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有缘得识张爱玲

同床之雅——结交庄信正

一九六零年九月，我从台湾搭乘民航CAT留学生班机动身，螺旋桨的推进机，上上下下的跳岛飞行，经过漫长的颠簸摇晃，到达西雅图（Seattle）时，我已是昏昏沉沉，不辨东西了。

甫出机场大门，一片眼花缭乱，高速来往的汽车，五彩缤纷的颜色，这是当年在台湾所梦想不到的景色。

初秋美洲大陆的空气，显得异常清新干燥，令我回忆起幼时在南京的情景，然而在旅途赶路的我，却没有心情领略这些，只是急急地想在这人地生疏的地方，尽快地能搭上灰狗客车，赶到在Minneapolis的学校上课去。在灰狗车站托运行李时，发觉班车要到第二天清晨才能出发，怎么办呢？非得找地方过夜才行，可不能在机场的会客室里睡觉！包何况那会客室仅是那打扮得像卓别林留小胡子的领事先生，为了暂时安顿我们这些没有找关系拜托他的学生，请机场当局给我们落脚的地方。而他自己却早已带领那些有关系的子弟们，扬长而去了。

我当时又累又饿，而口袋里的少数美金，是当年父母以他们做公务员勤苦所积的钱，在台湾的地下钱庄经黑市兑换而来的，它在我心上的份量非常沉重，可不能乱花！

有位同机学生找到了一家便宜旅馆，不带浴室的单人房一块钱一晚，大家一哄而上，每人都想省钱，反正明天一早就要动身了，两个人挤一张单人床，将就过一夜吧。

和我同床的是一位山东口音很重的人，从来没有见过，不晓得从哪里突然冒了出来，手里紧紧地握着一个蓝布包，板着脸没有一丝笑容，因为长时飞行，没有机会洗澡，身上淡淡的飘出一股味来。他匆匆告诉我一个名字，我当时心不在焉地也没听清楚。

那时我满身带的都是台湾习惯，好几天没洗澡了，只觉满身发痒，非得要冲洗一下不可！于是慌慌张张地向浴室跑去。

进浴室的当儿，我照旧把鞋子脱了，放在门外走廊边，然后关门就浴。

等洗完了澡，一步跨出门来，奇怪！鞋子呢？

起先以为那位仁兄在这种忙乱场合还会跟我开玩笑，后来渐渐地觉出不对，我仅有的，朋友为我出国而送的全新皮鞋已不翼而飞了！我另外带的一双力士鞋在行李包里已被灰狗车早些时送去了Minneapolis，可不是，我要面临光脚走路的命运了！

不行！在到美国这黄金国度的头天晚上居然有人偷我的鞋子？真是不可思议，我得要旅馆老板陪鞋子！

在一片道歉声中，日裔旅馆老板拿出一堆他穿过的旧鞋子给我试，全都太大不能用。买新的要八块，太贵了，想想来日要钱的时候多得很，再向家里要？不可能，家里的储蓄都在我的口袋里了……正好预官七期的顾锡元同学身边有一双多下的没穿，试试小了一点，将就一下罢，到Minneapolis后再还他。

经过这阵折腾，回到房中，那位山东朋友已经抱着那蓝布包呼呼入睡了。

挤在一张不习惯的软钢丝床上，全身不知如何安插，就如此地过了一夜。

第二天天不亮，大家就开始忙着各自上路，我也早就把那位同床的山东朋友给忘掉了。

直到一九七零年，在洛杉矶的一个朋友婚礼上，我见到了一位似曾相识的人，我们互相端详的好一阵，想不起在哪儿见过，想着想着，突然恍然大悟，原来他就是那位在我初到美国头天晚上有同床之雅的山东朋友！

他的名字叫“庄信正”，这回我可再也不会忘掉了！

之后我们经常来往，交谈，他家里常常坐了一大堆人，多半是文艺界的，地上桌上架上摆满了书。一到他那里就觉得无拘无束，吹起牛来特别痛快，我慢慢地体会到他是位重感情的人，而我们的性格和志趣也颇为相近，如此逐渐地结下了不渝的友谊。

介绍一位朋友

— 张爱玲

自一九七四年庄信正去了纽约后，我们不时有联络，一九八三年的一天，他突然来了电话，说是在洛杉矶有个朋友要搬家，托我帮帮忙，此人是位女士，没有什么亲人，在生活上如有需要也要我就近照应，我当时马上就答应了。唔，是的，朋友要我办事，说什么都得干，不然说我不够朋友，那还得了，不要做人了？

他说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张爱玲，是个作家，可是我却从来没听说过，更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之后庄信正又寄来了一些有关张爱玲的剪报和杂志，我才对她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从有记忆开始，我就被父亲大屁股背四书，小说是不准看的。直到小学四年级时，我才半懂不懂偷偷地开始看第一部小说——《西游记》。之后我就明里暗里一直被那些神奇古怪，飞仙剑侠所吸引、陶醉。在初一时为了迷恋武侠小说，曾经逃过学，留过级，这些事父亲事先是不知道的，他那是忙于事业，一天到晚不在家。

年岁渐长后，父亲也酌量的放宽看小说的尺度，但是涉及男女关系的《红楼梦》，则一直被他列为禁书，到初三时他还把我偷着看的《红楼梦》没收去丢在他办公室的字纸篓里。我虽然在这样的教育环境里长大，说老实话直到今天我真的还是没有看懂《红楼梦》，这可不能再怪我的父亲，因为他已去世快四十年了。

武侠小说对我一生发生极其深刻的影响，那就是锄强扶弱重然诺讲义气的价值观。为了要修炼武功，我打了近四十年的太极拳。我对在深山幽谷里勤修苦练的剑仙们始终抱有高度的崇敬和憧憬。

我可以看诸子百家，资治通鉴，可以欣赏唐诗和宋词，但对近代的小说，就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浏览，这可说是受了太多的“文以载道”的熏陶吧。

吃了一张汽车罚单

庄信正在我帮忙张爱玲的同时，曾大致地叙述了一些她的性格，我却没把这放在心上，认为搬家这种事情直截了当，没有什么复杂性，和性格扯不上边！

过了一阵庄信正又寄来了一个黄色信封，要我亲自送去给张爱玲，借此问问她需要什么，见见面，彼此认识一下。

一天我用庄信正给我的电话号码和张爱玲取得联系，约定在傍晚八点左右把信送去，那时她住在Hollywood的Kingsley街上的一幢公寓里，离我家有四十多分钟的车程。

那是一个秋凉的晚上，天在六点多就很快地黑了下来，饭后我套了一件夹克上车。平常上班回家后晚上很少外出，这天确是例外，车子开在路上要把前灯打开，经过Beverly Hills时后面突然被一辆警车钉了上来。糟糕！我大概要吃罚单了，但想不出我的车开得有什么不对。

原来车子前面的灯少了一双，变成了独眼龙，这毛病在别的城市不一定会被抓，唯有在防盗严密的Beverly Hills则逃不了此劫，如今拿了这张罚单，又得要破财，真倒霉！

上了三楼，从电梯出来后，向左拐就是一道长廊，黄黄暗暗的灯光，两边都是房间，一样的门，张爱玲住的三零五号是在右面。

敲了门后，里面窸窸窣窣的好一阵，一位女士用缓慢轻柔带点抱歉意味的声音说：“我衣服还没换好，请你把信摆在门口就回去吧，谢谢！”

我心中觉得满不是味，开了好一阵的车，又吃了一张罚单，连面都没有见到，唔，那庄信正也真是的……张爱玲这人确是有点特别。

第一次见面

一九八四年八月，我突然收到张爱玲的一封信，其中只说她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八四年，前后共十年时间，住在1825N. Kingsley Drive, Apt. #305, Hollywood，这就是上次我去见她而没有见到的地方，一九八四年夏六月她搬到2025 Argyle Ave, Apt. 26, Hollywood，两个月后，又搬到她现在下榻的这家汽车旅馆Plazars Motor Hotel，地址是777 Vine St, Hollywood。

