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六四抗命军长徐勤先司机刘建国揭秘六四开枪秘史（上）

2025年5月27日，刘建国在多伦多六四论坛上回忆六四历史。

“我是一个军人，如果我不说，可能没有人会知道真相。”刘建国，1989年六四事件中唯一抗命的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的司机兼警卫，亲历了徐勤先拒绝执行镇压命令的历史时刻。刘建国因一份作战计划丢失而遭长期打压，2017年10月带家人流亡美国。六四事件影响了刘建国的人生轨迹，他表示，六四屠城造成大量伤亡，但中共至今不承认屠杀。六四36周年前夕，刘建国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参加纪念活动。他从军人的角度披露了更多有关六四的内幕。本文将上下两部分详细记录他口述的这段被埋藏了36年的历史。（刘的原话稍做编辑，便于理解）

据刘建国回忆，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反对武力镇压，于5月17日在北京军区会议上表示：“口头命令我无法执行，需要书面命令。”他随后返回医院，称“宁肯杀头也不能做历史的罪人”。徐勤先因此被软禁，最终被捕、开除党籍并在秦城监狱服刑。刘建国透露，尽管徐勤先抗命，38军最终仍参与镇压，七名军首长带领“棒子队”进军天安门，向中央表态。执行命令的军官后获升职，而徐勤先受到迫害。

一、徐勤先抗命与个人抉择——六四前的关键时刻（1989年5月 戒严令发布前后）

刘建国讲述了1989年5月戒严令发布前后，自己作为徐勤先司机的亲身经历。他详细讲述了徐勤先因病住院并拒绝执行戒严命令的经过，以及自己如何在这一关键时刻被召回部队，面临个人抉择。他的叙述揭示了军队内部的紧张气氛和徐勤先抗命事件的敏感性。

徐勤先住院与抗命

北京军区第三十八集团军徐勤先军长（视频截图）

刘建国回忆，1989年5月，徐勤先因病住进301医院：“他那一段时间正好是因病住院治疗，我忘了什么病。因为我就是司机，也不管那么多事，我就是开车，负责把他送到地方就行。”

当戒严令发布后，徐勤先被软禁在301医院：“军长被软禁在301，总政治部保卫部告诉我‘小伙子，首长现在这不需要人了，你可以回部队了’。我给排长打电话汇报，他怕我情绪受影响，说要不安静一下，在招待所住一晚上，完了再回，还得开150公里。”徐勤先的抗命事件让刘建国的职务突然中断，他需要独自驾车返回河北的38集团军驻地。那一次也许就是刘建国和徐勤先的诀别，从那以后，两人再没见过面。

刘建国提到，徐勤先抗命的消息并未公开宣布：“他当时也没有说宣布军长如何如何，只是说总部首长决定，你继续留在301医院治疗，部队由其他人带，只是这个就完事了，没有给他定任何的结论。”他补充说：“我们军里头都知道，军长不愿意干这个事，他说这个事不对，不能让部队去对付老百姓。”

他还提到了一个细节：“军长住院的时候，有好几个人去看他，我也不知道他们谈了啥，我就在外头等着。”这表明徐勤先住院期间似乎仍有高层人士与他接触。

戒严令发布后的部队动态

刘建国回忆，戒严令让军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但作为司机的他因军长被软禁而暂时“无事可做”。“一说戒严，这一下我没事做了。”

他提到部队车队进京的过程：“河北大学的学生，好像多数都是女生，就把驾驶员大门和办公区的大门，就围一个圆形往大门前边一堵，就不让你出去。前门被堵的严严实实，那车队从后门停车场，那连着一片菜地，掉头就走了，就奔北京去了。

他还提到军队内部的紧张气氛：“部队那几天乱哄哄的，好多人都不知道要干啥，上面就说准备好，随时听命令。有个参谋跟我聊天，说小刘啊，这回的事不好干啊，咱们当兵的哪能去对付老百姓啊。”

个人抉择与生活安排

徐勤先被软禁后，刘建国突然获得了难得的自由时间：“我就是属于是没事了，就一下子就轻松了。”他利用这段时间处理个人事务：“我的未婚妻，原先是我们军的一个战友，当时她就在北京，那我就说正好有时间了，赶快结婚吧，就赶紧领证去，64以后我们就领了证。”

