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国大学生为何“回炉”读职校

拥有本科学历的大学生“回炉”职业院校进行技能培训，多年前已有类似的实践。但最近这种现象似乎预示着中国就业市场上发生一种“结构性转变”，因为中国大陆的经济现实已发生根本性变化。

大学毕业生选择读职业学校

最近发表在“日经亚洲”网站上的一篇名为“为何众多中国大学毕业生选择读职业学校”的财新文章提到，获得器乐演奏学士学位六年后，高胜寒重返课堂。这次，她是广州白云商务技术学院的新生。她的新专业是时尚设计。

大学毕业后，高女士从事过多个行业，做过音乐老师，经营过餐馆，还开了一家服装店。最终，她踏上了许多人称之为“再造”的道路——重返校园，接受技术教育。

财新文章评论说，这一趋势也体现了中国最顶尖院校的毕业生，在充满挑战的就业市场中，对教育和就业的态度发生深刻转变。

洛杉矶电影学校留学生王先生对大纪元表示，他在中国大陆时周围就有这样的例子，有本科生找不到工作，就重新去读一个铁路大专。因为很多铁路员工岗位并不是通过社会招聘，而是铁路职业学校学生毕业后，直接分配到不同的铁路公司。

王先生提到，他还有一个好朋友去考社工，社工每个月才一千多人民币，是一个很廉价、很苦的岗位。但即使是这样，报名者也特别多，录取的人特别少，因为社工长期而稳定。“你就知道现在就业环境有多差。”他说。

财新文章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白领岗位求职者过剩，而新兴产业技术人才短缺。并称这些结构性变化，都植根于经济现实。

华裔经济学者李恒青对大纪元表示，所谓结构性变化，实际上就是原来那些阳春白雪学科白学了，职业市场上不接受，那些技能都没用了。

“但是不是这样呢？其实不完全。”他认为，真正的原因还是经济下行，这才是核心。

李恒青说，这个音乐老师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经济好的时候，很多中等收入家庭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让孩子学各种各样的技能，比如弹钢琴要弹多少级，这时候音乐老师私教就成为职业选择。

他分析说，现在中国经济下行，原来中等收入家庭现在已变负收入家庭，大家不学了。钢琴销售量十多年一直是高歌猛进，国内钢琴生产企业像珠江，不断地从海外吸引人才去生产钢琴、调制钢琴。但现在不行了，学这个阳春白雪的没有用。

就业市场结构性转变

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从事蓝领技术工作并不是他们的首选，互联网科技、教育、房地产、外企等白领职位仍然是最好的选项，不过这样的职位越来越少了。

其背后原因并非因为中国企业失去了扩张的想法，而是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当局以整顿及国家安全为名打击金融、教辅、房地产及外企等，摧毁了中国过去几十年为中国大学毕业生提供职位的基地。

原大陆音乐老师耿陆弢亲身经历了2020年和2023年两轮教培行业的政策打压。

他2019年入职音乐教培行业时还是比较赚钱，上课的学生非常多。随着中共党魁针对私营教育机构的“双减政策”出台，他感觉这个行业没法做下去了。

“比如说我一周可能原来能上30节课左右，后面就会缩短到20节课这个情况，就是对于我的收入来说，是一个将近三分之一的缩水状况。”

“双减政策”让耿陆弢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机会，“这让我彻底明白，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在国内待下去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决定来到美国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李恒青表示，民营企业过去解决了中国90%人口就业率，但当局不断地打压民营企业。他指出，9月1日开始实施的强制收社保，对民营企业打击非常大。

他说，现在政府没钱了，强迫小企业必须要交五险一金，把原来可交可不交的灰色地带全部抹平了。如果要五险一金交全了的话，企业等于要把工资增加30%，很多中小企业关门大吉或雇那些已经退休的人，最后就是民营企业没法雇毕业生。

过去几个月以来，在大陆网络上人们开始怀念“经济上行时期的美”。陆媒报道说，这种怀念，本质上是对一种“确定性”与“努力能改变生活”这一信念的追念。

陆媒报道说，十年前，大学生就业的首选行业还是互联网，那时候的年轻人冲在一线没日没夜地开发商户，但没有像今天的年轻人一样觉得自己是“牛马”，成就感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业绩的快速增长与薪资的匹配。这种“付出即有回报”的确定性，让大学生可以自由择业，体制内并不是首选，而如今考公越来越成为更多人的选择。

2017年大学毕业王先生追忆说，当时他和周围一群90后年轻人每天都谈工作、谈梦想、谈创业。每天大家都会互相比较，比如说跳槽一家新公司赚了多少钱，月薪是多少，公司福利待遇有多好。