信中什么都没提只写了一句“万一需要的话”，当时我捉摸不出是什么意思，她特地写信告诉我搬家的历史干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我作见证？直到今天，当我在此追溯她搬家的历史时，这封信才算真正地派上了用场。

后来她托我替她找地方住，待我把住房申请表寄给她以后，次年（一九八五）二月间，她从位在209 S Figueroa St, Los Angeles的Best Inn Hotel寄来一封短信，说她不能提供“申请房子的收入证件”，又“连日心境太坏，不想打电话”，叫我不必麻烦为她找房子了。

但是她又改变了主意，两个多月之后，张爱玲主动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我就在她住的一家汽车旅馆的办公室内，头一次见到了她。

到这时候，我对上次要见而没有见到的那位女士，已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很想会会这位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奇人异士。

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阳光还被晨雾淡淡地笼罩着。我照自己的习惯在预定的会面时间前早到了几分钟，旅社的大门坐北朝南地对着近城中心的Olympic（近似得考）大街，我先到办公室里以英语告诉那位东方面孔的经理说我要见Eileen Reyher（张爱玲的英文名字），然后在一把面向客房的椅子上坐下等着。

十点整从旅社的走廊上快步走来了一位瘦瘦高高、潇潇洒洒的女士，头上包着一幅灰色头巾，身上罩着一件近乎灰色的宽大的灯笼衣，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飘了过来。

打了招呼之后，她马上在那张能避过旅社经理视线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当她开始端详我的时候，“唔，你真是一位隐士！”我先说了这么一句。

她笑着没有回答，接着谈了一些问候生活起居的话。

我注意到她一直在避免旅社经理的视线，“这经理是中国人吧？”我问她，她还是笑着没有回答。

整个见面过程没有超过五分钟，她的气定神闲、头脑清晰以及反应敏锐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我也觉得她在观察我。

她送我走出办公室，在门口向我挥手致别，我走了几步再回头看时，她还是含着笑站在那儿，透着飘然出世的气氛。这时我才发觉她脚上套了一双浴室用的拖鞋。

搬来搬去

流浪的日子

自从一九八五年见过面后，张爱玲自己一直马不停蹄地在搬家，她住的多半是分布在洛杉矶市内的各个汽车旅馆。

自一般大众达到已车代步的生活条件后，汽车旅馆就应运而生了，它收费比正式旅社低，地点也较分散。因为造价便宜，市场需求大，数量就很多，除基本设备外，唯一供人方便的就是那宽广的停车场。张爱玲不开车，她住在汽车旅馆，我想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费用少，二是可以多搬地方——她平均一星期就换一个旅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没有太多的联络，她曾从不同的旅馆，寄给我几封信，也送了两本作品给我看，一本是我看不懂的《红楼梦魇》，另一本是《怨女》，我也没有看完。我们也曾互相通过几次电话，多半是我告诉她有关我的行踪，如有需要，请她不要客气，尽管来找我。譬如在一九八七年，我去了一趟欧洲，我也告诉她了。

张爱玲给我的信，按她的习惯，只写月日。地址和年代，只有在信封上才能找得到。而我平常收到信后总是不留信封的，因此有许多她住饼的旅馆，那地址我就不记得了，很是可惜。下面所列的是几家还留了些印象的。

Best Western Park Hotel: 434 Potrero Grande, Monterey Park

Monterey Park Inn: 420 N. Atlantic Blvd., Monterey Park

Bell Vista: 1065 N. San Fernando Blvd., Burbank

Howard Johnson’s Beverly Garland Resort Lodge: 4222 Vineland Ave., North Hollywood

Best Western Colorado Inn: 2156 E. Colorado Blvd., Pasadena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日，张爱玲从Redwood Inn Motel, Rm. #103, 9111 Sepulveda Blvd., Sepulveda写封信来说又要我帮她找地方住，信中留了个电话号码。她又说：“这两三年来都住在Valley（洛杉矶以北的山谷区，天气比较热，房租也较低），以前住遍市区与近郊。”又特地说明她害的皮肤病早已痊愈，言下之意是可以住鲍寓了。

过了十天，二月二十日，她从另一个地方，Nutel Motel, Rm. #210, 1906 W. 3rd. St., Los Angeles写信来催我赶快替她找房子。

可是到了三月十九日，我正在帮她留意房子的时候，她来信说房子她已找到了，地址是“245 So. Reno St., Apt. #9, Los Angeles”，又附了一个电话号码。她说她已签了半年的合同，叫我不必再去为她找房子的事担心。这封信中她已开始提到她的健康情形。

起先我觉得张爱玲这人真怪，为什么一天到晚要搬家？而且搬的都是些汽车旅馆。她说她在躲蚤子，我说我不信，有蚤子，喷喷杀虫剂就完了，不至于要搬家去躲。她强调说那些蚤子产于南美，生命力奇强，非搬家避难不可。我听了还是不信，蚤子就是蚤子，那有什么北美南美之分？

我猜想她是一位从事写作的人，像海明威一样，为了找题材，得亲自体验各种生活。说不定她要写汽车旅馆的生活，因此东奔西跑的搬。

接触多了，我才体会出她是一个从容不迫，凡事顺其自然的人，她的行动多出于直觉，不怎么计划。她这样搬是从她的性格里自然衍生出来的喜好。汽车旅馆一般都设在闹市，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来穿去，没有人认得出她是谁，没有人会去麻烦她，没有家累，没有牵挂，她要搬就搬，要走就走，身无长物，逍遥自在，痛快的很。她这种孤独的形象，超脱的性格，拿得起放得下的气魄，一直在吸引着我，是的，这种人我得多见识见识！

我自年事渐长后，越来越觉得在芸芸众生中，要坚持信念为自己的生活而生活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对像张爱玲这样有卓志孤行的人，产生由衷的敬佩，愿意为她做一些能做的事情。因此每次在她有事找我的时候，我总是抱着热心负责的态度，这点我想她也早已体会到了。

自一九八四年八月到这时（一九八八年三月），前后约三年半的时间，张爱玲一直过着迁徙流离的汽车旅馆生活，可能因为是搬家太频繁了，生活不安，饮食无节，从信中可以看出她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了，不能再继续那独来独往的流浪生涯，而想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何况她已经六十八岁了，在心理上也希望能找人谈谈，并帮一点忙。

在那段流浪的日子里，她把随身带的东西都丢光了，连各种重要证件也都没有保住！这情况后来带给她很大的不便，也促成我一个帮忙她的机会。

做了张爱玲的房东——安定下来

我自来美以后，一直都在建筑的领域里学习、工作和发展。一九七五年以来，我在洛杉矶设计并施工造了许多房子。当张爱玲住的Reno St.合同期满时，正巧我在Lake St.造的具八十一单位的公寓，于一九八八年底完工要出租，里面有单人房，什么都是全新的，很合张爱玲的心意，她看了之后，马上就搬进去了。在搬家之前，她特地关照我不要把她的行踪告诉别人，而我也听说有人曾去破坏她尽力维护的宁静生活，我当时义不容辞地满口答应要照她的意思办事。

我请Lake St.公寓经理石先生在她迁入之后，注意几件事：一是不要她出具“申请房子的收入证件”，二是不要告诉任何人有关她搬进来的事，另外万一她有什么需要或急事，也请尽快通知我。

就这样我做了张爱玲的房东。这公寓的地址是：433 S. Lake St., Apt. #322, Los Angeles。从此之后，我没有把她的住处，告诉过任何人。

我再三问搬家要不要人帮忙，张爱玲总是说不必，找计程车就可以了。起初以为她不欢迎别人去触动她的东西，后来才知道她丢东西的程度，远超乎我想象之外！她如此能看得破，做得彻底，除了有超脱的人生观外，还得要有相当坚定的意志和决心才行。

