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的清零式终结

2024年7月1日，香港维多利亚港迎来香港回归中国27周年，警方在维港巡逻。(图片来源：PETER PARKSAFP via Getty Images)

他们一个一个消失。不是被枪决、不是被秘密关押、不是像冷战时期的匈牙利异议者那样在夜里被拖走，而是在阳光底下、在按部就班的法律框架里，被一套语言、一种制度，名正言顺地“清零”。今年六月的最后一个周末，香港社会民主连线宣布解散，结束长达十九年的政治生命。一切如同一场审慎又不露痕迹的净空作业，手术刀锋利而干净，血几乎不流。

这不是一场意外，也不是一场战争，这是一场堡程。

2020年6月30日，“港区国安法”落地，香港进入新纪元。不是迈向未来的纪元，而是往过去回溯的纪元－－向一种无民主传统、无制度制衡、无政治宽容的政体回归。社会民主连线的解散，让这段历程画上不会有结局的句点。因为解散的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整套价值体系，一个曾经相信可以在中国统治下维持不同意见、容纳抗争与妥协的幻象。

语言的死亡与制度的丧礼

“清零”是一个充满技术感的词汇，在防疫期间，它代表病毒的彻底清除；而在政治语境里，它是一种更彻底的删除，是将异议从存在的可能性本身移除。在中国治理的术语中，“零容忍”是对“不稳定因素”的回应，是对制度不服从者的终极威胁。“港区国安法”不仅带来法律层面的惩罚，也塑造了语言的惧意，将“自由”、“抗争”、“选举”、“普选”等词汇慢慢变成过时或危险的代名词。

香港人开始知道，说错话不只会失业，更可能失去自由；组织政党不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风险。这场变化来得悄然，却是计算过的－－不是一刀劈下，而是一页一页翻过，直到人们发现，书已经写完，他们的名字不在其中。

社民连：一种理想的告别式

社会民主连线不是香港最大的政党，却是一个最难被驯化的政党。它代表街头政治、社会运动、底层抗争的精神。它从未想做主流，也从未想迎合权力。它的存在，是一种持续的叛逆，一种制度内部的噪声。也正因如此，它成为最后一批被“处理”的对象。当其他政党选择转型、沉默或自保时，社民连仍站在街头举牌、在法院外声援政治犯、在议会被赶出场。它的存在像一根刺，提醒香港这个城市曾经是活的，曾经允许不同的声音、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梦。

如今，这根刺被拔除。

主席陈宝莹说：“这是没办法之下的唯一选择。”她无需解释太多，所有人都懂：国安法不需要用力，它的力量来自于“看不见”。不需审判、不需声讨，它让每个人自己评估风险，自行沉默。于是，社民连告别的，不只是组织形式，而是一整种政治伦理－－相信能为社会发声，相信政治是参与，不只是服从。

泛民的黄昏与中港未来

从2019年“反送中”运动高潮，到2020年国安法上路，再到2021年香港立法会“完善选举制度”彻底铲除反对派席次，短短几年，香港完成了“软性政变”。这不是由坦克开进立法会完成的改变，而是由一份法律、几起起诉、几次选举改革，稳稳定定地“清零”整个泛民政治生态系。从香港众志、民主动力、民阵、支联会、到今天的社民连，这一串串解散名单，是时代的哀歌，是信仰的坟场。

而这一切，不会有纪念日。也不会有铜像。只有一个个空洞的党部、一张张过时的选举海报、几段渐渐消失的纪录片片段。这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中断。

转型的幻觉与终结的现实

北京政府及其在港代理人会说：这是必要的稳定，是为了未来的发展，是要让香港“去政治化”以聚焦经济。但一个无法自由辩论的城市，能有什么样的未来？当每个人说话都要先确认“这是否安全”，这样的社会已不再是开放的公共空间，而是训练有素的剧场，每句台词都在监督下排练完成。

许多人以为，香港的转型会带来“更中国化的香港”；但事实是，它带来的是“无香港的中国”。那个具有历史厚度、市民意识、法治传统、新闻自由的香港，在这场政治工程中，被一层层剥离，剩下的只是空壳－－仍有高楼、仍有金融活动、仍有消费能力，但再无公共论述的广场，再无对制度的想像力。

为何我们仍然要记得？

有些人会说，既然香港已无退路，那就应该接受现实，与新的政治秩序共处。这种说法听起来理性，但实际上是对历史的背叛。忘记社民连，不会让香港更稳定；遗忘民主党，不会让中国更强大。这些政党的存在与消失，不只是香港内部的问题，而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整个华人世界如何理解政治、参与社会，以及如何面对权力的暴力与诱惑。

每一个在极权底下的社会，都需要记忆。记住那些不合时宜的名字，那些曾在困境中选择坚持的人，记住他们不是为了胜利，而是为了不让我们习惯投降。社民连的解散，是历史的伤口，我们无法治愈，但我们能选择不让它结痂。

台湾的当下，是香港的前车

台湾人不该冷眼旁观。当香港的民主被逐步清零，台湾也正面临另一场政治想像的挑战反对党仿照中共治理模式，攻击制度、瘫痪国会、以“民意”之名行反民主之实。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而是一种治理学的输出。当中共不再只输出经济利益，而是输出统治逻辑时，台湾应该看清，那些在香港发生的“制度性死亡”，迟早会被某些人视为可复制的模板。

当立法院中有人可以无视程序与民意，任意否决预算、操弄舆论，当媒体不再追问真相而是制造声浪，我们正在悄悄地走向“港区式治理”。民主不是一个坐标，而是一种持续行动。今天我们悼念香港，不是为了哀悼一个地区的命运，而是为了警惕自己的未来。

总结：有些政党虽死犹生

社民连已解散，但它不会从历史中抹去。它代表一种难以被归类的政治，一种不肯让步的伦理，一种相信小人物也有发言权的固执信念。在这个世界日益服从权力、追求效率、排斥异议的年代，社民连的灭亡像一场静默的暴风雨，洗去一座城市曾经的灵魂。

也许几十年后，香港会再度开放；也许社民连的名字会在历史课本中出现。但不论未来如何，我们都要记住：曾经有人不愿妥协，即使知道输的机率极高。这样的人，这样的政党，不该只是新闻里一则逝去的纪录，而应是我们继续坚持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