他提到利用军车特权为家人运送物资：“我那个时候呢就是有特权的，要了点米啊油啊，我说晚上我就回一趟北京，给他们送过去，怕家里缺东西。”他还补充说：“我那车是军长的车，油都是公家出的，我开着车跑一趟也没人管。”

刘建国还提到了一个小插曲：“我那时候还想着，完了这回没事了，我得赶紧把家里的事弄好，怕以后再没时间。我未婚妻那时候跟我说，小刘啊，你别管那么多了，赶紧把证领了，咱们踏踏实实过日子。”

对徐勤先抗命的个人感受

刘建国对徐勤先的抗命行为有自己的看法：“军长那个人啊，平时看着挺严肃的，但是他心里头有数，他不愿意让部队去干这种事。”他回忆徐勤先曾说过的话：“他说，咱们当兵的，是保家卫国的，不是去对付老百姓的。”这句话让刘建国印象深刻，也影响了他对六四事件的看法。

他提到自己当时的复杂情绪：“我那时候年轻，也不太懂政治，但是我知道军长这么干，肯定是有风险的，我就想，他这么大的官都敢顶，我一个小兵算啥啊。”

二、六四当晚的混乱-亲历街头冲突与逃亡（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

刘建国详细描述了1989年6月3日晚他驾驶军车返回北京时遭遇的街头冲突，亲眼目睹了群众与军队的激烈对峙，以及他在混乱中的逃亡经历。他的叙述生动还原了六四事件当晚北京街头的紧张气氛，展现了普通军人在历史事件中的挣扎与人性。

返回北京的危险之旅

6月3日晚，他驾车返回北京。“那时候没有高速，我在107国道，到了六里桥附近，看到好多军人。我当时有在军里有特权，所以我说我也要一个车证，就俩字戒严，我的车等于就是畅通无阻的。”

然而，他很快发现当晚的情况异常：“那天晚上有行动，军队肯定知道，但是没传达，我就不知道，要我知道那天晚上有行动，我肯定就不去了，因为毕竟是个人用车，车出事了，我没法交代。”

在木樨地桥附近，他遭遇了民众设置的路障：“好多那个隔离堆，正常走的路就给堵死了。我赶紧逆行，从逆行就冲上去了，上去以后我就赶紧知道不对劲，从那一出去就困南园机场，我就赶快往外围走了，不能往城里再走了。”

“好多群众、学生，年轻的多一点，全都围上了，我一过去，他们都围着我（的车）。我就逐渐减速，到跟前我停了。”他试图伪装成北京人以化解危机：“我尽量的模仿北京腔，我是东北人，口音挺明显的，我说我回家。我一加油就跑了，他们没防备，我就走了。”

街头冲突的混乱场景

他表示，当晚群众的抗议行动完全都是自发的，“都上路去围追堵截，我被追的跟兔子似的。”他提到群众的愤怒情绪：“咱们看过好多电影，说抗日电影里的群众怎么怎么的，那天就觉得中国人民被发动起来了。”

他描述了木樨地桥的路障场景：“到了那个木樨地桥的时候，好多隔离堆全都被扔在路上。”在南苑机场敖近，他再次被围：“前面又一帮人拿着红旗把那个路全给堵了，我一加油蹭就冲过去了，我的汗都刷刷的往下下。我开的是轿车，特别显眼，群众要知道你是军车，肯定堵你，于是我把车牌卸了，翻过来背面冲外，远处看不清。”

刘建国坦言自己在当晚感到异常恐惧：“我那时候就想着，赶紧跑，保住命要紧，车坏了没事，命没了可就完了。我那时候才25岁，哪见过这阵仗啊，平时开车都是风风光光的，谁想到会碰到这种事。”

最终，他连夜开回河北大兴：“连夜把车就开回去了，到了大兴我才松了一口气，心想这太吓人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腿都是软的。”

刘建国对当晚民众的自发行为有深刻印象：“那个老太太，也没什么文化，都上来去围军车，就跟当兵的说，孩子你不能这样啊，你妈妈怎么着怎么着的。我看到一个学生拿大喇叭喊，‘当兵的，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你们不能对老百姓动手啊！’我听着心里也不是滋味。老百姓也都是追求着一种公平公正，都希望社会能进入良好的一种运行状态。”

他回忆了一个细节：“有个战友后来跟我说，那天晚上他也在车队里，差点被群众给围了，吓得他都不敢开车了。”

（未完待续）下集将聚焦“谁开的第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