摔坏了肩骨——日益弱化的健康

一九八九年初的一天，公寓经理石先生说张爱玲的手臂给摔坏了，用布包起来像个球！我大吃一惊，马上打电话去问怎么回事，她在电话里仍和往常一样用缓慢平和而沉着的口吻回答说：“坐公车不小心摔了一跤，”又说：“没有什么，多躺躺，再用水冲冲就好了，不必担心。”

同年七月中旬，她来信告诉我她的肩骨已经好了，不用开刀。信里也提到打算买医疗保险的事，要我代她物色适当的保险公司。

骨头摔破是很痛苦的，她就这么一个人静静地挺了过来，如果换一个人，一定会闹得鸡飞狗跳、全家不宁。唔，张爱玲这人，是好样儿的！我心里如此地称赞着。

张爱玲这时说她的眼睛、牙齿、皮肤都有毛病，得要看医生，不过这些事，她照旧不要我帮忙。

石先生也曾告诉我说她变瘦了，气色也不好，我又打电话去问她要些什么，当下她又婉拒了，不过对我的善意，她倒是很感激的。

她在三楼住的那房间，离电梯太远，每次进出，她都用靠街的楼梯，这时她在信中表示提东西爬那楼梯已经不太方便了。

为了不打搅她，我除了在多年前吃罚单那天敲过她的房门外，以后从未上过门。虽然我为了公寓的事常去找石先生，但也很少见到她。有一次看到她的背影，浑身洋溢着中国文人特有的清秀气，……这次我注意到她在戴假发，而那双浴室拖鞋还是留在她的脚上！

她平常和不认识和不亲近的人交谈，都是用英语，石先生是北平人，大概是公事上来往要保持距离的缘故吧。对他她也用英语。可是我却一直没有听她说过英语，连英文词汇都不带一点。虽然她在上海待过，但她的口音却是近乎北方人的。

再搬家——最后一次

张爱玲每次要我帮忙找地方住的时候，条件大同小异，我把它们列在下面，由这些要求可以揣测到她的生活环境的大致情况。

1. 单人房（小的最好）

2. 有浴室

3. 有冰箱（没有也行）

4. 没炉灶

5. 没家具（有也行）

6. 房子相当新，没虫

7. 除了海边（避虫蚁）之外，市区、郊区也行

8. 附近要有公车

9. 不怕吵（有噪音、车声、飞机声最好）

张爱玲告诉我说她搬家是为了避蚤子，她说她那里的蚤子产于南美，生命力奇强，什么地方都钻！还在冰箱里的保温层中藏着，因此她把头发理了，衣服也丢了，东西也甩了，还到处躲，只有住没家具的新房子才忍受得了。

我想她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而且心里充满幻想，不善也不喜去处理生活中的麻烦琐事，当初是不是因为汽车旅馆简便，没有厨房，不会联想到冰箱？而每天又有人进房打扫，比较干净，如此蚤子就待不住了？如今要搬回公寓住，当然是越新越好，蚤子来不及跑进去。

如果把皮肤敏感和蚤子不加联系，怕虫倒是张爱玲的天性，只是怕如此程度确实罕见。

张爱玲极其不喜家务，为了省事，住房越小越好。她不怎么烧饭，有没有炉灶，也无所谓。

她又有一个习惯，要在四周有声音的环境里住，什么汽车声、飞机声、机器声都可以，不仅如此，她说她在房间里，没事还把电视打开，而且声量调得很高，“把电话铃声都盖住了，”（她没有收音机，也没有录影机）不过她在讲电视的时候，我从没有听到背后有电视机的声音。

一九九一年，因地点关系，我在Lake St.的那栋公寓住进了许多中美移民，素质较差，三年新的房子，已经被弄的很脏了，有人养了猫，引来许多蟑螂虫蚁。于是在那年四月，张爱玲来信要搬家。她愿意付九百块左右的房租，当时我住在加州大学附近，居民知识程度高些，环境好多了，于是建议在我家附近找房子。

非不得已她是不会麻烦我的，找公寓也不例外。我先在离家不远的公寓区兜了几转，抄了些地址给她，然后她坐计程车自己去勘察，满意了才决定。

七月初她由我介绍找到了位于10911 Rochester Ave., #206, Los Angeles的公寓，和伊朗房东签了约后，她就搬了进去。那时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是她最后一次搬家，回想起来，不胜唏嘘！

像往常一样她拒绝了我的建议去帮她搬家，她也没有找别人。这家公寓她在世时我还没去过！

搬了家后两个星期，那伊朗房东打电话来告诉我说张爱玲忘了钥匙，有好几次把自己锁在门外，要房东帮忙开门，又抱怨浴室设备不好，找房东修理，事情多得很，问我张爱玲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问题？我回答说以前我当她房东的时候一点问题也没有，按时交房租，安静得很，请放心。

张爱玲力气并不大，提不了太重的东西，虽然她搬的地方很多，如果同属一区，就相距不远，而且都近公共汽车路线。后来我循她的老地址去照相，用不了太多的时间，就都照完了。

她跑银行、买东西、上邮局，都是在沿公共汽车的路上，以前住Hollywood时，就沿Sunset大道而行，住Westwood时就多半按Wilshire大道而行了。

如果寄东西或电传信件，包括照相（就是那张带金日成去世新闻的），她都在离家附近走路可达的店里办妥的，要看医生买药，比较远，不得已，她就雇计程车。

她搬了这么多地方，为了通信，却只用了两个信箱号码，就是P.O.Box #36467和#36D89，她每月才去取一次信，时间也不固定，大大的信箱，塞得满满的，有时候堆得太多了，又去得少，招来邮政当局的批评。

另外一个信箱，位在1626 N. Wilcox, #645, Hollywood，是个私人办的信箱店，张爱玲在汽车旅馆跳着住的时候，她就用这家信箱店，旁边紧邻着一家旅社。这信箱的地址，给我一个错觉，以为她有一阵子还在公寓里住呢。

在Rochester Ave.公寓内的信箱上，张爱玲用了一个越南名字Phong，她说同公寓的中国房客太多，怕被发现，引来无聊的麻烦。她向伊朗房东解释换名字的理由很妙：“因为有许多亲戚想找我借钱，谣言说我发了财。而Phong又是我祖母的名字，在中国很普遍，不会引起注意。”

第二次见面

和伊朗房东签约的当儿，是我开车陪张爱玲一起去的。

下午两点，她要我到Lake St.的公寓去接她，我本想在抵达后到办公室去打电话通知她，不料她早已在大门口等着，我车子还没全停，她已快步迎了上来。数年不见，她已苍老了许多。不过行动还很便捷。

在车上我们交换了对洛杉矶的一般印象，我也问候了她的健康情况，她说她有些小毛病可以自己解决，最大的苦恼是牙齿，不管怎么医，总是不见好。言谈中我注意到她的牙齿真的有点走样了。连嘴唇都受了影响。

她提到三毛，说她怎么自杀了，言下甚不以为然。我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因为我没有看过三毛的作品。

多年来我们通了多次的电话，她又常来信，因此她对我的态度，非常自然，也说些家常话，她需要帮忙的地方，我就理所当然地承受下来。上面提到她在搬来搬去的时候，把一切证明文件都丢光了，现在要租房签约，没有财务证件是不行的，这回我不再是房东，这证明不能免掉，自然得用我的经济担保，来代她租房子。

那公寓经理，是伊朗房东的女儿，名叫A NAZY EFRAIM，长得很漂亮，张爱玲问我她的眉毛好不好看，我忸怩地没作正面的答复。那天张爱玲仍旧戴假发，黑里带白的，穿的是近黄色的衣服，不怎么显眼，唯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双浴室拖鞋，还是拖着没丢。

前面提到张爱玲对我说话都是用中文，我从没有听她说过英语，唯有这次和那房东女儿签约时她得说英语，她的用词造句和我常用的很不一样，丰富而多姿，令我自叹弗如。真是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办理身份证

一九九一年五月，张爱玲为了多种原因要再申请她丢掉的美国公民身份证，她原来的身份证在旅馆被偷掉了，她在申请表上写着：

“Missing from luggage at Hotel Howard, 1738 Whitly St. after weekly cleaning, Next Day the maid unlocked my door for no reason & withdrew at once, seeing I was not out, evidently looking for more.”