“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他说，两年前开始大量的公司倒闭、外企撤离，很多人失业了。大家不再谈论梦想了，所有的职业发展、跳槽拿薪水这件事情都不存在了；现在想的是有份正常工作不被裁员就好了，如果被裁员的话，要么回老家躺平，要么去送外卖、当滴滴司机；越来越多人会谈论35岁之前赶快考公务员、当老师，进国企，不像以前那样去谈论私企、外企怎么赚钱了。

现在谁创业谁赔本，他说，“我认识好几个人去创业了，结果都赔钱了，现在比较尴尬。”

据王先生在中国时所了解的情况，因为中国现在环境压力太大了，很多人有抑郁症或焦虑症，越来越多的人去看心理医生。

耿陆弢对大纪元表示，现在中国经济下行，民营经济被打压，白领工作减少。这种现象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共倒行逆施的结果。它只是服务于领导和权力，才迫使一代代年轻人不得不一次次“再造”自己，去读职校、学技能，只为了活下去。

中共为何推崇职业教育？

拥有本科学历的大学生“回”职业院校进行技能培训，被大陆媒体称之为“本升专”。多年前已有一些职业学校推出“大学生技师班”，招收已经有本科学历的学生。

近年来中国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许多本科生不得已“回炉”读职校，成为公众关注话题。

尽管当局高喊职业教育的发展前景、职校学生的高就业率，鼓励大学生进工厂“打螺丝”，但职业教育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乐观。

2021年党媒《人民日报》报道，近5年高职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稳定在90%左右，中职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稳定在95%左右；麦可思研究院的一份报告也发现，2024年职业院校毕业生毕业六个月后的就业率为88.6%，略高于本科毕业生的86.7%。

这些数据没有提到的是，所谓的就业率中包含了“升学”，真正进入就业市场的中职、高职生并不比大学生多。

据2020年的一项抽样调查，中职毕业生中直接就业的比例约为35%，约65%的学生选择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

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22年，北京市中职学校毕业生升学率达92.13%；2024年，合肥市22,330名中职毕业生中，升学比例也超过了七成。

2023年上海中职学校毕业生总数为33,681人，毕业去向落实率为96.26%，但其中升学学生占比78.68%；2023年上海市高职毕业生总数为42,709人，毕业去向落实率为97.96%，升学率为17.76%。

中职毕业生的收入也远落后于本科生。根据一份2019年的大规模调查，40.5%的中职毕业生月薪在2001～3000元，32.5%的人月薪在3000元以上，同时有近27%的人月薪在2000元以下；对比之下，麦可思研究院根据调查估算，2019届高职毕业生平均月收入约4295元，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约为5440元。

即使制造业岗位充足，很多职业学校学生也不愿选择蓝领工作。

中欧商业评论引用上海一所职业技术学校执教超过10年的L老师的话说，年轻人不热衷于从事制造业，比起进工厂，年轻人倾向选择送外卖、开网约车。

“国家（中共）一直强调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有同等的地位，但我们都知道，地位不同才需要强调。”L老师说，企业给予一线工人的待遇和福利保障不够，对“蓝领”的尊重程度不高，加剧了职业教育“矮人半截”的局面。

北京大学学者田志磊等人发现，经济地位最弱势的家庭，读中职比例最高。

一位上海中等职业学校的老师列举了学生家长的职业，“工人、保洁、食堂打菜员、无业……不少学生是没有本地户籍的流动儿童。”

李恒青表示，职业高中一般都是成绩比较差的学生去，优秀的基本上还是去上大学。这个一直没改。现在反过来了，说职业教育重要。但实际上原来那些上职业高中的同学，他们还是在底层。

“这根本不是一种新现象，纯粹就是现实。”他说。

陆媒也认为，“本升专”并非主流选择。媒体对职业教育高薪个例的报道，强调职业教育的供不应求，似乎给中职教育带来了希望。但这些案例之所以成为新闻，也侧面说明了它们尚未成为普遍现象。如今大学生真正热衷的是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编制。

耿陆弢表示，中共推崇职业教育并不只是单纯为了提高技能人才数量，而是带有政治目的。就像之前宣传“大学生要脱下孔乙己的长衫”一样，这是在贬低大学学历的价值，让年轻人接受去工厂、去做普通劳动者的现实。

“这其实是一种国家层面的洗脑——让大学生觉得自己不再特殊，自愿去成为‘新质生产力’，成为‘韭菜’和‘人矿’。年轻人每天为了生计奔波，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言论自由、法律公平等问题，自然更利于维稳和统治。”

耿陆弢认为，未来中国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只会越来越严峻，就业机会会越来越少，学历的社会价值也会继续下降。大学生群体可能会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新反抗力量，将来会在反抗暴政和争取自由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