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着尾巴做人我如何从统战对象变成边缘人

香港政治评论家林保华（图片来源:?公用领域 维基百科）

统战与边缘人近日成为热门话题，我在中国生活廿一年期间，这两种人都当过。

一九五五年我从印尼回中国就学，我在印尼读的中学是中共地下党在控制，所以中学时期满脑子都是中共的大外宣，第一年进北京华侨补习学校，就积极申请加入共青团。校长正好是我在印尼读初中的杨校长（后来才知他是地下党员），因他是爸妈的朋友，加上我的学习成绩不错，所以我罕见的第二年就获准入团。相信杨校长（文革时被斗得很惨）当时给我做了历史清白清楚的证明，所以一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我就出任系学生会副主席，显然是要培养我。其实自求学以来，我在班上向来是年纪最小，性格内向，从没当过班级工作，能力有限。但一切“服从组织分配”，党要我做什么都不许讨价还价。

一九五六年国庆，学生参加游行，我们则当纠察、当标兵，就是成十路纵队，站在路间作区隔。散场后，天安门广场前的少年先锋队员涌到城楼下举花束喊万岁，我们就站在后面保护他们。

一九五七年五月初，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中国访问，在中山公园办游园晚会，我们被派去当纠察，列队站在公园大门两边，我站最靠近门口，一辆轿车开到门口，车门一开，一条右腿伸出来，接着整个人出来，一看竟是毛泽东，我看着他从面前一两米处走进公园。晚上公园张灯结彩，我们进公园当纠察，看着领导人周恩来及舞伴等贵宾，双双对对一路跳过去。表姐读清华，说毛泽东在他们那一区跳舞。这是当年我身为统战对象最感光荣的时刻。

就在此时，中国展开整风运动，动员每个人要发言、写大字报，我来中国不到两年，哪有什么意见好写？但身为学生会干部，要带头，于是连我四个同学合组来写，用词故意刻薄以吸引人，其中一个同学起笔写着，孙悟空飞到人民大会堂的上空，看见下面一片黑雾，就写不下去。谁知一个月后，运动转变成反右，我们四个人登时成为反党小集团（没有一个党员）被指有组织、有纲领向党猖狂进攻，一直被追究孙悟空后面为什么没有写下去，四个人被轮流批斗了一两个月之久。回家乡，叔叔说统购统销吃不饱，我都不敢写，只在小组会上说。

定性时，四人有两人被归类右派，我下笔很小心，被归为“中右”，“免于处分”的处分，但也成为边缘人了，党拉一拉我就是人民，党推一推我就是敌人。那年国庆游行我不能当标兵，学生会职务也被降级。此后每有运动或下乡劳动，我都拼命自我检讨与保证，免得又被推成敌人。为此，我写回印尼家的信以及家人的来信，都给党支部书记过目，证明我的清白。这样“夹着尾巴做人”，总算挨过大学生活。当年的其中一个右派，廿多年前透过亲戚，上网找到我，相约在香港见，他哭诉毕业后的遭遇，然后我们约定不再联络，以免悲剧重演。工作期间的边缘人情况，容后再说。