七月搬家前她在申请单上填我的地址作为她的永久通信处，我对此当然没有任何异议，自此以后，在她的心目中，我这里就算是可靠的联络站了。之后她如向政府申请什么，所需来往信件，也有些是经我转交的。

办好了公民身份证以后，她继续办理联邦医药保险、老人福利卡、图书馆借书证等等。

回想过去，张爱玲在汽车旅馆搬家流浪的时日里，她就感到在附近要有一个固定的联络人的需要，她在一九八四年还没有见到我之前给我的短信里说：“万一需要的话”，就含有这个意思。

Los Angeles的暴动和地震

闲话家常

张爱玲以前住的那些汽车旅馆，包括我造的Lake St.公寓，区域、环境都不好，夹住着许多黑人及墨西哥人，治安常有问题，而她又经常要搭公共汽车，对一个单身女子来说，更不安全，这点顾虑，她一直不在乎，可是一九九二年洛杉矶发生的暴动，就蔓延到她以前住的区域附近，她因此特地打电话来谢谢我，说她现在住的地方很好，没有被波及，说我还选择得对，算是我的功劳。

每次通电话，我们常常顺便聊聊天，她思路清晰，反应敏捷，举一反三，和她谈天，有如行云流水，非常顺畅自然。

她说我讨了日本太太，一定“罗曼蒂克得要命！”对我住的玻璃房子，躺在床上，还可以看星星月亮太阳，大加赞赏。

有次打电话没有接通，收到她的信后才知道生了病，我和太太买了一张慰问卡寄去，没有回音，过了好一阵她才来信谢谢，措词很动人，当时我想，张爱玲是真懂感情的人，她不轻易表示，可是记得住。可惜我把那封信给丢了，想起来很后悔。

有一次她无意地提到她喜欢吃鸡饼（chicken pie），省事又好吃。隔些时我又提起这件事，她听了一怔，我解释着说她的话我都记得，她说她的记忆力也很好！后来我才晓得大概什么文章叙述过这个，她对我所说的消息来源有怀疑，因此感到意外。

她很喜欢睡觉，“没事总躺着”，由此我说自己也常常睡懒觉，并且述及睡觉时飘飘欲仙的妙处，她听了连声称是。

在和我的言谈中，她很少提到她的过去，偶然谈到时也没带留恋的意思。有一次我要去上海，曾打电话告诉她，她似乎沉入回忆中地说了一句：“恍如隔世！”之后她就没有再提上海了。

她从没有向我提过她的作品，如果不是张爱玲这名字和文学有关联外，在她的谈吐里我觉不出她是专门写文章的人，她有修养的气质和平易近人的态度，令我感到她是一位诚恳和蔼明智的朋友。

论及中国文化，张爱玲有她独特的看法，说中国文化受西藏影响很大，当时我曾表示我不清楚，在我受的传统教育里，还没听过有此一说。

我又提到旧小说里的才子都是娘娘腔，一点没有男人味，不知道为什么，能被大众接受。她同意我的批评，而且引用了欧洲一位文学家的批评话来做注解。

她常常看电视消遣，有次她问我有没有看Simpson案的审判，我说没有，她说那是社会上的电视连续剧，是侦探故事，很有趣，她一直在看。

她怕蚤子，我说完全是心理作用，她开始不同意，我又说我的皮肤也经常发痒，原因是皮下脂肪太少，抗菌力不够，加上洛杉矶的气候，少雨而近沙漠，很干燥，什么样的过敏症都有，她有些心动了，于是要我把我的皮肤科医生介绍给她，结果她也去找过这位医生。

她常常提到她的牙齿给她许多痛苦，我说我的牙齿也有毛病，但没有像她说的那么痛苦，原因是我舍得拔，毛病不能在我的嘴里留下来。她听了自言自语地道：“身外之物还丢得不够彻底！”

一九九四年大地震之后，我马上打电话给她，没有接通，又写了封信去，然后才接了电话，说地震对她影响不大，只掉了厨房里的灯罩。她经常不接电话，我有时打去，没人接，急了，先写封信去，再通电话。如果她要找我，则比较容易，打来就是了。如果她写信来，知道我会打电话去，她就在电话边等，白天半夜都可以打得通。她打电话给我的时间多半在晚上。

位于10911 Rochester Ave.,Los Angeles的公寓

张爱玲在此度过她的 最后四年，直至1995年去世

寄来了遗书

在办理各种证件的期间，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七日，张爱玲寄来了一封信，信中附着一份遗书，一看之下我心里觉得这人真怪，好好的给我遗书干什么！也不讲些忌讳。当时我从来没见过遗书的样子，因为我自己都还没立过遗书。

遗书中提到Stephen. C. & Mae Soong(宋淇)，我并不认识，信中也没有说明他们夫妇的联络处，仅说如果我不肯当执行人，可以让她另请他人。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子虚乌有，张爱玲不是好好的么？我母亲比她大得多，一点事也没有，算了，这不能把它当回事看，因此我把这封信摆在一边，没有答复她。

可是在张爱玲来说，我不回音，就等于是默认，后来我们从未再提这件事，我几乎把它忘了。

回想起来，如果我当时知道后来在执行遗嘱上有如此多的麻烦，至少会打电话和她讨论下。

顺便提一下，以前已写信都用“式同先生”称呼我，自此之后就直接称我“式同”了，在电话上，她早已叫我“式同”而不用“林先生”这样的称呼。

想搬到Las Vegas去

最后的来信和电话

又是好久没有听到张爱玲的消息了，想必一切都好。有年过节，庄信正在电话上问及张爱玲的近况，我说不知道，打了电话没人接，因为没有特别事情，我没有再写信，怕去打搅她。

另一个原因，自一九九二年初至一九九三年底，我为了事业常常不在洛杉矶，离开前我曾写信告诉她如有什么事可以找我太太，不过她从没有当我不在的时候找过她。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七日，她来了一封长信，并附来The Arizona Republic及Las Vegas Review的剪报，又要我替她找房子搬家了。信中说那伊朗房东在找她麻烦，要她雇人清扫房子，吵得她已吃不消了。

接到信时我又吃了一惊，什么？又要搬家？而且要搬到那么远的赌城Las Vegas去！太远了一点吧？这下子我可鞭长莫及了。张爱玲这人怎么老是翻出这些奇奇怪怪的念头来，跑到那些沙漠中间，光是一个人，日子怎么过？

我立即打电话去，问她在Las Vegas及Phoenix有没有熟人，她回答说没有，我说那不行，不能去，没人照应怎么可以，然后她说要找新房子，我告诉她近来美国不景气，尤其在洛杉矶，很少有人造新房子，会很难找，不过我得试试，过一些时再和她联络。反正她的租约要到七月底才到期，还有一段时间，可以慢慢地找，请她不必担心。

过了两个星期后，我列了一份公寓招租表，打电话请她像往常一样先自己去探探。她问是不是新的，我说不是，不过还干净，她说不行，一定要新的，我说我再试试。两天之后，我还没有来得及找，她打电话来说那伊朗房东又不赶她了，要她再住下去。

在这通电话里她说以前害得皮肤病又发作了，而且很厉害，衣服都不能穿，整天照紫外线医，要用太阳灯，因为如此，常常伤风，得了病拖了好久也不见好，我建议她去买墨西哥人穿的斗篷衣，一块布上只有一个洞，套在身上方便省事，她听了不置可否。她说话时语调一如往常平静，没有使我觉出有什么不对来。

我又谈及我在研究美工玻璃，叫她猜是什么样的，她说不知道，要我拿给她看，但不要我送，因为累赘没地方摆。她又说如果用玻璃做首饰一定很漂亮，我说已经有很多人在做了，而且技术一直在翻新，我们又谈了一些家常，她高高兴兴地挂了电话。

