不只是修辞手法，而是共产党人的思想受到这种变异后的真实展现！

遍观古代历史，没有一个人物表达过这样的思想；恰恰相反，众多英雄豪杰在争斗、苦难中即便悲痛怨恨，最终也总怀着对天理正义的向往之心。年代较近的，例如清末改革者谭嗣同，他在变法失败后不愿逃亡，被捕而牺牲，狱中题诗中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展现出内心无比的坚忍、坦荡和正直，震撼人心。再以明末袁崇焕为例，他被诬判谋反，酷刑处死，民众被蒙蔽而恨之入骨，可谓奇冤；然而他同样在临死前作《临刑口占》，可谓忠心至诚，又能淡然超脱：“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更早者，以名将岳飞入狱前不久所作的《满江红》为例，首句便是“怒发冲冠”，全词表现出很强烈的情绪，“靖康耻”“臣子恨”乃至把敌人食肉饮血，感情非常澎湃；但最后还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表达出忠君报国之心，也是对天理的崇敬、对正道的追求。

诗中还有一句“投身革命即为家”，也表现出了一种变异的观念——把血腥暴力的革命活动和承载爱和温情的家庭生活合二为一。传统上没有人这么想，现在大多数人也会感觉奇怪，最残忍和最慈爱的事情怎么能放在一起呢？古人诗中写战争，在表达忠勇之心的同时，也感叹于其残酷与因此无法顾及家庭的遗憾，像“家书抵万金”“可怜无定河边骨”“万里长征人未还”等等，所谓自古忠孝难两全。然而，在共产党给人的观念中，残酷的规则和斗争要从战场延伸到人的方方面面，乃至原来温馨的家中——从而达到一种所谓的“忠孝两全”；或者说，人需要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包括自己的婚姻、家庭等。

传统社会讲究的孝道、对家庭关系的尊重在共产党的眼里没有很大意义，而重点是要同化于暴力革命的需要；因为它是不要也不承认仁慈与善良的，包括人的天伦。马克思主义提出时就明确的讲希望消除婚姻、家庭，只不过在历史上没能做到极端。

这样想来，在历史上，党组织按政治需要分配人们的婚事，文革中鼓励亲人相互揭发、斗争，计划生育、无视家庭现实和亲情……许多许多人们所诟病的事情，深层上与共产党对人精神的这种变异有因果关系。一定程度上因为这种变异，在早年的共产党组织中，对婚姻和性很随意，人们为了满足自己不负责任的情欲，加上革命的动荡，出现诸多再婚、重婚、婚外恋等等，不以为耻，甚至视为“革命”的光荣。例如，“十大元帅”平均每人结婚超过三次（有统计称近五次），尽管当时已经没有娶妾的概念；有的妻子比自己小几十岁。抗战时期陕北流行的民歌《白马调》（后来改词成为歌曲《东方红》）的歌词“待到打下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正是共产党让个人的婚姻与家庭为残酷的“革命”服务的生动展现。

共产党教人斗争一切，包括人思想中最高的世界观、价值观，把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切文化都触及到，在其指导下去破坏、改变；而后，建立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等与哲学理念有关的全新思想观念，认为这会给人带来极大的“解放”，得到幸福。当时的共产党员、支持的民众、投共的官员、被迷惑的美国政府等等，都幻想着共产党执政后的“新中国”；陈毅在最后一句写道“人间遍种自由花”，也是出于这样的理念。可叹！事后人们才知道，共产邪灵在人间遍种的，原来不是自由之花，而恰恰是使人失去自由的暴政之荆棘。

战争的血雨腥风确实终有涯，而毁坏人类文明的血雨腥风才刚刚开始。人们所追求的“打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原来是一个最大的谎言，共产主义根本没能造就想像中的新世界，而只是一次次在政治运动中残忍地破坏和毁灭人类文明中宝贵的一切，把世界拖向深渊。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认同者，产生了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世界观的变异。这套思想体系在人心中实际上是一个极高而又极强的存在，批判人类原有的一切理论、认识、感情、信仰和理想，而后进行否定、篡改，对个人精神的改变深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一切文化观念、宗教信仰，表现上可能是微妙的，但是根本上的破坏是可怕的。当今许多人避重就轻，认识不到关键，模糊、弱化这一切，把共产主义看成一个主要是经济、政治问题上的思想派别；而这样做让实际上存在的严重变异因素能够继续在社会上大行其道，并且在各种方面变异人类，最终使人类走向毁灭。

所以，真心地希望明白真相的世人们都能够细细反思自己观念中受共产党变异的因素，予以纠正，从根本上清除这套邪恶体系的干扰与破坏，使人类能够拥有美好的未来。

最后，借原诗第三首略改，以抒感怀：

心从革命不知家，赤雨共风未有涯，谬义虚仁终世叹，红尘尽安自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