忽然我记起她在电话里说她忘了以前住的Lake St.的公寓门牌号码，她和伊朗房东再签约时要用，我当时一下记不起来，查到后马上打电话告诉她，她对我这么快就回了电话，颇觉突兀。

这居然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余音袅袅，到现在还不敢信以为真

张爱玲最后一张照片，摄于1994年

噩耗传来

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中午十二点多，我回家正想再看当天还没看完的报纸，十二点三十分，张爱玲的公寓经理，租房时见过的那位伊朗房东的女儿，突然打电话来说：“你是我知道的唯一认识张爱玲的人，所以我打电话给你，我想张爱玲已经去世了！”

“什么，我不信！不久前我才和她讲过话。”我说。

“我已叫了急救车，他们快来了。”她说。

“我马上过来。”我说。

“不不！……急救车……我想他们已在大门口了。”她说。

我突然记起遗书的事，马上喊了一声：“我有遗书！”

“好！”她回答说。电话马上给挂断了。

我坐立不安，百感交集，这怎么可能？她的音容，和十多年来的交往……一下子统统跳了出来！

半点多钟后，电话又来了，一个男音说：“这是L.A.P.D(洛杉矶警察局)，你是林先生吗？张女士已经去世了，我们在这儿调查一下，请你等二十分钟以后再打电话来，我们在她的房间里，你有这儿的电话号码。”

警察局要证实我与张爱玲的熟悉的，不然不会有她的电话号码。等我打回去的时候，那男警察要我在家等候他们的通知。

我千头万绪，心乱如麻，拼命地在家里找遗书，那遗书被我塞到哪里去了呢？还没有弄清楚，电话又来了，这回是个女音说：“请你今天通知殡仪馆和法医联络。” “今天？”我茫然的问，为什么那样急？我正在捉摸，“是的，今天！”她说，这时已经是星期五下午快两点了，我脑子还没转过来，她又丢给了我一个法医的电话号码。

我哪里认识什么殡仪馆，慌了，打电话问问朋友，中国人的或外国人的？意见反而多了……突然想起为我弟弟安葬的殡仪馆，风景宜人，办事简洁，那不是很好么？马上拨了过去，把法医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回答是：“我们知道。”原来他们之间早有职业上的来往，处理这类事物他们是熟悉的。我同时约好明天早上十一点半到他们的办公室去，商谈殡殓事宜。

我得要找人谈谈，这种事我一辈子都还没碰到过。找庄信正吧，他是介绍人，和他商量商量，加上他多年来每次和我通话，都询及张爱玲的起居，我想这回他得出点主意，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大事，他一定会关心的。打过去时，他不在家，留话请他打回来。要命！我匆匆没有想到纽约的时差，还在拼命地找庄信正。

他一定在上班，糟了！我没有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什么人会知道呢？对了，我以前在他家见过张信生，她可能知道。

幸亏我平常有存档的习惯，在租房档案薄里找到遗书后，又打电话找到了张信生，她也不知道庄信正的电话号码，不过她了解情况后，立即要我把遗书电传过去，我为了要证明我的话不假，不假思索地把遗书传了过去。

快三点时，那女警察来电要我到张爱玲的住所去，她们在房间里等我。要我把遗书也一起带去。我马上出发，这时才庆幸我当初建议张爱玲搬到我家附近住。不到十分钟，我已到了张爱玲的公寓门外。

我一跨出电梯，迎面看到两位警察，“你就是林式同先生？”那女警察问。

当我点头证实之后，那男警察（Office C. Smith）就迎了上来，先仔细看了遗书，然后查看我的驾驶执照，验明正身之后，我想跟警察到房间里去，那男警察就阻止了我。我就在走廊上等着。

一会女警察拿出一个手提包交给我，里面装满了信封及文件，同时也交给我一串钥匙，说这些是张爱玲的随身重要东西，不要给房东收去。这些场合我就注意到美国警察训练有素，临事有条不紊。

当我在走廊上和警察们交谈时，电梯口出现了两位彪形大汉，说他们是殡仪馆来的人，来取遗体送给法医检验的。他们进房间去了一会出来拿一张纸要我签名，我问这是什么证明，他们说这是证明这遗体就是张爱玲本人的，我说我没有见过遗体怎么可以签，他们问我见过张爱玲本人没有，我说当然见过，于是警察就让我进了房间。

张爱玲是躺在房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去世的，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没有盖任何东西，头朝着房门，脸向外，眼和嘴都闭着，头发很短，手和腿都很自然地平放着。她的遗容很安详，只是出奇的瘦，保暖的日光灯在房东发现时还亮着。

我觉得世上的一切都停住了！

当男警察引导我出房门的时候，我还没有清醒过来！

殡仪馆的人说看情形张爱玲已去世三四天了，我茫然地签了名，拿着手提包就离开了。

我好久说不出话来。

回来后才知道庄信正去了香港，他要到星期一晚上才得回纽约家中。联络上张信生约好第二天（九月九日）一起去Rose Hills殡仪馆的时候，已是晚上七八点了。我又想找张错谈谈，他是我多年前的挚友，是文学界的人，一定知道张爱玲在写作方面的活动，他那天晚上也不在家。

一夜翻来覆去没有睡。

也完全不知道新闻界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而我又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因此在头两天里，我表现得杂乱无章，手足无措，办事没有经过周详的考虑，有负张爱玲所托，很是对不起她。

把骨灰送到海上

第二天是星期六（九月九日），一早在台湾的朋友洪健益先生电传一份剪报，张爱玲去世的消息和遗书内容，赫然大幅地被登了出来！

稍后和张错通了电话，简报了一下情况后，他马上建议成立少数人的治丧小组，我觉得这很合不事张扬的原则，立即同意了，我们决定在星期二晚上待我和庄信正在头天（星期一）晚上回家商量后，大家见面商讨如何办理治丧事宜，并如何统一对外发布新闻。

早上十一点半，我和张信生到Rose Hills殡仪馆商谈丧事手续和费用方面的事。殡仪馆的办事员说张爱玲的遗体在头天下午已经进了殡仪馆的冷冻库，离手续完成后再火化还有几天之隔为了不耽误时间，当下我就申请了在法律手续上必须的死亡证。也在火化授权书上签了名。

下午回家后，我再向张错报告了一下早上去殡仪馆商谈的内容，也把遗书电传给他研究，请他先计划一下星期二晚上见面时的讨论内容。然后打电话给张爱玲的房东注意门户，以防有人用不正当的办法进去乱翻东西。到这时候我还没有机会注意房间里面的情形。

从九日去过Rose Hills殡仪馆之后，我几乎每天打电话和那里的办事人Eberle先生询问申请火化的进度，我还预先付清所有殡仪馆的费用以打通手续上的障碍。

殡仪馆在收到张爱玲的遗体后，立即向洛杉矶县政府有关部门申请火化许可，在得到许可后遗体立即于九月十九日按遗志火化，前后除手续必须外没有任何耽搁。火化时亦按遗志不举行任何仪式，照殡仪馆惯例也没有旁观的必要。

十一日（星期一）晚和庄信正通过电话后，我们决定一切按遗嘱办理，不举行葬礼，这建议和张错在十二日晚所表示的意见不谋而合。

至此我们治丧小组的成员为：林式同、张错、张信生，及在纽约的庄信正。而以张错为对外新闻发言人。

遗嘱吩咐骨灰撒在空旷的地方，按加州法律只能撒到离岸三里外的海里，我向安排船只的Borden太太说最好把出海的日期定在星期六，大家都可以按时出席，她说九月三十日有船，于是我们定于该日举行海葬仪式，这天正巧是张爱玲的七十五岁冥诞，大家觉得很有意义。

九月三十日我和担任录影的朋友张绍迁在清早七点钟从家里出发，当时晨雾未散，路上车辆稀少，本来要一小时的路程，我们却早到了十五分钟。

八点整，殡仪馆开门，我到办公室取到张爱玲的骨灰盒，这是一个一英尺高十英寸直径的木质圆桶，桶底扣着一片金属盖，用两个螺旋钉钉着，上面贴着张爱玲的名字，我恭恭敬敬地捧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十多年来常常写信、聊天的朋友，现在就在我手里了！心里混杂着似实似虚，亦哀亦怅的不安感。

半个多小时后我们两人在San Pedro的预定地点——中国餐馆“亚细亚村”——和大家会面。因为这地方我早一天曾去勘察过，于是我们很顺利地准时到达。

当天（九月十三日）风和日丽，治丧小组除在纽约的庄信正因太远不能赶来外，其他三位成员：林式同、张错、张信生，都出席参加。除此之外，我们还请了三位朋友做摄影工作，把全部过程都记录下来。许媛翔照相，张绍迁和高全之录影。我们也准备了红白二色的玫瑰和康乃馨。张错、张信生分别撰写了祭文。

九点整，我们大家和船长Jim McCampbell在Ports O’Call Village的第七十七号泊位会面，然后上船出发，这船可容二十人，开在水面上相当平稳。

我们把张爱玲的骨灰盒放在船头正中预设的木架上，然后绕以鲜花，衬托着迎面而来的碧空，拂袖的微风，真有超世出尘之感。

此时晴天无云，波平浪静，海鸥阵阵，机声隆隆，大家心情哀肃，陪伴张爱玲走在她的最后一程路上。

半小时后到达目的地，船长把引擎关掉，船就静静地漂在水上，于是我们大家向盛张爱玲的骨灰盒行三鞠躬礼，念祭文，然后在船长示意下开始撒灰。当我向船长要来螺丝起子，想打开骨灰盒的金属底盖时，船身摇晃得厉害，靠着张错的帮忙，我才打开骨灰包，又按船长的指示，走向左边下风处，在低于船舷的高度，开始慢慢地撒灰。当时汽笛长鸣，伴着隐隐的潮声，灰白色的骨灰，随风飘到深蓝的海上。

在专心撒灰的同时，其他同行各人，把带来的鲜花，也伴着撒向海里。此际海天一色，白浪飘飘，我的心情随张爱玲的骨灰，飞向遥远水天之间。

举行海葬仪式后，大家在一家咖啡店小坐，治丧小组任务圆满完成，至此宣布解散。在整个治丧过程中，治丧小组成员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发布新闻，安排海葬仪式，撰写祭文，拍照录影等等。他们的热心帮忙，具体地表示了他们对张爱玲的崇敬。

大事已了，回家后如释重负，浑身觉得特别轻松。可是心里自此留下了不可磨灭、时隐时现的空虚。我将把这位超凡脱俗的奇女气，和我的这一段友谊，深深地藏在记忆里。

海葬任务完成后全体出席人员在船坞合影，自左至右；许媛翔、张错、林式同、张绍迁、张信生、高全之

收拾房间

在清理张爱玲的房间之前，我曾顾虑到那是女士的寝室，有些东西整理起来可能不太方便，于是我请了在台湾教过的女学生朱谜来帮忙，她在图书馆做事，心很细，一定会胜任的。

打电话给朱谜，她正好在星期三（九月十三日）那天有假，我们约定早上一齐去清理房间。

正对着电梯口，一条笔直的走道，四面没有窗，灰灰的日光灯，整天亮着。到了尽头，靠左边，就是张爱玲住的房间。

一打开门，房里弥漫着沉郁的空气，我很快的把所有的窗户打开，这是注意到对街没有窗，不会有人看得到这边的情形。

我非常惊讶地感到所有东西都好像在哪儿见过，她在购买时所作的选择，居然和我的差不多。奇怪！

地上摆着许多纸袋，包着不同的东西，门旁靠墙放着那一张窄窄的行军床，上面还铺着张爱玲去世时躺的那床蓝灰色的毯子，床前地上放着电视机、落地灯、日光灯，唯一的一张折叠床倚在东墙靠近门的地方，厨房里搁着一把棕色的折叠椅，一具折叠梯，这就是全部的家具了。这些东西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轻便好拿，包括电视，她原来有个小的，只有五六寸，大概太小了，看不清楚，搬家后买了一个新的，大一点，有十几寸，也不重。

张爱玲买了大量的灯泡，因为她怕黑怕冷清，电灯电视一天到晚开着，这习惯她曾经和我谈起过，“有时还借电视声音催眠。”

对门朝北的床前，堆着一叠纸盒，就是写字台，张爱玲坐在这堆纸盒前面的地毯上，做她的书写工作。她打稿不用一般的写字纸，在旧信封上、买菜单上、收据上、报纸上，都有她的字迹。

墙上没有挂任何东西，连一张日历也没有，真可算是家徒四壁了。

张爱玲的房内除了她自己的作品和定期杂志外没有书，和我想象中的一般作家不同，也没有任何参考书，有的英文报，是从报摊上买的。由台湾经航空每日寄来的联合报，是她每月一次到信箱去取来的，其中有许多都还留在封套里没有看。她喜欢看英文侦探小说，看完就丢，所剩的两三本翻得都破烂了，她还订侦探杂志。房里到处摆着许多赠阅的皇冠和联合文学。

房间里凌乱不堪，伊朗房东逼张爱玲雇人帮忙清扫厨房和浴室，打扫完了张爱玲还是不满意，说她不能忍受他们留下的那层清洁粉，她要自己来做，一动手就“掉了一层皮”，结果房里还是没清理，确实不干净，尤其是浴室，白的浴白都变成灰黑的了。她生前一再抱怨她的浴室设备不好。现在亲眼看到，果然很差！

张爱玲用了无数的纸巾，也无济于事。洗脸盆旁，以及盆旁的药柜里，摆着牙膏牙刷、化妆品、药瓶之类。有一个特点，我没有看到洗脸用的毛巾！大概她怕毛巾用了脏，不好洗，浴用的大毛巾在去世后还留在地下室里的洗衣房架上，可能是体力弱了拿不动，或者是不想多和其他房客和洗衣机打交道，结果她的浴室里堆满了用过丢弃的纸巾。

在这浴室里可以看到既爱干净又嫌家事繁琐的张爱玲，多年来挣扎奋斗的结果。

贮衣室是东西摆得最多的地方，除挂着的衣服外，地上堆满了各色各样的纸袋，衣服大半是搬家以后买的，快四年了，看起来都非常新。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就是她从来不用箱子，什么都是临时现货，一搬家能丢的就丢了。

在房间里，包括去世那天警察给我的手提包内，我没有看到任何首饰，她用的东西都不贵，这和她在《对照记》里的照片很不符合。

她不用普通的女鞋；凉鞋、皮鞋、高跟鞋都没有，唯一常用的是胶底浴用拖鞋，买了好几大包，全是新的，用脏了就丢。

张爱玲不用通常的碗筷，厨房里堆了许多纸碗纸碟及塑胶刀叉，吃剩的电视餐，连盒带刀叉统统塞进纸袋里丢掉，有些买来的金属刀叉也逃不了被丢的命运。她不常煮东西吃，锅子都很干净，不怎么用，还留下些全新的。用得最多的算是那小烤箱了，又破又脏。她也喝浓咖啡、茶，有咖啡壶。

她买了许多罐头食品，也有一大桶冰淇淋，最显眼的，莫过于那四五大包ENSURE营养炼奶了。

她长期服用一种草药，名叫Senna Pods，去世前还煮了一锅，这药是从墨西哥进口的，据说是为了医眼病的。

自从她身体不好之后，常常叫附近超级市场派人送食品。因此订单一大堆，纸袋到处随地摆。凡是她喜欢的东西，她就老是用，怕用完，一买就买一大堆，所有的纸碟、纸巾、拖鞋、假发、营养奶等等，都是如此。

幸亏朱谜来帮忙，而且带了她的父亲来照相，我们用了两天的时间，把房间打扫一净，在九月十八日交还房东。

临终前

张爱玲是因心血管病去世的，按古语可以说是无疾而终。

这诊断是法医说的。从我认识她开始，她就说她的皮肤被跳蚤叮得发痒，好了以后，才开始安定下来住鲍寓。后来她又看了许多医生，大多是皮肤病科的，长期涂用各种药膏，也不见好，最后还用太阳灯紫外线疗法，直到去世。至于牙齿，她定期看医生，也用假牙，不晓得为什么，还是经常喊痛。她也花钱配眼镜，还吃补眼神的药。

每次在电话上，她经常抱怨染上感冒，和得了这样那样的小毛病，说用了各种的药，总不见好。不过她讲的这些都不是大病，没有引起我特别警觉的地方。

我没有料到她会有心脏病！

最后几个月，看样子她的身体情况突然恶化，可能是好久没有吃东西了，或者是吃不下东西，她去世后的遗体，瘦得真是皮包骨了。

她极其不喜欢烧饭煮菜，也不出外上馆子，在家尽吃些罐头或现煮食品，又为了补充营养，她买了不计其数的ENSURE营养奶，喝奶喝坏了肚子，又去看医生，这样生活，身体弱了，没有人照拂，是不能维持的。张爱玲的个性，和她的健康，是有因果关系的。

今年七月底当租约满期时她可能没有料到自己会走得这么快，因此她又多签了两年的续约，为了这订约那伊朗房东还动脑筋想多要些钱，闹得我找律师几乎和那伊朗房东打官司。

去世前她大概也知道自己不行了，就把各种重要证件全部放在手提包内，摆在靠门口的那张折叠桌上，因此警察很容易地发现它而把它交给了我。而我也因此很顺利地办完她所交代的事，不必东翻西翻地找。

就在这个时候，她还是不要人帮忙，一个人就这么泠泠清清地走了！每当我想到这里，为我对她照顾不周，抱着深深的歉意。

遗物处理

张爱玲去世后，各方反应的热烈程度，真是大出我意料之外！心想管理她的遗物，责任可不轻，面前摆着的这些信件手稿和衣物，不小心给什么人拿去，又会大做文章，这样我的罪过，可洗也洗不清了。我特别谨慎，按照遗嘱，把所有东西，全部寄给宋淇夫妇，不得有所遗漏！

我本人从开始到现在，因为不懂文学，一直把张爱玲视为一个值得敬佩的朋友看待，所以当整理遗物时，在好坏取舍上，全凭直觉，和普通朋友没有两样。

张爱玲生前，为了避免搬家累赘，在韩国城租了一个三英尺见方的小仓库，里面放着她以前的英文著作、打字手稿之类的东西，没有任何一点所谓“值钱”的。和她的家居一样，她仍旧不用箱子、盒子，为了她自己提携方便，她把所有的物件用许多手提纸袋装着。在和仓库老板订约签名的时候，她就把我的名字也填了上去。这件事她从未向我提过，直到去世后，我才在那女警察交给我的手提包里，发现那份仓库合同。不然我是进不了那仓库的。

她如此地信任我，我却一无所知！走笔至此，不禁怆然！

我把所有的东西，仓库里的和房间里的，稍事分类，装进纸箱里，以海运寄给在香港的宋淇夫妇。在整理遗物的过程中，除清理房间时请朱谜帮忙外，其余我都没有假手他人，在法律问题上和财务处理上则借重了律师的帮忙。

有些遗物我没有保存下来；譬如厨房用具及食品，房间里的清洁用品，牙膏牙刷等没有纪念性的东西，我就把它丢了。还有在坊间可以买到的，而且从图书馆也借得到的报纸、定期杂志，和通俗侦探小说等等，如果上面没有张爱玲的笔迹，我也没有留下来。

去世时用过的毯子及行军床，因为不干净，也在被丢之列。家具并不多，也不方便寄，就没有打包。

朝东窗前的一堆纸盒，就是张爱玲的写字台，一具折叠梯，可以拿到冰箱上面柜子里的东西。

太阳灯是为了医皮肤病新买的，盒子还在。左下边可以看到联合报的一角。

遗书内容的诠释

在执行遗书的任务时，对丧事的处理方式，大家意见特别多。怎么回事？张爱玲的遗书上不是很清楚的列出她的交代吗？她生前不是一直在避免那些闹哄哄的场面吗？她找我办事，我不能用我自己的意见来改变她的愿望，更何况她所交代的那几点，充分显示了她对人生看法的一贯性。她毕生所作所为所想的精华，就是遗书里列出来的这些，我得按照她的意思执行，不然我会对她不住！

她要马上火葬，不要人看到遗体。自她去世火化，除了房东、警察、我和殡仪馆的执行人员外，没有任何人看过她的遗容，也没有照过相，这点要求我认为已经达到了。

从去世到火葬，除按规定手续需要时间外，没有任何耽误。

她不要葬礼。我们就依她的意思，不管是在火化时或海葬时，都没有举行公开的仪式。

她又要把她的骨灰，撒向空旷无人之处。这遗愿我们也都为她做到了。

最后她要我把她的遗物，包括银行的存款，全部寄给宋淇夫妇。这差事我也由律师协助，顺利完成。

她在遗书上写的几点，我都替她办到了，她如在天有灵，想来也会满意点头称许了。

我所认识的张爱玲

回顾十多年的相识和来往的原因，我一直从未深思过，在这里我想对张爱玲的为人，以我的了解，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也可以做为一个自我的反省和交代吧。

为了使这个总结做得比较客观与完善，在张爱玲去世后，我曾参考了一些她自述的文章，也看了几篇别人叙述她的著作。

1. 高度敏感——“感受”和“接触”的冲突

当我第一次和张爱玲见面的时候，从头到尾她一直在避免那旅馆经理的目光，这个动作一直困惑着我，那两位旅馆经理是东方人，可能就是中国人也说不定，不过看起来普普通通，没有什么显眼的地方，那为什么她要躲避他们呢？她是那旅馆的客人，旅馆经理是不会得罪她的。

接触多了，发现她对人性的感受力，超乎常人，不然不可能写出那么深刻的文章来。既然如此，那么她对日常来往的对象，一定有她的选择，她极力避免那旅馆经理的目光，我想就是不愿和他们寒暄、来往。可是她的个性又是善良的，很怕得罪人，欠人情债，如果见面不理，岂不是不礼貌？所以她就尽量避免那旅馆经理的眼光了。

由这些小动作，可以推断张爱玲对人的态度，在一般情况下是如何的了。

2. 怕麻烦——离群索居

张爱玲的离群索居，是她出自内心的自然要求，在她的心目中，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以及带来的繁文缛节，就是麻烦，而她为解脱麻烦所持的态度，就出自她的不予不欠的自主人生观。

有一回她延误了付钱的时限，有一封催钱的信，数目很小，由我转交给她，她说：“那没有什么，他们就是要钱。”言下颇有不屑之意。她不是有意拖欠的人，只是讨厌处理付账这类日常生活里的琐事，所以总是拖拖拉拉，不想去碰。除此之外，她也不太喜欢和那些“唯利是图”的人打交道。她在信中常述及应该做的事，不是没有开始，就是没有做完，什么事情都是非不得已，不会动手。

在她遗物里的信件中，如果她不喜欢的人写信给她，或是她预感信中会提到有什么不值一看的事，她收到信后连拆都不会拆。稍不如意，轻而易举的拆信动作都不做，那就更不用想要她花精神去应酬听电话了。按她的个性，她不想装电话，她那电话只是为了怕病倒要人帮忙才装的，在住汽车旅馆的时候，如果她不想找人，就没有人用电话可以联络到她。

由此推想一般要去接触她的人，不管是自认为出自如何的善意，对她来说，大概都是可有可无的，总是要她花精力去应付的，有些甚至是给她添麻烦的，遇到这种情况，她就不应门，不接电话，尽量躲，结果和人群拉开的距离。也激起别人的好奇心，她越是躲，大家的兴趣就愈高。她的传说，是一个谜，大家都想一窥究竟。

可是对我来说，她的避世，是她为了保持安静生活很自然的表现。我很尊重她的决定，因此在我们整个交往过程中，我从来没有主动登门去找过她。我每次问她要什么样的协助，总是被婉拒掉了，这非但没有将我对她的热忱泼了冷水，反而使我对这位不欠不求卓立坚决的女士，倍加崇敬。

3. 自得其乐——不受缚于外加的约束

张爱玲和我在电话里闲聊时，她对所谈到的每件事都有浓厚的兴趣，都加上联想，也发表她自己独特的看法，和她说话有时海阔天空，有时微妙细致，大大地增强了我的联想力。有这样生动活泼的想法的人，对生活中各种美好的趣味，是很有鉴赏力的。而这种自我欣赏的境界，用文字表达就足够了，不必借重其他的传达媒介。

张爱玲自己说过，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她很能自得其乐，而且这些喜悦，又都是随时皆在，顺手拈来的。在纯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如果没有她所不喜欢的，在很自然的情绪下，她倒是非常乐意交谈的。有一天和我在电话上谈着谈着，她说了一声：“我很喜欢和你聊天，”我无意地用我在商场上习惯的思维方式回答了一声“为什么？”谈话不久就中断了。我为这句在当时不适当的回答，至今耿耿于心。

虽然张爱玲的作品能叙述大众的感受，但她自己，却不受那七情六欲所束缚。譬如她不太留恋过去的上海。在言谈上，也从不不表示对什么失误有憎恨的意思。对她喜欢的东西，也只是看看而已，没有占有和保留的欲望。她的叙事，总是点到即止，从没有把自己陷在里面。

她的生活方式，是她内在个性的表现，不受外来的规范所左右。一般人被牢牢套住而不自觉的习惯，不管是属于社会上的或道德上的，她都觉得和她的个性格格不入，就认为是打搅她的麻烦，对于这些，她所采取的态度，就是退避三舍，敬而远之。

她甚至要把她自己的骨灰，撒在远离尘世、无人空旷的地方！如此才能自由自在，平静安乐。

4. 成名早——不和人来往的客观条件

从头到尾，在和我的交往中，张爱玲从来不提银钱的事，租房时她只说一个总数就是了。直到处理她身后账务时，我才了解到一些收支情况。

她没有借钱、欠钱，不用信用卡，充分显示她的量入为出不借不欠的独立生活观，只有她住的公寓，因为她不能在签约时预期有什么意外的结果，所以在今年（一九九五）七月底和房东续订了两年的期约，按法律规定要付的房租，也由她少量的银行存款中付掉了。

又由于她成名得早，有固定的收入，可以维持她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换了一个人，要顾及生活，想要隐居，不和人接触，恐怕就不太容易办到。话虽如此说，以她的收入，手头还是很拮据的。

5. 看得破——身外之物，不足道也

张爱玲没有家具，没有珠宝，不置产，不置业，对身外之物，确是看得透、看得薄，也舍得丢，一般注重精神生活的艺术家都有这种倾向，不过就是不及她丢得彻底。看她身后遗物的萧条情形，真是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她不执着，不攀缘，无是非，无贪瞋，这种生活境界，不是看透看破了世事的人，是办不到的。

6. 爱美——入世的态度

张爱玲很会调配自己而自得其乐，譬如在一九九三年五月，她做了一次整容手术，又觉得戴眼镜不适合她的脸型，因此配了隐形眼镜。她也买了好些化妆品，多半是保护皮肤的。

她又喜欢买衣服，各色各样的都有，她花了很多钱去吃药看医生，去掉房租，她所剩的钱就不多了，不然我想她可能会买更多的衣服。

因为怕蚤子钻到头发里，她把头发剪了，以后一直戴假发，最早的假发是全黑的，可能她觉得和年龄不合，后来用的都是黑中带白的了。

她穿的拖鞋是胶底的，可以上街，但是那毛松松的鞋帮，很好看，但不能防雨，又容易脏。她这两样习惯，很特殊，给我的印象最鲜明。

审美观——讨论建筑

当张爱玲向我提到她认为洛杉矶城里只有两栋建筑物够美，其他的就不怎么样；一栋是城中心的煤气大楼（Gas Building），这和我的许多同行看法居然一致，令我惊异不已。那是一栋玻璃高楼，它的美是以材料搭配和比例感来取胜的，的确具有某种独一无二的吸引力。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专业训练，不太可能在洛杉矶地区那么多的建筑物中，单挑这栋煤气大楼为抽象的建筑美的代表。张爱玲对这楼的评语，显示她对形象美的感受力，出自天赋，与众不同。

另外一栋在Beverly Hills，她说不清地址，我也没有印象。

不过她在文章里常用的对颜色的感受，则带有大量的联想作用，她说她对我在Lake St.造的那栋公寓所采用的蓝色特别喜欢，如果不用联想，单一色彩是不怎么会吸引人的。

书本上的叙述

《今生今世》是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胡兰成写的自传，他们结婚时张爱玲才二十三岁，那时她的作品已经走红了。在那本书里有一篇名叫的，专门写作者和张爱玲结识的经过。

张爱玲的自述，发表在《张看》里，写这篇文章时她只有十九岁。

我看了这两篇叙述张爱玲年轻时性格的文章后，好像今年在我眼前的这位年逾古稀的女士，和在纸上浮现的那位妙龄少女，样子和脾气完全没有改变！她这始终如一、外柔内刚、独来独往的个性，是很少有的。

胡兰成说他在五十多年前第一次去见张爱玲时吃了闭门羹，这和我的经历没有两样。

胡兰成又说：“她（张爱玲）的人太大，坐在那里，又幼稚可怜相，……我甚至怕她贫寒，……但她又不能使我当她是作家。”这段形容和我第二次见张爱玲面的时候，她坐在那伊朗房东经理面前的景象，完全一致，真是神来之笔！

五十多年前张爱玲在里说她自己“怕见客，怕上理发店，怕给裁缝试衣裳。”又说她“不会削苹果，不会织绒线。”到今年我也不觉得她对这些家常事物的处理能力，有多大的改进。

今天的张爱玲又早就认为人和人接触时所带来的麻烦，是“咬嚼性的小烦恼”，是跳来跳去的“蚤子”。不可思议的事是：在她十年前第一次给我的电话里，说要搬家的原因，和去世前给我的最后一通电话里，说她旧病按发，都提到蚤子，都和蚤子扯上了关系。

她为这讨厌的小东西，躲了一辈子！

后记和尾声

张爱玲和我，非亲非故，亦非文字之交，见面也不过两次，能维持这么长的来往和博得她如此的信任，除了对生活态度彼此有某方面的认同外，大部分还是要归诸缘分。

如果张爱玲没有预先把遗书写好交给我，她在洛杉矶又无亲无故，按法律他人不能参与丧事，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如果九月八日那天我不在家，公寓经理找不到我，没有人知道张爱玲会有遗嘱，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又如果张爱玲在她搬来搬去时住的一家汽车旅馆去世，那后果真是更不堪设想！

这一切都是缘分。

我个人因为事业的需要，有把文件存档的习惯，不过对一般朋友的来信，我却没有保留。张爱玲和我有多年的来往，她的信，有很多已经不见了，这里所有的是剩下来的，算是聊胜于无吧。

在张爱玲托我转交申请公民身份证的时间，和我在一九九一年最后一次和她会面的时间相距很近，我把那护照照片复印了一张，显示在我记忆中的张爱玲的样子。

我把她住饼的地方，以我知道的照了几张相，也把她平常去的，或常走的街景，照了几张，以做纪念。

在清理张爱玲房间时照的相片，我也包括在这里，并稍作说明。

和张爱玲有关的文件，由我经手的，也影印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